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原子弹的原料“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郴州苏仙区711矿生活区，在鼎盛的时候，有上万职工和家属。组图/卢睿
许家洞车站，曾经有六趟客运火车停靠，如今，已经不再停了。
黄昏，711矿的老人在俱乐部门前聊天，天南海北的口音。
711矿区的铁路专线，铀矿石曾经就从这里运往远方。
711矿办公楼。
711矿冰厂，是矿区人盛夏最凉爽的回忆。
来自四川的侯守臣夫妇。
易胜清在矿区井口，他在矿山工作30多年，成了711矿的历史记录者。
711矿曾经的子弟学校，孩子们课间休息。
火车不停了。
我们站在郴州许家洞站的铁轨旁，看着一辆辆列车呼啸而过。铁路的工作人员见惯了前来怀旧的人们，“快去拍那块站牌吧，过几年就没有了”。这个京广线上的四等小站，在1958年，突然迎来数趟停靠的列车，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从这里下车，进入711矿。
他们在离车站不远的金银寨挖出铀矿石，装载矿石的列车，蒙着一层厚厚的油布，在深夜里开往衡阳272厂加工，然后再运往更远的远方。来到这里的人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挖掘的铀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711矿被称作“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神秘与庄严褪去，却还能清晰看到矿区老人们脸上的骄傲。
许家洞小站，曾是711的入口，如今，已成斑驳历史，曾经的辉煌和荣光，深藏在老人的心里。
找到711的老工人易胜清，就算找到了711历史的入口。他是郴州颇有名气的“笔杆子”，在离开矿区十年之后，思念开始发酵。花甲之年，开始做起微信公众号，“易说不易”，易是姓氏，不易，说的是矿区艰难的历史。公众号引发了711人的怀旧浪潮，矿区的故事和历史，开始向易胜清汇集。
矿区有说不尽的故事，宏大的家国情怀、矿工个人的奉献与奋斗，还有矿区的浪漫爱情……易胜清到矿里转上一圈，能搜集好几期的内容，却也时常感到某种紧迫感，“再过几年，那些老人们不在了，711会慢慢被忘记吧？”
易胜清，是个记录者。记录着矿一代的筚路蓝缕，也记录着矿二代的彷徨茫然，还有矿三代的远走高飞。有辉煌、有落寞。有别人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难以拼凑出711的全貌和全部历史，却总能激起矿区人对特殊年代、火热青春的怀念。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航测队在金银寨发现异常，丢下一包石灰
虽然火车不再停靠，711矿区依旧算得上交通便利。从郴州市区北行30公里，不到半个小时车程就到达许家洞。隔着郴江，已经能望见矿区年代感强烈的红墙老房屋。许家洞镇与矿区曾由一座铁桥连接，矿区人把它称作“友谊桥”，象征着矿区与许家洞镇的情谊。从建矿开始，矿区属于央企，在行政意义上，不属于地方管辖。“友谊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两者的关系。
穿过新修的石桥，是厂矿的生活区，现在叫华湘社区。据说今年年底，社区的管理就要移交地方政府。年代久远的建筑，并没有让人产生疏离感，反倒格外亲切。711矿生活区杂乱而热闹，老人们总是一脸慈祥地打量着外来者，在记忆里仔细搜罗着熟悉的面孔，亲切招呼：“回来了？”他们习惯把陌生的外来者当作归来探亲、寻根的厂矿子弟。
在华湘社区管委会见到易胜清。他刚从郴州市区赶来，一双皮鞋，衬衫夹克，一个公文包，文质彬彬。很难找到早年作为钻探工的印记。
易胜清出生的1958年，7个来自中南矿业公司的年轻人，来到许家洞金银寨，正式筹建411矿（1958年更名为湖南二矿，1964年更名为711矿）。易胜清的父亲是第一批矿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工作讳莫如深，易胜清只知道父亲在郴州挖矿，每个月寄钱回邵阳新宁老家。这让邻居羡慕不已，这是他作为“工二代”最初的骄傲。
