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三文章“救国” 叶剑英为邓小平“最后一搏”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
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被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
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
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申冤一边想象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本文选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呼喊》 原标题为“胡青天”) 来源:中国网
中国网文化转载此文章只以传播信息为目的,不代表赞同其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