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许知远 在最近一年里至少哭过两次

▲去年春天，许知远开始做访谈节目《十三邀》。今年9月，他和马东在该节目中的对谈引起网络热议。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黄钰钦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那是九月的一个下午。

风波已经过去一阵子了，许知远正在录新一期的《十三邀》，和一个诗人聊蒙古是怎么征服世界的，但聊着聊着，那种受到伤害的感觉，突然笼罩了他。

他说自己迟钝、慢热，但这种感觉还是让他“非常不舒服。”

八月末九月初，许知远和马东对谈的那期《十三邀》引起热议。随后，他与女星俞飞鸿的对谈也被翻了出来，有媒体这样拟了标题《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这代中国老男人们有多丑陋？》

好多人在微信上把文章转给他，他看了题目，没有点进去。

去年春天，许知远开始做这样一档访谈节目，去和他感兴趣的人聊天，“呈现这个时代人们如何思考、如何成长、如何挣脱他们的困境。”

今年夏天，他采访张艾嘉，俩人聊完了，走在上海的街道上，他给张艾嘉吐实话：你觉得咱俩聊这个天聊得好吗？张艾嘉说，我不喜欢采访，干嘛要说这些话。许知远很开心：我也是！这段对话，最后成了片子的开头。

他把自己的愤怒、困惑、好奇抛给对方，所有的谈话中，都有回避、尴尬、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不打算回避这些尴尬。

直到舆论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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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对着，他会尴尬

这种事在许知远的生活里不常发生。

制片人朱凌卿说，播出的《十三邀》，许知远一期也没看过。片子怎么剪，他几乎不管；节目播出后什么效果，他也很少在意。

唯一的困扰只不过是更出名了。他们在望京吃饭，常有粉丝来跟许知远握手，告诉他他现在的搜索指数是什么样子。他总是很慢热，啊？吓一跳。朋友们见面，常拿这事打趣儿，“哟，这不是许老师吗？活的，别让他跑了！”

也会有“虚荣心膨胀”的时候，他会去问一问朱凌卿节目效果怎么样，朱凌卿哄着他：“我们都说，啊，特别牛！朋友圈这个人也转了，那个人也转了。”他也就满意地不再问了。

上一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还是在2010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将韩寒粉丝们的狂欢形容为“庸众的胜利”，当时引发热议。

在文章里他这样写到，“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当时他人在剑桥，还没有铺天盖地的社交媒体，也没有智能手机。外界的喧嚣隔着一层结界，还不能真切地打扰到他。

这次俞飞鸿的访谈，让他第一次相对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小型的妖魔化某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怎么愿意加入到这个妖魔化的过程。尽管我做视频我自己都没有看过，但是任何正常看过的（都会知道），没有任何他们认为的意思。”

“她确实很好看，我碰到那种很美的女孩子，我会告诉她你很美，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达吗？”

他的另一个解释是，那时他刚开始做节目，他不是做电视出身的人，镜头对着，他会尴尬，但是他得说话，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得找一句话说。

他觉得这个文章找错了靶子，他不是那么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他们所讨伐的男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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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三不靠啊”

在做这档节目前，腾讯做节目的这帮人在一块儿讨论，看其他节目有哪些形态是可以借鉴的。底下的小朋友说，电视有的，我们都可以有。刚离开央视的制片人朱凌卿急了，“我们都离开电视了，能不能自由一点，为什么不跳出来干点别的东西呢？”

没过多久，《十三邀》的出品人李伦找到许知远，邀请他做这样一档节目，许知远一头雾水。

李伦后来解释，他曾观察过许知远在很多公开活动上的表现——他从不掩饰自己。也许这种特质正是一档新节目需要的。

许知远确实是自由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第一次开会，他就列了长长的单子，写下了那些著名的采访对象，郭德纲、汪涵、莫尼卡贝鲁奇、舒淇，还有陈嘉映。李伦的第一反应是，“这十三不靠啊”，这一声感叹，最后成了《十三邀》的栏目名。

接受我们采访时，感觉某些瞬间，他有些出神。大学毕业快20年了，他仍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白日梦里。现在也是这样。“不靠谱的”、“疯疯癫癫的”。

他在自己的书里写过1997年的秋天。那时他读大三，躺在北大28楼202宿舍里。漫长的午后，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动物凶猛》，同时放着甲壳虫乐队或者崔健的歌。

