斯蒂芬·茨威格：在悲剧与痛苦中发掘高尚的人性

1926年11月9日，高尔基在给茨威格的信中写道：

“您小说中的人物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您使他们比我耳闻目睹的那些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

的确，茨威格在文学创作中，一直热切地探索着人性问题，他的小说充满了追求生存、爱情生活与牺牲精神的思想基调。

01 展现人们执着的生存欲，反思人存在的价值

在茨威格的笔下，生活既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有时物质上满足了人的生存的需要，甚至于阔绰，但精神上严重贫乏；有时精神上满足了，而物质上却匮乏，使人无以为生。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不断地而且是不顾一切地生活下去，并且要在不好不坏的环境中是自己生活得到充实、更愉快，满足生存的欲望。

正因如此，就有了《奇妙之夜》中的男爵弗利特里希，他是上流社会人物，36岁继承了父母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年轻、富有、英俊而又淡于功名，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左右逢源。他自己说：

“我把一切阻力排除于我的生活之外，而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我的生机萎缩了。”

因而他的思想也麻木了，追求越来越少，内心的惰性、心灵的死亡，使日子过得千篇一律，然而他又不甘心这种死亡，不甘心青春的流逝。这样就决定了他有机会对求生的警醒。

在赛马场上，他无意地侮辱了一个老人，取得了一张奖券，并且意外地中了奖。正是这个“抢来”的奖，唤醒了他沉睡的道德意识——他为了求得道德上的自我谅解，企图在再购奖券时输掉，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失败热情。

不料第二次他又中奖了，这样男爵手中拿着的已不再是奖金了，而是肮脏与死亡的良心，这就为男爵的自我觉醒打下了基础。

首先，他意识到这笔钱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一个人做人的起码标准；其次，这笔钱是不名誉的，与他的贵族身份不合。因此，他必须挥霍掉才能得到良好的安慰。

他把钱给妓女、扫街的、赶车的、乞讨的，在这种疯狂的举动中，他明显地感到他所代表的贵族是那么舒适惬意，而且贪得无厌，而下层人的生活却困苦不堪。在这种对比中，他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活着，他自己也活着：

“我从来不曾，就是生平最亢奋的时刻也不曾这样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东西都切切实实地存在着。它们生活着，我生活着，并且它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生活，正是这种伟大的、强有力的生活，怎样快意地去感受也不过分的生活，是只有爱才能去理解，只有献身精神才能去理解的。”

这样他所意识到的实际上是生存的意识，是活下去的意识，是精神和肉体都强健而旺盛地活下去的意识。他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只是为了他精神的不断追求的复苏，只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振奋一些。

既然道德意识也只不过是使人生活更尽兴致，那么人的生存意识、生存欲望与动物的生存意识与欲望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他感到快乐。因此，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人的身上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而且男爵把他的举动看成一种爱与献身的精神，这不道德的手段得到的钱，又靠荒诞的行为来买得良心的安慰，所以最终不能不陷入一种不可解的、不可理喻的思想矛盾中：

“我活着，在当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力量推动下生活着。这种力量把我推向哪里，是推向一个新的深渊，陷进别人所谓的邪恶，还是使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我不管。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我相信，一个把他一生的遭遇当做是一项秘密的那样生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在真正的生活。”

茨威格为我们寻觅出来的答案就是：

生活就是生活，没有道德，没有罪恶，没有善良，不关感情和理智，人活下去就是道理，道德和良心只不过是活下去的一种推动力而已。

这实际上表明，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是相同意义的。这样，人在生活中认识自己，也就只能是在生活中认识到这种动物性的自然存在价值，执着的生存欲望，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形式持续的意识表现而已。

执着的生存欲，活着就只是活着，是茨威格笔下人物活动的出发点，是最高的人性，如果一个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这就是一曲人性自我抹杀的悲剧。

《旧书商门德尔》就是这样一曲悲剧的代表，主人公门德尔的存在，已不复是人的存在，只是图书目录的化身而已，茨威格说他是：

“除了书籍以外，对世上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一无所知，人世间的一切现象对他来说，只有把他们变成铅字，然后组成书本，才实际存在，仿佛这样才超脱了凡俗一般。然而他读书也并非为了书中的内容，并非为了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或事实，只有书名、定价、规格、封面对他才有吸引力。”