易胜清对于那段历史的了解，更多的来源于资料记载和老人们的讲述。
1955年9月9日，中国核工业的先遣队309队第四分队航测队，在郴县许家洞金银寨发现航测异常，从空中丢下了一包石灰。此时，309队第二分队正在郴州宜章一带山区进行精细地面勘探，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测线。
地面勘探，靠的勘探队员的双脚，仪器是“用一火车皮鸡蛋”从苏联换来的伽玛仪，还有一张日本人绘制的地图，后面还跟着持枪的公安警卫。据说，当年有勘探队员还被当地的公社当作特务抓了起来，毕竟，手持奇怪仪器和日本地图，太像做侦察情报工作了。当年10月，二分队勘探队员陈金陵被派往金银寨一带勘探，那年，他19岁。在蹚过一条齐膝深的河流时，伽玛仪突然“嘎嘎”响起来，他还以为是仪器出了故障，等他们快到山顶时，一条长约200米的硅化带，如透明的天然屏障挡住了去路。他们只能沿着悬崖峭壁往上攀爬，耳机里又传来“嘎嘎”声，陈金陵沿着石壁探测了50多米，“嘎嘎”声响个不停。陈金陵激动地举起伽玛仪，兴奋地告诉同行的警卫：“我们发现大异常了。”
他们在黄昏时下了山，第二天，第二分队全体人员在陈金陵的带领下找到了他们发现的异常区域，用石灰画了一个大圆圈，定点。晚上，队长才告知，他们找到的是做原子弹的原料，那群年轻的勘探队员心里，从此多了一个激动却又不能言说的秘密。
次年2月，中南309队10分队进入金银寨，进行普查勘探。1957年6月，10分队向国家第一次提交了金银寨矿床工业储量报告。10月，中南矿业公司筹建411矿，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411-1工程为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缺乏食物，职工们搞“精神会餐”
85岁的地质工程师张桂芝，是在1958年3月接到调往湖南一个保密单位通知的。
张桂芝是辽宁丹东人，1955年本溪钢铁学校黑色金属开采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大吉山钨矿工作。4月初，她就带着行李从江西赶往衡阳中南矿业公司报道。随后，她和姜德林、谢英、苑宝存、熊惠贞、罗淑琴、彭金莲作为筹建411矿的先遣队被派往郴县许家洞金银寨，张桂芝是唯一的未婚女性。多年之后，易胜清给张桂芝取了一个颇为诗意贴切的名字“矿山里的一朵雪莲花”。
先遣队到达时，矿区只有一座篱笆围成的小院，三栋平房和一个厨房。隔壁是湖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二层小楼，足见此处的偏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古语在这里变得格外真切。后来，疟疾防治研究所成了矿区最初的办公楼。夜里格外幽静，除了京广线上疾驰而过的火车，还有山林间野兽的长啸。偶尔在野外遇见毒蛇，成了广东队员难得的美味。
在矿区基建破土动工的同时，已经有大批工人进入矿区。百姓家的土房、自己搭建的帐篷成了工人最初的住所。没有食堂，挖个小土坑烧火做饭，雨天里，工人们撑着雨伞排队买饭……夏天的夜晚，走到河边、水塘边需要咳嗽或者喊上一声，因为经常会撞见洗澡的人。条件过于艰辛，少数人放弃了难得的工人身份，悄然回了乡。
而任务突然变得急迫起来，上级指示，湖南二矿必须提早投入生产。为了争取时间，在设备未运到之前，电石灯照明、钢钎加铁锤打钻、人工推矿车运渣土、自然通风……几乎是最原始的方式，开始了坑道、矿井修建。张桂芝是早期唯一的女技术员，经常需要下井，井下温度高，工人们赤身裸体。张桂芝下井之前，要敲击通往井内的铁管通风报信，工人们听到信号，匆忙穿好衣服。
在张桂芝多年后的回忆里，那段艰辛的岁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浪漫色彩。身体的辛劳很快被忘记，在她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与工人们唱歌、跳舞、排练节目的美好快乐，说起这些几乎让老人热泪盈眶。
黄昏，我们在711矿6处寻访83岁的地质工程师姚文斌，易胜清说他有说不完的故事。邻居指着日落的方向说他散步去了，颇有些“寻隐者不遇”的味道。日落之后，身材高大、戴着帽子的姚文斌拄着拐杖从另外一个方向朝我们走来，远远作揖道歉。每天下午的行走，是这个老地质人多年的生活习惯。“走了6公里，地质人，有一双好腿。”乡音未改，出口依旧是浓重的河南话。