他用迷惘、愤怒来形容自己的青春和校园生活，因为厌倦，他休了一年学。后来毕业，进入《经济观察报》，成为主笔。

2001年，朱凌卿考入北大。那是这份报纸相当红火的年头，“作为文艺青年，谁上课不拿《经观》？”这是朱凌卿的记忆。

而校友许知远，“就是明明是计算机系的，但是以文字被大家知道，事事儿的写那样的文章，那种长句，很多修饰，超多的定语、从句、倒装。那个时候至少我觉得在北大还是挺受用的，大家都挺喜欢。”

这份报纸的老同事们大多还记得，2003年初经观年会，有个环节是颁发前一年的优秀员工奖。当时的社长邀请去年的优秀记者许知远一起颁奖。

他上了台，径直撂下一段话：报社的评奖方式有问题，是公司政治的产物，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因此他拒绝颁奖。台下四座皆惊。

他现在的合伙人于威曾总结，许知远这个人，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

他觉得自己身上某些东西，在20年前已经有了雏形，之后只不过是变得更笃定。

去年夏天对哲学家陈嘉映的采访里，许知远仍在聊何为真的生活，何为生存的目的。聊得差不多了，哲学家笑了，说，“许知远，你真了不起。”

许知远回，“这么幼稚（还）可以保持幼稚是吧？”

“对对，真的好，许知远，你真愿意聊这些。”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身后的团队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中与马东对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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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在采访前，李伦叮嘱我，千万别把许知远写成“公知”。

这个词汇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早已被污名化。成为苦大仇深、媚俗、骂架、拉帮结派的代名词。

但许知远不在意，“我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从不讳言这一点。”“知识使人变得有魅力，变得更自由和拓展，而且知识绝对是跟情感、跟好奇心高度相关的。他理解周围、理解世界变化，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知识分子许知远，在最近的一年里，至少哭过两次。

单向空间的员工高志强见过一次。他在帮许知远做一档叫做“单读”的音频节目。那一期讲到《夹边沟纪事》，一个上海女人去夹边沟劳改农场看她的丈夫，但丈夫死了。他的尸体被挖出来，衣服、毯子都被偷走，身上的肉也被人剜走几大块。

读着读着，高志强先是听见一阵沉默，接着是一阵抽泣，许知远摘掉了眼镜，哭了四五分钟。

还有一次，是他看韩国电影《辩护人》。讲的是全斗焕执政期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学生辩护的故事。他被电影里那种朴素的正义感打动，“我身上很多强烈的情感都没有表达过，也无法表达。”

采访蔡澜时，他说，年轻时读加缪、陈映真，觉得苦闷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闷意味着你对现实的不满，你要反抗某种东西，我始终觉得这是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因此他反复追问：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蔡澜左右闪避，最后说出：“我心里当然是有那样的一个地方，我把它装进了一个大箱子，扔到海里了”。

“其实这个答案是够的，但是因为抓到这个人，我们就更想往下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扔掉了，会不会萦绕你。”导演王宇解释，这是他们访问者的野心。

另一期节目里，罗振宇说在这个时代，自己是个“跑反”的人，他只关心自己，只想成为跑得最快的人。许知远对此无法认同，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体系上的。

很多偶像在起作用。他在大学开始写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里讲到，自己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兰特·罗素、沃尔特·李普曼……

再过了几年，他成为媒体的一员，心里想的是，要参与对国家精神的塑造。

十月末，在清冷的单向空间二楼，41岁许知远穿着白衬衣、牛仔裤，回忆起他记忆里最蓬勃、最热气腾腾的好时光。

那是2002年前后，中国社会开始更深刻地卷入全球化之中，社会氛围是向上的，时代的杂音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家的好光景与他青春期的尾巴重合，形成某种美妙的共振。

他记忆最深的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他写了一篇极长的文章，叫《从孙中山到邓小平》，27000多字，足足占了八个版。

“我写了几周时间，描绘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变化。现在想起来都是胡写的，不知道怎么东抄西抄写成的。但打开报纸还是很震撼，那时候才20多岁，年轻气盛，那么大的一个版面，好像很多人读那个文章。”

但好时光总是易逝的。2005年，他对这张报纸逐渐失望，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和朋友们创办了《生活》杂志。再后来，又创办了单向街书店。到如今，变成了一家叫做“单向空间”的创业公司。

▲许知远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创业者。创业公司有盈利压力，而他们花了很多精力来做非盈利的事。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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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板不靠谱

《十三邀》引起热议后，单向空间有个叫“微在”的团队发文，顺势“黑”了一把老板。

“许知远的公司严格禁烟，但他是唯一在公司里到处抽烟的人。”

“许知远动不动就喝酒，但其实酒量并不怎么样。”

“许知远每年一到穿人字拖的季节就异常兴奋，大概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时代脉搏。”

