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写“抗疫诗歌” 算不算吃“人血馒头”？

当下的疫情在无数国人的心头投下了一片阴影，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轰轰烈烈？悄然？这样说不是很矛盾吗？但事实的确如此。目前，全国各级作协、大小刊物都在征集“抗疫诗歌”，有的甚至还有稿酬。“抗疫诗歌”推送了一期又一期，怎么能说不是轰轰烈烈？但是，尽管诗人们有写诗的热情，读者们似乎并没有读诗的心思。这场诗歌运动的影响力非但没有溢出诗歌圈，还引起了内部的争议。

关于这场外冷内热的诗歌运动的争论，焦点无非在于这两点：在这个时候，该不该写诗？疫情之下，到底应该写什么样的诗？其实，写诗本来就是个人的自由。但有人认为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写诗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吃“人血馒头”。“抗疫诗歌”这一命名也透露出其倾向在于鼓舞，在于发挥文艺的宣传作用，但我们却看到了大量充斥着陈词滥调和口号的空洞式语言。

疫情之下，到底该不该写诗？想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思想家西奥多·阿多诺这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尽管他后来又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以“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像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为由，收回了这句话，但也不妨碍它引起我们的深思。当人为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一切文明、理性和文化都值得怀疑。谁还有心思写诗？写诗还有什么用？

单从文学创作规律方面来看，我认为，在疫情之下，是不该轻易动笔写诗的。文学创作的过程一般分为发生、构思和物化三个阶段。在发生阶段，作家不仅要积累素材，还要有艺术发现，更重要的是要有创作动机。创作动机可发生在前两者之前，也会出现在无意中完成的前两者之后。艺术构思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上，通过回忆、想象、情感等各种心理活动，用各种艺术构思方式，明确要以何种方式展现什么样的形象，表达什么主题。在这一阶段中，沉思是至关重要的。物化就是把构思转化为文本。

就疫情当下的发展形势来看，诗人掌握的相关素材只是片面的，各种情况还有待了解，又谈何沉思？我们不否认诗人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会激起他们某种强烈的感情，但我更认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说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好的作品往往并非由十分强烈的情感冲动直接转化而成，而是经过平静的沉思的。痛定思痛，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因此，在这时写什么所谓的“抗疫诗歌”，并不合适。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写“抗疫诗歌”就是在吃“人血馒头”呢？我觉得这要从诗人的创作动机来看，不能一概而论，写得好不好与为什么写，是两回事。如果是为了名利而写，无疑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抛去这一问题，我把写诗看作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去看“抗疫诗歌”，却看到诗歌暴露出了它苍白无力、庸俗肤浅的一面。

我所看到的“抗疫诗歌”，可谓千篇一律，多是陈词滥调。这些诗歌的主题基本都是赞美专家、医护人员崇高的奉献精神，呼吁团结。赞美崇高、号召抗疫当然没有错，但总是在用一些被用烂了的大词，穿插一些口号，一写就是几十行，甚至上百行，让人读不下去。我们不奢求其艺术性，其语言就已经令人生厌，情感的真实性就已经让人怀疑。诗人如果只能看到崇高，而无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反而会让笔下的崇高失去温度。另外，面对一场苦难，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更多深层次的东西，给后世留下警醒？

“这种诗歌常常太啰唆，在其号召战斗时往往太露骨，同时，在较深层次上，它表现得像个哑巴，徒劳地试图从其喉咙里挤出一点听得懂的声音；极度渴望发言，却无法成功传达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用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废墟与诗歌》中的这段话，来形容当下的“抗疫诗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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