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FF金爵论坛｜黄渤 贾樟柯 文牧野对谈电影创作的复工复产

作为电影产业的源头，电影创作如何复工复产？开幕论坛的下半场，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电影导演，就疫情期间的创作以及复工计划展开对谈。从中也展现了一个“疫情期间的电影”的镜像。

主持人

皇甫宜川|《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

嘉宾（以姓氏首字母英文排序）

黄渤|导演、演员

贾樟柯|导演、制片人、作家

文牧野|导演、编剧

上海电影节之行的期待

皇甫宜川：三位嘉宾都是上海电影节的常客，除了这次参加上海电影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黄渤：这次来上影节充满着期待，因为停工了这么长时间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节日振奋一下大家的士气，而且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监制的新的电影《风平浪静》，入围了上影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种入围或者说对于集体的创作者，或者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都是一种振奋，希望能够在电影节上介绍好，推荐好这些新电影。

贾樟柯：这次来上海最主要跟刚才还有在座的几位一样都是中国电影和国际电影因为疫情中断了长达半年之后，上海作为疫情发生之后第一个恢复召开的电影节，作为电影工作者来说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支持这个电影节。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把我们制作的电影全球的首映送到上海电影节来，今年跟恒业联合出品的《又见奈良》刚刚制作完成，后半年有很多电影节展想邀请这部影片，但最后我们选择了上海作为全球首映的地方。这也征得了另外一部监制日本的河濑直美导演的同意，对于鹏飞导演这样年轻导演的作品来说，把这样一个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经历很多制作上的困难完成的一部影片放到上海电影节来，既是对上海电影节的支持也是对中国电影的支持，我们自己首先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电影节来。

文牧野：我就是像观众一样来看电影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停摆这么长时间，很多电影节都已经没有活动了。上海电影节一开，我就像普通观众一样，赶紧过来把所有电影都看一遍。

复工复产计划

皇甫宜川：疫情背景下，面对复工复产有什么样的计划？

黄渤：复工复产其实是大家一直在期待的，其实这段时间整个行业，无论从上游创作，一直到放映的末端，其实大家都是处于比较焦虑和惶恐的时期，其实作为我们的从业者来说特别有感触，之前我们对于未来市场的预判，在这段时间好像都给打乱了。从我们这儿可以很清晰的能够感受到电影公司，投资公司，都在相对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上去缩减。这些对于创作者来说本身是很焦虑的，尤其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当然有很多的储备和准备，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投入到生产里面来。

昨天听说单日票房已经到了两千万，我们对未来对市场还是暗自放心了些。但对于再次复产以后，整个市场的反应其实心里面并没有那么踏实，比如之前外界认为会有报复性的观影，憋了这么长时间集中的爆发还是新的习惯养成？但从创作者本身来说，有一点没变的是我们一定要拍出真正有意思，观众喜欢的电影。这才是最首要的事情。

贾樟柯：疫情期间我本人比较分裂，因为作为导演和编剧的我来说还是挺适应的，无非就是工作节奏慢了，因为平常也不是天天在拍电影，拍完一部电影也有一两年的沉浸期看书、写作。因为我去年刚刚拍了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新的影片正在筹备期，从个人创作来说没有那么多压力，也在用写作剧本的创作来渡过这个漫长的疫情期间。当然也做了很多别的工作，包括写了很多文章，这是疫情几个月写文章发表文章特别多的，我写了大概7万多字的文章，有出版有发表的。对于创作者已经习惯了寂寞的长时间和自我面对的时间，大多数人都是适应积蓄力量准备新创作的。

而对于作为制片人的贾樟柯来说就非常的忙乱，因为我们整个的制片计划全部打乱了，今年恰好是我们公司有6部影片在完成后期，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国内我们2月份柏林电影展疫情刚发生就面临一个选择，由我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去还是不去？因为疫情已经爆发了。作为一个制片人要对主创人员负责，去到柏林一路上安全不安全，我们应该去还是应该不去，这里面的重新调整就非常的艰难。接下来我们跟陌陌影业合作的王晶导演的《不止不休》正在后期，导演在海南岛，剪辑在台湾岛，两人见不了面，生产还得进行。就通过网络，他们开玩笑说通过海里的通讯网络两个海岛之间在分屏创作。我自己后来也在剪一个短片的时候也用了一种方法，剪辑在他的家里，我在自己的家里。这真的很痛苦，我们习惯了面对面交流，突然回到那个又有延时的场景。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创作也不能停，所以《不止不休》也刚刚完成。另外一部已经按时到了上海电影节，今年鹏飞导演的《又见奈良》，这是个高度国际化的电影，在国内完成了很多涉及到后期的工作，同时又有很多工作人员在日本和台湾。我们的后期遍布在世界好几个城市，突然国际旅行取消了，怎么完成这些影片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包括我们投资的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记忆》这部影片，我们按原定规划是5月份戛纳电影节之后发行，我们跟合作伙伴爱奇艺都做好了规划，但是戛纳电影节也没有如期举行，面临一系列的变化，我能够理解前面的几位老总他们的压力跟焦虑，作为一家小小的电影企业，我们压力也蛮大的。