尽管门德尔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任何意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给他带来了不幸，因为一张寄往敌国催书的名信片而身陷囹圄，后释放出来，又遭到靠在1919年搞面粉和黄油投机买卖发了财的咖啡馆新老板弗罗里安·吉尔特纳的虐待，被赶出咖啡馆，最后可怜地死去。

作者对这一惨死者寄予了很深的同情：同情他为成千成万的图书目录而丧失了生存能力，对生活的变化完全失去了应变能力，他不能对生活作出任何反抗，他只能成为生活的乞食者，永远寄人篱下。

这样弱小的生命的存在都不能从战争中免遭灾患，可见战争是何等不道德与灭绝人性。

在小说中，茨威格常用变异了的或者本来已失去了人性的生命的毁灭，去控诉战争，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共鸣。

《看不见的收藏》中的老林务官，双眼失明了，全部的生存信念就在那一册荡然无存的画册里。而“我”之所以不去揭穿这个秘密，就因为同情这个生命的存在，尽管这个生命的存在已毫无意义，已成为他人生存的累赘，但他仍有旺盛的生存意念与欲望，“我”就不能打破这个梦幻。

唯有让一切生命生存下去才是最高的人性，尽管这个世界再也容不下这种完全失去了抗争奋斗能力的生命，可见作者是把生命存在当成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高的人性的表现。

用本来已失去存在意义了的生命的毁灭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尽管能获得很大成功，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种生命的毁灭是无可避免的，不足以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

另一篇被人称为茨威格小说压卷之作的《象棋的故事》则大大不同。

这篇小说写的是有正常理智，有旺盛的生存欲望，有强大的生存的拚搏能力的B博士，为了保守皇室财产的秘密，遭到纳粹分子的逮捕，关在与世隔绝的“大都会饭店”的故事。

B博士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他的悲剧是当时整个社会生活历史的悲剧，他身上的人性、智力与情感一点点地被夺去。但B博士这种有真正价值的生命在其毁灭过程中，依然通过象棋来反抗，坚持“自主”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他所呈现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拓展了生命的张力。

B博士灵魂深处忠诚、勇敢、谦虚、快乐、轻松，即便他被纳粹折磨成精神偏执狂，我们看到了一个被歪曲、是非不分、惨无人道的历史社会现实，因而更加突出B博士人性中追求精神自由的伟大人物形象。

02 在痛苦的爱情中发掘人性中的高尚情感

茨威格笔下的主人公都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但他们不是只以活下去为唯一目的，他们的生活有着对爱情的渴望，满足了爱情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但他笔下的爱情却是用痛苦灌注而成的，他希望在痛苦中显示爱的伟大，在爱中享受爱的痛苦，在痛苦中表现人对爱情的执着，挖掘人性中的高尚情感。

比如《夜色朦胧》中一个叫波普的少年，为他的三个表姐中的某个所爱，他疑心是玛尔哥特，所以一心爱上了玛尔哥特，可是后来他发现是伊丽莎白一心一意在爱他：

“他在他生活的某一瞬间已经把爱人和为人所爱这两种感觉如此充分地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再没有什么欲望促使他去寻找那么早就已经落到他手里的东西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颤抖不已的双手惊惶失措地直往后缩。”

这里的描写简直是爱的狂热，如果说波普在这场疯狂的爱中，感到了幸福的话，那么唯一的幸福就是，他先前对玛尔哥特狂热的爱的崇拜、痛苦的景仰；而在知晓爱上他的是伊丽莎白后，则是无尽的痛苦，不能不说这种爱是残酷而凶狠的。

这种爱的疯狂举动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对爱情的渴望是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生存高于一切，爱情的获得当然天经地义。

实现爱欲，几乎成了茨威格小说主人公行动的动机，也是行动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孜孜以求，表现出一种比求生更执着的力量。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一个13岁的小女孩对著名作家一见钟情，尔后默默地爱着他，直到最后悄然死去，在这陌生女人身上，作者倾注了那种对女人罕见的温存与超人的同情。

如果把《夜色朦胧》所表现的爱比喻成暴君般的专制蛮横残酷，那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所表现的爱则是温驯柔和善良，两者都是奇妙而近于“荒唐”的。

