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老先生回忆童年玩伴 为傅斯年纪念馆题馆名

我曾问：“您六岁离开官庄，以后大概回过几次老家？”季先生答：“次数有限，数得出来，我去德国留学之前，三次，我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三次都是奔丧；留学回来，实际是我六十岁以后，回去过五六次。”季先生解释：“我带着老伴德华、儿子季承、孙儿季泓和孙女季清一起回去在官庄过了六十二岁的生日。

那年头不能大张旗鼓，私下悄悄过，谁也没告诉。”季先生提到儿子季承，口吻随便自然，至少没有使我感到异样。我接着问：“见到小时候的朋友了吗？”季先生答：“见到杨狗，那时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杨继发。杨狗和我同岁，有老婆，没孩子。晚景不算好，我帮过他，八十多岁死了，生病躺在床上抽烟，不小心起火烧死的。

哑巴小的爸爸也来了，他不会说，居然能听，我问他多大了？他用手比划：八十三。”季羡林和杨狗，绝对是鲁迅和闰土的现代版。小时候整天在一起玩，一起疯，长大了，一个得叔父资助，进城念书，成了大学问家，一个没人帮忙，继续在泥里滚，土里爬，老实巴交，一字不识。据此，笔者禁不住扼腕长叹：在穷乡僻壤，蓬户瓮牖，埋没了多少未能走出的季羡林！

又问：“您小时候有个老师叫马景恭，教您认识了一些字，我不奇怪您认字，我奇怪的是，隔了这么多年，五六岁时的启蒙老师，您怎么还记得他的名字？”季先生说：“其他什么都忘了，老师的名字一弹就跳出来，这就叫师恩难忘吧。”我说：“去年我去聊城，参观过傅斯年的纪念馆，馆名是您题的。”

季先生笑笑：“我的字不好的啦，平常不愿意示人。傅家是聊城大族，傅斯年的祖上，叫傅以渐的，是清朝的第一位状元，当过宰相。1946年，我从欧洲回到国内，傅斯年是北大的代校长，我持陈寅恪的推荐信到南京找他，承他拍板，这才进了北大。傅斯年说北大有规矩，从国外留学回来，不管得了什么学位，只能先从副教授做起。

后来在北平北大本院，他陪我去见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一路上不断给我做工作，生怕我思想准备不足。其实，我能进北大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有奢望。”季羡林进北大，持的是陈寅恪的推荐信，1995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到这段往事，他写道：“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

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季羡林说的这个谜，并不难解，答案就可以从他的这番自述里寻找。

季羡林为自己能进北大感到庆幸，他感谢胡适之、汤用彤，尤其是陈寅恪，但是这儿，他遗漏了一个关键角色：傅斯年。中国人是讲究关系的。季羡林归国之前为什么要向陈寅恪求援？一，在清华听过陈寅恪的课，算得是广义上的弟子。二，陈寅恪和季羡林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是柏林大学的同窗，正正宗宗的师叔，不找他，找谁！

同理，陈寅恪为什么把季羡林介绍给北大而不是清华？这也是看关系，清华当时的掌门人是梅贻琦，在教育界声望卓著，他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蜚声士林，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向梅贻琦推荐季羡林，是顺理成章。

但是陈寅恪没有这么做，转而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北大当时的代校长、实际上的掌门人就是傅斯年，陈寅恪如此转手，表明他跟傅斯年的关系更近。陈寅恪跟傅斯年怎么个近法？首先，他俩是柏林大学的同学。这一点，季羡林恐怕不知道，他僻居哥廷根，对早他十几二十年的留德前辈，不甚了了。

再者，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姻亲，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如此拐弯抹角，出身寒微的季羡林，是摸不着北的（2008年11月11日，当面跟季老探讨，季老同意我的考证，说他的确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