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还有两家电影院，一百多天不营业，我们将近70多个员工我们也做到了没有一个掉队，稳了就业同时都在等待电影院开业。

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艰难的时刻，对于创作者来说，因为内心有蓬勃的表达欲望，所以不要担心创作力，但是对产业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关心，前几天看罗兰巴特的文章《走出电影院》，其中有句话我深有感触，他说电影因为电影院而存在，电影院消亡了，电影还有价值吗？作为导演，作为演员，工作在哪展示？大家是一体的，所以再次面对这样一个疫情还是应该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要关心行业，行业团结，攻克时艰。

文牧野：我其实在疫情来之前剧本可能还有两个月左右就写完了，疫情来了之后就只能反复的去用这个疫情带来的感受，重新灌注到这个剧本里，时间多了之后，会发现在原先快速的工作节奏中写剧本出现的问题。疫情下，有时间看更多的书，更多的电影，然后去回馈自己做出调整。所以，我在疫情过程当中就是写剧本，看电影修养身心，等疫情复工的时候，我们全力以赴争取给到电影院最好的状态，一种积蓄了很多力量的状态。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皇甫宜川：电影产业的核心是创作，在今年中国电影产业创作的现状当中，我们如何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里面汲取养分，同时又要进行有效的表达，处理好电影和观众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

贾樟柯：我从1998年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当代题材，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方面始终是当代生活对我最有吸引力，我也筹备了别的类型，包括古装片，筹备了十来年，最后就拍了当代故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自己对于当代故事，当代生活给我的启发表现当代是非常有激情的。

但是所谓面对当代就是一个包含了非常多信息的一个时代，因为当代是由过去过来的，你要了解当代生活，可能也需要你去理解过去中国的历史、人文、社会、家庭关系、结构，一开始我觉得是无意识，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就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伦理关系里面生活都是下意识的反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面对现实问题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逐渐的形成某种系统性的理解，这种系统性的理解也会反过来去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历史文化，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发生了什么。

拿《江湖儿女》来讲，有人说是一个黑方片，有人说是一个江湖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人情的电影，我越来越觉得要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人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5000多年历史的国家，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形成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的人情方法，所谓人情世故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背后人的生存处境状态，说起来是一个很通俗的事情大家都在人情社会里，但是用电影展示表现确实是不容易的，最近两年拍电影我总用一个说法，为中国电影留住人情，因为人情也在改变，人的社交方面，道德都在变革。

这也算是找到了一个新的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自于你对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人际方法的理解，理解中国人是什么，理解人是怎么回事这个贯穿了我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

黄渤：以前在表演的时候跟各个导演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表达跟时长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已经有比较新颖的表达，比如说对一个事情的夸奖，我们说很给力，现在是不是要用奥利给来表示，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这是个可以值得商讨的问题。这次疫情，涉及到全世界人的生命，而生命也是最接近于创作根本的东西，这也给了创作者很多的思考。

确实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其实中国电影又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有类似的思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跟观众产生共鸣、共振。举个例子，比如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中国故事而且是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故事，在电影院里面也能够感受到观众和电影之间的情感关系。

这很好，但其实在目前的阶段需要有更多更大的空间让大家放手创作，才能够有更多元化的类型出现，这个才是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的前提条件。不论是正能量的歌颂，喜剧对于一些愚蠢事情的讽刺或者是其他的种类型都需要在这个时候给予电影创作者一定的温度和宽度。让他们去尽情地创作，。中国电影才会在未来越来越有希望。。

文牧野：处理好这种关系的前提就是我自己有三种关系先处理好，第一种关系是我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我个人的原则是尽量要坚守自我，但是同时不能很沉迷自我；第二种关系我以及我的电影，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三个点上，我是相对喜欢有当代性，创新性以及本土性的作品；最后一种关系就是我和观众，以及我的电影和观众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我在这里面尽量表现为让自己做到电影内容和人有关系，和灵魂有关系；第二种关系和我们的社会，时代以及时代话题有关；第三种关系其实有一定的娱乐性，就是在我们看到社会性和灵魂性的内容同时也保障这部电影好看。

基本上我处理好这三层关系可能相对对于自己来说更好的能够处理刚刚您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