1959年，姚文斌从长沙地质学校毕业，学的是研究铀的专业。毕业以后，他就被分配到这里，先后在地测科、钻探队、野外队工作，他熟悉矿区的每一条坑道。矿区有48条剖面，怎样精准计算施工是个难题，姚文斌创造的“坐标计算法”精确计算出剖面数据，在当时是一种创造。
姚文斌来到矿区，刚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是重点工程，食物同样难以保证。“冬天里，出了井浑身湿透，回到宿舍，点上一盆火，几个人围坐，就讲好吃的。”他们把这称之为“精神会餐”，姚文斌说得最多的是家乡的馒头，母亲做的面。“不管用，越说越饿。”姚文斌笑着说，尽管如此，“精神会餐”依旧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出井，年轻人就呼朋引伴，“走，回家吃大餐去。”还煞有介事地问：“今天吃什么？”
四川人侯守臣，对于筹备期的饥饿印象并不那么深刻，相比于繁重的坑道掘进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饥饿显得没那么重要。侯守臣是抗美援朝的老兵，1959年，四川的五百名战士被秘密派往711，身体强壮的侯守臣是掘进组的一把尖刀。“井下少不了他，经常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侯守臣听力不好，也不善言辞，妻子王淑成迫不及待在一旁补充，她认为丈夫以前给她讲的矿井故事，远比丈夫接受采访时讲得惊险刺激。王淑成是1962年来到矿上的，当时，矿上有人去了四川老家，说是要给她安排工作，她激动地来到这里，却发现是丈夫在井下出了事故，“洞顶掉了一块石头，把他砸到28米的井底去了，昏迷7天7夜”。伤好以后，很快又下了井。
1963年，711矿正式投产，中国第一批铀矿石从许家洞车站秘密运往衡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消息传来，矿区一片欢腾。多年之后，那时候的激动，依然是第一代核工业人脸上的表情。
矿区最后的理发师，坚守57年的理发店
易胜清多年前写过一篇几万字的小说，没有发表，原型来自于家乡的一个女孩，也有自己的折射。“女孩的亲戚让我给他介绍一个矿里的对象，我把她介绍给我一个同事，把女孩带到矿里见了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成功，可能彼此没有对眼吧。”易胜清的小说里，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圆满结局，女孩是否成功成为一个脱离农村的家属工。不过，据易胜清描述，小说的开头，是农村女孩乘坐火车，满心是成为城市人的欣喜，还有火车上到处找厕所的窘境，这也是他成为工人后的心境。
我没能看到易胜清写的小说，可以想见的是，这篇小说在711有普遍的意义，大约会引起大多数矿区妇女的共鸣。她们或者因为爱情，或者只因为一张城市的入场券，与矿工结婚，来到这偏远而又繁华的小镇，共享荣光与骄傲，也品味繁华褪去后的失落。
马路旁的一排排低矮的民房是家属住宅区，墙上写着鲜红的“拆”字，是社区棚改的重点。外来的怀旧者一厢情愿地反对拆迁，认为那是历史，收容着工人们无数个温馨的夜晚，也收藏着妇人孩子无数个担惊受怕的时光。身居其中的人，却早已想逃离，对于他们来说，拆迁的条件是他们唯一担忧的问题。
第一代家属工已经老去，她们不用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有了悠闲时光。黄昏时她们聚集在俱乐部，天南海北的口音，竟然聊得十分愉快。她们聊矿区的往事，也感慨生活的不易。
77岁的邓玉珍很少参加这种聚会，她很忙。忙于理发店的生意，也忙于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邓玉珍是广西柳州人，丈夫和她邻村，大她7岁。“村里人介绍，看他人还老实，就答应了，那时候不知道他在矿区工作，只知道他在医院。”丈夫到哪里，她到哪里，是邓玉珍结婚前跟丈夫的“约法三章”。1960年，邓玉珍跟随丈夫来到711，成为一个“城市人”，她被分配在居委会工作，丈夫是矿医院的药剂师。
