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何被称为诗圣？他这首五百字的诗已经说明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蕴含的三重悲，铸造了诗圣杜甫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自长安往奉先县探望妻儿。与此同时，唐玄宗正携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寻欢作乐，而安禄山正磨刀霍霍，准备举兵造反，一场盛世下的危机，即将爆发。
这一切并非没有预兆，杜甫敏锐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长安困顿十年干谒生涯，以及至奉先沿途的所见所闻，他发现自己深爱的这片山河，已经没有开元年间的光彩。君王的松懈、官员的腐败、百姓的贫苦，使杜甫感慨万千，一腔悲愤化作盛世危言，写就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此诗构想于杜甫往奉先的路上，成于十一月初，这是他十年干谒生涯的总结，亦是他悲悯的开始。因为不久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结束了前半生较为安定的生活，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这首诗作于唐朝国运的转折点，也作于杜甫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杜甫诗歌风格的转折点。
杜甫以自身不幸的命运，观照劳苦大众的生活，歌咏成诗，并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反复品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之后，我发现此诗蕴藏着杜甫心中的三重悲，而这三重悲，则奠定了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情感基调，一直贯穿着他后半生诗歌创作的主题，塑造着他伟大的人格，由此，铸造了杜甫诗圣之名。
第一重悲：悲十年干谒、壮志难酬
杜甫出身在一个“奉官守儒”的官宦世家，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一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所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开篇便写到：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写这首诗时，杜甫官职已经确定，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然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但已经算是步入仕途了，杜甫依然以“布衣”自称，既是自谦，也可见这个官职并不符合他的预期，即便如此，他依旧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故而他用“拙”字来形容自己，其实这是杜甫对自己的坚持而自嘲，他认为自比上古贤臣稷与契，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
“取笑同学翁”，和他一起的同学，十分不理解杜甫的做法：朝中奸臣当道，不如归去，何苦来哉。杜甫却无法潇洒的离去，“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唐玄宗执政前期的励精图治，让许多士子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辅佐的明君，杜甫更不忍就此离去独善其身。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巢父、许由都是上古时期的隐士，杜甫用“终愧”二字，可见他是有隐居的想法的。从“非无江海志”也可知，杜甫不是没有隐逸的想法。再加上李林甫为了维持“野无遗贤”的谎言，科举之路被阻塞，杜甫更是不忿那些权贵。
骨子里有着文人的清高，可为了心中的理想，杜甫将这一切忍受了下来，开始干谒权贵，在冷眼中扣着富贵之门，在尘土中追着显宦车马。从“独耻事干谒”也可看出，他是极为反感这种事情的，然而他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在长安困顿了十年，最终只得到一个看守兵器的小官职。
这个结果，杜甫心中是愁苦而又感觉悲辛的，却又不得不接受，“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他只能用醉酒来排遣这种悲辛，用高歌来冲淡这种愁苦。
第二重悲：悲君臣昏庸、盛世难
唐玄宗执政之初广开言路、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但却在晚年懈怠朝政、宠信奸臣，十年客居长安，杜甫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路过骊山之时，想起唐玄宗与杨贵妃，以及一些宠臣沉浸于醉生梦死之中，不禁悲从心来。
君臣留欢娱……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为臣者不能秉忠义之心，行忠义之事，而是一味逢迎君王，君王为一国之主，不能勤政爱民，只图享乐，凭一己之喜恶，大肆赏赐财物给嫔妃近臣，而这一切都是来自贫寒的百姓。在这一声沉痛的叹息之后，杜甫更是作怒目之态：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筐篚”便是指皇帝的赏赐，上位者需赏罚分明，君王更是如此，这是安邦兴国之策，然唐玄宗赏无功，惩无罪，违背治国之理，朝中更是挤满了那种钻营奉承之辈，数量多到令仁义者战栗，这岂非是祸乱的征兆？奸臣当道，已是痛心，而外戚专权，令国事愈加糜烂。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诗中以“卫霍室”指代杨国忠等外戚，杜甫听闻皇宫许多财物，都流入外戚之家，传言真实与否，其实看他们的生活就知道了。从“煖客貂鼠裘”至“霜橙压香橘”都是描绘外戚豪门的奢靡生活，由此可见杜甫“况闻”的真实性。