两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只是由于爱欲的激发，一个是火山爆发式地猛烈地满足，一个是柔丝软絮般的追求，虽然同样是对爱的执着，但并不能把这种毫无保留的爱简单地归结于爱欲，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性的表现。

在一定意义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的就是一个最纯粹的爱情的悲剧故事，陌生女人为爱付出与牺牲，只因爱情无关其他，这分明是一种现代女性的爱情宣言：

在爱情里“陌生女人”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她是积极自主地选择去爱，并不乞求什么，所以她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失去自我（事实也如此，陌生女人一直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即便生活的不如意），她的身上闪耀着高尚、圣洁的精神光芒。

这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爱情观”吗？不妨看看这封信的开头几句吧：

“只有当我死了，你才应当知晓我的秘密。我若还得活下去，就会撕了这封信，继续保持沉默，正如我之前一直是沉默的。一旦你手中握着这封信，你就知道，这是一位死者在向你讲述其生事。”

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曾给了我无限的惆怅与感动。

茨威格笔下的爱情如同泛滥的情欲，五花八门，无人不有：老头可以被小姑娘撩拨得情火中烧，男性老教授痴迷于男学生的情感故事，已婚妇女可以当另外男子的情人，男的可以随意同其他女人厮混……

茨威格总希望从这些很糟糕与不幸的事情中，发掘事情本身不幸的特质，并以此表现人类哪怕是一点一滴的高尚情感。

03 主人公们都有着以牺牲精神为内核的人性

茨威格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表现出对高尚人性的追求的特点，他们为自己的某一不道德行为表示深深的悔恨，为自己的某一过失损害了他人而内疚。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使他人完全幸福，为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贵精神，这也就是高尔基在信中所说的比“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的精神所在。

茨威格小说以牺牲精神为内核的人性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同情弱者，并且为弱者作出牺牲，如果不能做到这点，那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爱与同情》中写一个骑兵少尉因没有满足一个瘫痪少女的爱情而深深悔罪的故事，最后的结论是：

“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却。”

少尉的悔罪就是因为没有牺牲自己的幸福，因为生活中的弱者更需要人们的爱抚，他们比正常人的求生能力低，每得到一种爱抚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弱小不是罪过，只是由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造成的不幸，他们同样有生存下去的权力，也同样有享受正常人的幸福的要求，小说是以良心的自我谴责来表现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的。

在茨威格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本来的生活中的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

陌生的女人，是生活的弱者，可是却为大作家牺牲了一切，这是一种丝毫不要报酬的牺牲，这种牺牲精神就在于人性的伟大，而不在于这种牺牲所产生的后果或是原因。

其次，反战争、反侵略、反对一切危害生命的举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和罗曼·罗兰等作家、知识分子一道，激烈地抗议民族间的杀戮，要求民族间的和睦，茨威格曾发出誓言：

“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

在他的作品《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中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在《桎梏》中他捕捉住一个现实性十分强烈的题材：民族间的和睦、博爱的思想如何粉碎了“义务”的桎梏——去屠杀别的民族的义务；在《象棋的故事》里则揭露了法西斯势力对人的精神摧残。

再次，人性还表现在家庭的伦理道德方面：父母爱子女，夫妻相亲相爱，这是天理，而如果违反这些原则，子女不敬父母，夫妻互相嫉恨，都是丧失人性的。

《一颗心的沦亡》中所罗门松老人即是人性灭亡的悲剧的代表。他为妻子和女儿带来了财富，而最后却只是受到她们的厌恶。在所罗门松老人的悲剧中，茨威格展示了人们都只贪婪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伦理道德的丑恶嘴脸，正是在展示丑恶的中间说明应该有美好的人性存在。

1926年12月9日，茨威格在回给高尔基的信中说的：

“我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绝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

茨威格生活的时代遍布着被战争侵袭的创伤，在那个艺术被毁灭、心灵遭摧残的时代里，茨威格热烈地渴望美，渴望一种丰富、深刻和美的感情活动，以及充满这种感情活动的深邃而高贵的人性。

他所处时代的残暴与虚伪，机械和单调，将他越来越引向人的心灵的世界，他把人性的种子植于笔下人物的灵魂中，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精神图景，给那个荒芜而残酷的世界增添了一些动人的色彩，增添一些人性与人情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