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40年前高考生:曾怀着孩子参加高考 如今成专家学者及行业领袖
高考是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无数人难以忘记的青春记忆。1978年,30岁的梁筝挺着5个月大的身孕走进了考场,怀孕8个月的时候,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1973~1975年间,她在阿荣旗插队,曾三次被推荐上大学,未能如愿。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北京录取通知书截止发放的13天后,招生委员会为她一人加发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通知书,“上大学才圆了我的医生梦”,她说高考改变了她的一生。
1977、78、79级的大学生通常被称为“新三届”。1978年4月,蒋超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拨“老三届”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那年他整整30岁,与班级年龄最小的同学相差11岁。高考恢复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很兴奋。“光我们单位报名高考的就有1000多人,最后只有7人考上”。
“当年高考的总分是400分,我考了320多。我还记得数学卷子最后是一道15分的几何题,由于高三的课程没有读,我只把图式画出来了,最后我得了86分”蒋超笑道。如今,蒋老已退居二线,除了负责《中国水利史典》的编纂之外,他还会参加和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审稿等,去年刚刚完成了专著《郑国渠》一书。
赵志斌,68岁,参加高考的时候28岁,那时的他,已经有一个东北妻子,是一个1岁孩子的父亲。由于农村闭塞,基本没有复习资料,“一个知青点的同学从北京给我邮了几本书,作为参考资料,自己在家里看书、复习,也没有老师指导,自己能看多少是多少”。
赵志斌至今记得当年的试题,“我记得当时的语文作文题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数学题有一道附加题是定积分的,用来考察学生们是不是自学了大学知识”。1979年12月份,赵志斌从学校毕业,由于老婆孩子在农村,也没什么工作,他就先回到农村了。一月份学校给他邮寄了工资,通知他去学校当老师,后来他就留校了。算起来,从1968年下乡到东北,到1993年6月回北京落户,他总共在东北待了25年。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1977年参加高考。当年,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当时想法很单纯,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事这个行业,能符合国家需要”。其实,牛军那时的兴趣是文学评论,掂量之后,他把这个专业放在了第三志愿。出结果时,北大经济要分很高,牛军虽然成绩很不错,还是不幸落榜。
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复校,考分较高的牛军被选中,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的老师也很认真负责。有件事让牛军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发烧了,没去上课,之后老师还特意到我的宿舍,为我补课。”1982年,牛军从人大党史专业毕业,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2001年被调入北大。
贺友进,祖籍浙江镇海,在北京长大。1977年12月,贺友进在北京参加了高考,“我当时才高二,心态比较放松,想着考不上明天还年以再考。”考试结束后不久,他就知道自己落榜了,“我们那届高二学生,就一 个考上的。”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贺友进,如愿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回想40年前的那场考试,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最好的年纪赶上了恢复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