虽然对朝廷的指责，一直聚焦在奸臣与外戚，但其中对唐玄宗昏庸的讽喻，呼之欲出。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却贪图享乐、极尽豪奢。回首年少之时，他面对着唐朝锦绣山河，心中满是自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
如今年近天命，杜甫才知道，曾以为如“尧舜”的君王早已不在，而“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是遥遥无期，这如何不令人悲愤。满腔的悲愤，最终凝成了十字千古绝唱：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第三重悲：悲人民贫苦
杜甫不止一次在梦中重现开元盛世，也写了许多诸如《忆昔》这般的诗歌怀念开元。那时一个小县城也有万家室，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国家富有而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是这次从长安到奉先路上的所见所闻，更令杜甫黯然泪下。
统治阶层腐败奢靡，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百姓的困苦，正如五代后蜀国君孟昶所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杜甫发现骊山之外，咫尺相隔，竟然是枯荣两个世界。杜甫客居长安十年，他的妻儿生活也因此生活困顿。
老妻寄，十口隔风雪。
身为一家之主，应该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可为了实现理想，杜甫顾不上妻儿，他心中已是无比愧疚。但未料回到家后，更大的悲痛在等着他。“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杜甫一进家门便闻家人号啕之声，原来，自己的小儿子因为饥饿而夭折。
“所愧为人父”，杜甫悲痛之际，更是联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贫窭”即贫穷，“仓卒”在诗中指意外的不幸。杜甫没想到，十月、十一月本是秋收季节，奉先（今陕西蒲城）离京城不过两百余里地，都有许多受饥寒之苦的百姓，偏远之地可想而知。家中幼子一般是最受关爱的，但杜甫幼子被饿死，我们可以料想，其妻儿或是因为年龄较长，才能抗过饥寒，幸免于难。
杜甫一家人应是很苦的吧。但杜家是官宦之家，名门望族，拥有许多特权，可以免租税、兵役，杜甫自己至少也是一个官。这样背景的家庭，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的百姓呢？在这样的世道下，那些没有工作和土地的，那些久不归乡戍边的将士，他们的家庭又该是多么凄惨啊！
正是因为杜甫有对家人深沉爱，更有对劳苦大众的仁爱之心，所以他能将一己之悲痛，推及到对劳苦大众的悲悯。这种悲悯不是心血来潮的感慨，而是无边无际，难以断绝的，“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像终南山那般高，像海一样深，伴随着杜甫的一生。
三重悲熔铸于杜甫之诗，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仁爱精神，光耀千古
一重重的悲，像一次次重锤砸在心上，锤得杜甫肝肠寸断。
天宝十四载的冬天，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已经传到杜甫耳中，通过一个战败归来的士卒，杜甫听闻了前线的惨状：烽烟四起、白骨森森。此后这三种悲伤，再也无法愈合，犹如三道深不见底的伤疤，刻在杜甫的后半生，散落并熔铸于他后半生的诗歌当中。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本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可是到头来声名却是因为自己的文章，杜甫仕途的不如意是老与病吗？显然这是他的自嘲之语，他时常想起“出身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士为知己者死，多么崇高的牺牲，这是杜甫的理想，他仍然在坚持他的理想，只是越坚持，越悲伤。
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叛军手中逃脱，来到唐肃宗身边，本以为山河飘摇之际，君臣能上下一心，可杜甫所见，依旧是勾心斗角，他也因为营救被贬斥。“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乾元二年（759），杜甫自华州弃官而去，他想起了当年长安干谒的困顿，如今政治依旧腐败，可是他已经老了，他再也没有一个十年耽搁了，杜甫又无奈又悲愤。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杜甫一家人如同江湖中的浮萍，无依无靠，四处漂泊，稚子的饥色，恐怕牵动了那份悲伤的记忆——那个夭折的幼子。同时他推己及人，想到了和他一样漂泊的百姓，他满目热泪地呐喊：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果百姓得以安定，杜甫一人冻死也无遗憾，也满足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为壮志难酬而悲，为朝政腐败而悲，终究是还是因为杜甫心中对国家人民深沉的爱。这三重悲伤，紧密相连，一直流淌在杜甫的诗中，并升华为了一种至高的仁爱精神，由此完成了杜甫伟大人格的塑造，成为了后世所仰望的诗圣！
大历五年冬季的某一天，一条潭州飘向岳阳的小舟上，杜甫的生命在波涛声中消逝，不过他的精神，却通过文字延续了下来，在每个读到他诗的人心中，闪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