“711是个秘密单位，我回柳州，单位开了证明，写的是711，售票员说只有代号，没有单位，没有地址，不卖票给我。”找了几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也一脸茫然。身材瘦小的邓玉珍机智胆子也大，对工作人员说：“耽误了国防的大事，你们负责得起吗？”工作人员悻悻然将票卖给了她。
1962年，为了方便照顾孩子，邓玉珍进了矿上的理发店，“还有个原因是我的爷爷、父亲都是理发的”。或许因为家传，她很快上了手，成了班长，带着三个徒弟，“那时候理发一个月工资18块钱，理发师最多时候有10多个人，大多是女同志”。现在理发店被拆得只剩下10平米的一个小铺面，当年的理发师不知去了哪里，邓玉珍在这里坚守了57年。
“1999年的时候说要拆掉，我坚决不肯，保留下来了。现在要拆迁，怕是保不住了，如果给我提供一个场地继续做，没有场地就算了吧。”邓玉珍闲不住，也舍不得这门手艺，老顾客们同样舍不得这位老师傅。尽管街上已经有几家新式理发店，但是邓玉珍依旧有竞争力，“我不涨价，就是一碗粉的价格，以前四毛五毛，现在五块”。写满历史的椅子、斑驳的铺面，对于矿区的老人来说，那是属于矿区的时光。
矿二代和矿三代：当“家里”没了矿
冰厂的冰棍三五分钱一个，一张盛夏的高温票可以兑换4支白糖冰棍，露天电影院隔三差五地放映电影，俱乐部舞厅有交际舞，也有时髦的霹雳舞，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有医院、澡堂，食堂4毛钱可以吃上两块大肥肉……这些构成了厂矿子弟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但是，当他们成长起来之后，不可避免经历改革的阵痛，或去或留，成了矿二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矿二代的光荣和失落
易胜清不是矿区土生土长的矿二代，他从小生活在新宁农村。1976年，高中毕业的易胜清，已经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他在生产队果园劳作，妹妹老远就喊：“哥哥，爸爸的单位来人了。”他赶回家，才知道矿上来招工了。在县医院体检之后，第二天，他就带着行李跟随着矿上的人上了开往郴州的火车，他的心情大概像他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满是成为工人和城市人的激动。
他被分配到钻探队，住在靠近铁路的单身宿舍，“开始的时候睡不着，后来要听着火车声才睡得香”。钻探队三班倒，每天八个小时，在山上钻探，考察矿区的水文和地质情况。大部分的钻探队员在休息时打牌、看电影、跳舞，易胜清的爱好是看书，“同事们都说，一个工人看书有什么用呢”。那时的易胜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逃离钻探这个职业，以为自己会像父亲一样，与铀矿打一辈子交道。
人心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躁动起来的。1980年开始，矿区停止招工（可以顶职），矿工子弟们只能自谋出路，在外打工。随着711矿矿石储量减少，开采向深部延伸，水大温高，设备老化，成本增加，工人富余。尽管711矿施行“保军转民”，开办钎具场和建材厂等，依旧难以安置富余职工，身边的同事或调离，或下海经商，或下岗，或索性回到乡下。
1988年，矿里要招一名会计，易胜清参加考试，数学不好，落选在意料之中。不过意外收获是，领导表扬了他的语文作文，激发了他深藏多年的写作兴趣，他开始对外投稿。先后在《中国核工业报》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一篇写两个工人在矿区养羊致富的消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他被调入钻探队队部，然后，又被调入工会。矿区成立宣传部，顺理成章地进入宣传部，对于易胜清来说，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梦想。
