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到隋朝前 期间四百年的战乱全都源于这个集团

过去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现在怎能还在马上治天下呢——汉高祖刘邦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府，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曹魏、司马晋，都是军阀起家。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实行“封建制度”，诸王都给以兵权，酿成“八王之乱”的大祸。中央政府瓦解，各地方的权力迅速扩张。这时候，北方五胡的势力渐强，无法抵挡，西晋最终灭亡。至于南方，离五胡的势力较远，长江一带尚能自保，东晋和南朝纷纷在此建立。当时从长江下游，只要扼住采石矶、京口两处津要，想要渡江而南下是很困难的。然而长江的中游荆、襄地区如果无法保全，沿长江顺流而下，下游地区容易被攻陷。所以立国于南方，没有不以荆、襄为命脉。三国时期吴国要力争荆州，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吴国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吕蒙毫无借口的偷袭关羽，有悖于国际信义，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关羽失荆州，被孙权所弑

东晋自元帝司马睿南渡之后，荆、襄地区不得不屯驻重兵，以御北方，形成荆州地区强于扬州地区的局面。东晋之所以能立足于南方全倚仗于荆州方面兵力的强势，因此中央政府常受到荆州方面的胁迫也源于此。在刘裕灭掉桓玄以前，这种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刘裕以“北府兵”之力尽灭其余的武将，然而宿将悉数被除，造成后来掌兵的皆是庸才，抵御外敌力有不逮。因此对于北方的抵御还是只能依靠外兵，外兵越来越兵骄将傲，中央政府仍免不了受其压迫，齐、梁、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

长江天险—采石矶

自公元189年董卓入住洛阳以后，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天下以前，四百年间的汉族政府，可以说全是由军阀盘踞。东晋时期，以当时荆州的兵力，可以替国家捍御外敌，然而若非荆、扬二州互相猜疑，东晋恢复北方的机会本可以更多。如果桓温没有下游扬州势力的掣肘，刘裕没有内夺皇位的后顾之忧，恢复北方的事业未尝不可成功。内外离心离德，乃是立国的大忌，军阀之间的相互猜忌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公元190年董卓烧洛阳

骄横的军阀，往往只能对内，并不能对外。到国内失势之后，把别国兵引进来同样在所不惜。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后唐军兵围太原，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并甘做“儿皇帝”。无耻之极可见一斑。对内军阀政府的罪恶更大。军阀政府大抵不知政治为何事，无法制定出一套好的政治治理国家，并且原有的好政策也因军人的目无法纪而败坏。

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

《南史·齐本纪》对齐东昏侯萧宝卷有如下记录：“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萧宝卷为太子时，不喜欢读书。“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顽劣异常，不喜朝政。“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招摇过市，政治荒废。“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毫无仁政爱民之心。

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南北

宋的前后废帝，齐的郁林王，陈的后主，都是这一路货色。一国的文化，还没有达到普及于全社会里的各阶级的地步。这种只知道声色犬马的人，往往都是沉没在社会的底层。诚然历朝开国的君主都是这一种人，然而立国之后，总要偃武修文，力求政治清明，传位至一两代后，这种性质就会变掉。唯独南北朝时代，政府始终是军阀政府，无法改掉军阀的性质，由此可见武人当权的弊端。

江山如此多娇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战乱纷争，百姓最不愿卷入其中。新的王朝的建立往往是一种希望，给百姓注入一针“强心剂”。人民需要的是和平、稳定、政治清明，这往往需要君王体恤民情，给社会以休养生息。所以说“过去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现在怎能还在马上治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