员工高志强刚进公司时，同事提醒他，这个老板不靠谱。他们内部的说法是，许知远是除了流浪猫之外，全公司工作量最不饱和的人。

以前在库房录“单读”音频，高志强会提前一天收拾出一小块空间，放上桌椅，好一顿折腾。状态好的时候，许知远会端一盘红肠，拿一杯酒，然后边吃、边喝、边录。有的时候如果他喝到位了，他会发挥得更好些。

另一些时候，追着他去录，有时录到一半，许知远开始叹气，“唉好烦啊，好焦虑啊”，或者是“哎呀，今天特别不想说话”，于是他就不录了。

三年前他们刚创业，许知远还会出席些创业的活动，却发现自己“去了两次就烦死了”。

从缅甸旅行回来，他见挚信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李曙君，分享了刚结束的缅甸见闻：仰光市貌破败，酒店道路两旁开满三角梅，人们的生活充满希望，特别像中国的80年代……两人聊昂山素季、缅甸变迁、唯独没提单向街怎么赚钱。

后来许知远试图介绍单向街的商业模式，“我本来也不想聊，我假装聊一下”，反而是李曙君打断了他：“知远这事我觉得你谈不明白，也说不清楚，还是让于威谈吧。”

于威，曾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助理、搜狐网总编辑，后来创办了《生活》、《东方企业家》，是能量极大的媒体人。很快，单向街获挚信资本千万美元投资。于威任CEO，许知远的头衔是“首席哲学家”。

年轻的创业公司，总有危机重重的时刻。去年有段时间，公司的现金流断了，他焦虑，以前从不失眠，那会儿也会睡不着。那次他跟合伙人说，昨晚我失眠了，合伙人问，没睡着吗？他说，晚睡了……两个小时。把大家都气死了。

他常说自己是个不那么称职的创业者。创业公司有盈利的压力，而他们花了很多精力来做非盈利、公共性的事业——比如办各种讲座、刊物，透过古典的知识行动，建构起知识的公共场域。

许多年轻人被这种气质吸引，到此来工作。“他们都比较单纯而清高，对挣钱这个兴趣不大，要逼迫他们去挣钱。”

他还想在中国的县城里开辟小小的书店。人们能在里面看到海明威的名字。它会对一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事情让他觉得人生意义的完满和充分。“但我又觉得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我们创业干嘛呢？”

▲许知远说，人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他对大合唱没兴趣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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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被边缘、被孤立的在一起

去年冬天，许知远到山西汾阳见了自己的老朋友贾樟柯。

贾樟柯如今已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生活。整个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下，他们在冷冽的空气里穿行，打气枪、骑雪地摩托、拜关公。

贾樟柯抽一口烟，又吐出来，回忆起2009年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大家表达欲望都还强烈，披着棉被聊天。而现在，他说，自己越来越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

采访时我们同样问了许知远，你对形成共识还有兴趣吗？他说，“没那么强烈了吧，都是一个衰减的过程，因为里边有很多无奈。”

在采访进行前，他在一楼开会，要筹备第三届的书店文学奖。他们想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树立一个不一样的写作和文学标准。“我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我们真的对大合唱没兴趣了。”

他希望这些东西，能真正进入并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那本著名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他写道，“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何剖析自己的内心，如何确立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寻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

那些摆在20岁的许知远面前的问题，如今仍困扰着41岁的他。

他说，原来他想成为很多人，本雅明、梁启超……现在他接受这个了——谁他也成不了。但他没觉得自己有中年危机，一切才刚刚开始。前阵子他突然想要学唱歌跳舞，就去买了口琴。这是儿时父亲吹过的乐器。

我们问他个人生活中什么是最能让他得到乐趣的事情。他描述了两个写书时的片段，这是在整个采访中，他最神采奕奕的时刻。

“最强烈的高潮仍然是写出了一段自己没想到的东西。一次夜半时分，喝着酒听着音乐，突然把书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改出来了，而且比自己想象中写得好，那种欢乐，就大半夜想把他们拽起来跟他们聊天，你知道吗？拽起来喝酒！”

“最近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天。我在写书的序，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来的亢奋，从大概晚上十点写到凌晨四点。我竟然写了8000字，梁启超的出逃，他百日维新失败了，要跑到日本公使馆里，日本人把他从天津登上船运到日本，逃亡的过程。我在描绘那个东西。把第一章一气呵成写完了，我很少能写完这么多，因为材料太繁了。哇!我觉得我那6个小时的时间，burning，脑子在燃烧的感觉，那种烧灼感。写完天差不多要亮了，那一刻特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