1994年，711矿停产。2004年，711矿宣布破产。此时，矿区“保军转民”的企业华湘化工似乎让矿区人看到希望，711生活区也改称“华湘社区”。这一年，按照公司政策，易胜清内退，“不过还是上了几年班，2009年才真正退休的”。退休后，易胜清甚至捡拾起年轻时的创业梦想，跟别人合伙开过一家文化公司，却很快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现在偶尔有人找他写东西，他却从来不谈价钱，“有点不好意思”。矿区几十年，他与市场有些格格不入。
“矿二代”黄阳平被同事们归为脑子活的那一类人，说起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事们感叹黄阳平如果在当年走出去，应该大有一番作为，黄阳平不置可否。
1984年，永州新田的黄阳平顶了父亲的职，进入已经在走下坡路的711，做消防员。成为工人的骄傲很快就被市场冲淡，“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的工资只有100块，附近打零工的都可以搞个两三百”。1991年，他去过一趟海南，他发现海南酒店的保安都有600块钱一个月，他动摇过，但是在略显寒酸的铁饭碗和市场之间，他选择了更稳定的铁饭碗。
黄阳平过两年退休，孩子明年大学毕业，前几年在郴州市区买了一套安置房，他觉得很满足。
矿三代早已离开矿区，星散全国各地
我们在邓玉珍的理发店，遇到的摄影爱好者游庆泳，是个土生土长的厂矿子弟。
作为一个摄影者，他对矿区最为深刻的画面是矿井挖矿的工人，“赤身裸体，前面两个人打风钻，后面一个人用水管淋浇，地层里是50多度的温泉，不浇冷水，人受不了”。怀旧和生活是两码事，游庆泳痴迷的井下工人工作画面，是他曾经极度想要逃离的生活。1980年，他顶职进入矿区，第一份工作就是打风钻，“在矿井里，没有灯光的时候，能够看到铀发出的微光”。在脱离矿井多年之后，他习惯用艺术的眼光来审视过往的生活。“实在太辛苦了。”在矿井待了两年之后，他决意离开，离开矿井，也离开矿区。他找了个在医院上班的朋友开了张病假条，请了假，开始专心学习。1984年，他考上大学。毕业后，游庆泳成了一名中学老师，他现在最大愿望是尽早退休，能够扛着相机行走天涯。
他的母亲依旧住在矿区的老屋里，他想把母亲接到城里，“她不愿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游庆泳几乎每周都回来这里，拍些照片。这几年，矿区的变化尤其快，每次回来，都有建筑物被拆掉，旁边高楼拔地而起，无论他如何用相机努力记录，也留不住童年时的711。
上海人吴丽娟，有着上海人特有的经商头脑。1974年，吴丽娟招工进入矿区食堂。在“军改民”的那段时间里，矿里的女人们也开始寻找出路，从广州进毛线，加工成毛衣，再卖到广州。厂里打毛衣的人多，吴丽娟做起了上游生意——卖毛线，往来于广州与郴州之间。那时，厂里对这种自主谋生格外宽容，她可以打卡之后忙自己的生意。当初给吴丽娟当帮手的好友英子下了岗，比吴丽娟更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据说后来发了财，生意做到了郴州和耒阳。
出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矿三代们，早已离开矿区，星散全国各地，但是总会在节假日里归来，这座苍老的厂矿瞬间便会热闹起来，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保留的矿井口，距离生活区有五六公里的路程，易胜清上一次来几乎迷了路。在矿井退役治理后，矿井外的井架和其他建筑都被拆除，周边被填埋种上草木，草木很快淹没了遗迹，也淹没了那段辉煌而隐秘的历史。矿井口用的是两道不锈钢大门，用锁锁着。巨大的铁质管道从井里延伸出来，“别碰，很烫的”，易胜清提醒。生活区如今的自来水来自矿井里的温泉，我们惊叹于他们“天天泡温泉”的幸福生活，当地的居民却在为夏天水太烫烦恼不已。滚烫的温泉，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岁月。
2015年，华湘化工厂宣布破产，年底华湘社区的管理权将移交地方政府，这就意味着，60多年的厂矿体制画上句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真正融入这片土地。新的生活开始了。
撰文/潇湘晨记者唐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