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沈阳 他为何说自己的故乡在故宫？
编者按：
说起祝勇，总是与故宫联系在一起：他出版与拍摄了多部故宫相关的专著和纪录片，用文字与光影的形式将故宫的美与深呈现在世人面前。日前，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首部具有回想录性质的新作《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故宫（紫禁城）建立600周年，本报记者以此书出版为契机，邀请祝勇讲述他与他的文学故乡———故宫的情缘以及创作体验。
△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我的文学故乡———故宫
我突然发现，故宫就是一个聚焦点，所有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宫得到体现，它是文化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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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在《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的开端谈道“我的故乡就在故宫”，将故宫视为您文学的故乡，是因为一种乡愁。这种乡愁是什么？
祝勇：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与过程很长。从1990年代发表一些作品开始，至今整整30年。第一个10年，主要是在打基础，写作范围比较广泛，但也是以历史文化题材为主；第二个10年，开始逐渐向故宫聚焦；第三个10年，则以故宫为主题写作。
我最初写作的时候，缺少一个自己的文化根基。我在书中也写道，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学故乡，比如鲁迅、萧红、沈从文、莫言、苏童、刘震云、贾平凹、路遥等作家的写作，基本都围绕自己的故乡进行深入开掘，他们的故乡既是自己生活的故乡，也是文学创作的故乡，甚至于支撑着他们终生的写作。
我出生在沈阳，在这座城市读到高中毕业之后选择远行，对沈阳的文化认识非常浅薄，特别是工作后，觉得自己始终处于漂移状态，没有很深的文化根脉。于是我不断地游走，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西藏、江南，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故宫，我突然发现，故宫就是一个聚焦点，所有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宫得到体现，它是文化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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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在进入故宫前10年就开始着手“故宫写作”，进入故宫前与进入故宫后，对故宫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与体验，在您的“故宫写作”中有何体现？
祝勇：进入故宫前，我创作了《旧宫殿》《血朝廷》《辛亥年》等故宫相关题材作品，虽然在这期间我也去过故宫，在故宫里感受故宫、体验故宫，但这些作品主要还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还融入了一些个人的价值判断。特别是《旧宫殿》，当时很多人觉得比较“新”，但回过头来再看，觉得理念先行的成分太多，因此到了现在我反而对这部作品不是很认可。
调入故宫工作后，我逐渐深入故宫内部，感受故宫的方方面面，才体会到，历史具有复杂性，很难用大逻辑和大判断来定论，因此我的作品在历史表达上更有肌理感，对历史的反思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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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一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书里恢复它（故宫）从前的灯影和人声。为什么？
祝勇：以人为本。不论是写大历史，还是具体到故宫里的物质文化，主角都是人，我们不能只看到物质层面，而看不到其背后的人。现在的故宫看上去空空荡荡，但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活动轨迹。所以我希望能给历史一个复盘，恢复它原来的生命轨迹，同时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一个朝代或一个人物命运的内在联系或内在逻辑。这种内在联系或逻辑可能在当时看不到，但作为后来者，需要细心地把这种因果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举一个例子，明朝朱棣迁都北京，这种地缘政治，一方面控制了北元，但另一方面却也导致后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明英宗被俘、明朝灭亡等。女真族从东北兴起，离长城很近，如果当时都城是南京的话，明朝也许不会很快灭亡。
用普通的文字构建不平凡的世界
故宫写作让我观察世界的视角聚焦在故宫这样一个点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宫城墙里的区域，但其实包含着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辐射量，其内部空间无限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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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在书中写道，“我对写作的向往，包含着对本质生活的向往”，您所说的本质生活是什么？
祝勇：所谓的本质生活，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就像吴昌硕先生那样，他作为一代文化宗师，就住在寻常巷陌，过着普通百姓的日子。很多人提议像他这种身份与地位，应该过一种很豪华的日子，但吴昌硕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很真实，不需要一种物理空间跟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特别认可这种价值取向，人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不是被某种虚名利所绑架或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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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恒定的写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种艰难的修行。”您去南方、入藏地、蛰居窦店、远赴美国、故宫工作，历经沉浮终未放弃写作。就您的经历来看，其实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写作于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其中的故宫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祝勇：从未放弃写作，终究源于对它的热爱，只有真正从事写作的人，才能感受到写作的吸引力有多大。寥寥几千汉字，却可以在作家的笔下，构建出一个个大千世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吗？文字，人人会用、人人能用，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具，却能构建出超乎想象的不平凡世界，这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写作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不管是原来的手写，还是现在的电脑打字，在写作过程中，我都会产生一种快感，一种用最普通的文字工具搭建出最不平凡的世界的快感。尤其是对人物内心奥秘与精神世界的把握，总会觉得酣畅淋漓，这是写作者深有体会而旁人无所察觉的感受与体验。
不同于唱歌、跳舞创作时的参与感，作家创作时只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等到创作完成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别人才能看得到。我曾经读到路遥回忆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状态，深有同感，写作看上去很苦，这一过程充斥着寂寞与枯燥，但只有写作者本人才会真正感受到，其背后的神秘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故宫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故宫写作让我观察世界的视角聚焦在故宫这样一个点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宫城墙里的区域，但其实包含着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辐射量，其内部空间无限广阔。故宫里的门很多，故宫写作就像是从一个门走向另一个门，逐渐挖掘其深厚的内涵，最终打开大千世界之门；就像我在书中写的那样———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
回望故宫600年
故宫600年不好写，因为故宫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浑然一体。这种包罗万象的写作体量太大了，考验着写作者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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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不久前出版的《故宫六百年》一书，把其看作您所有故宫主题写作的总结。总结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总结？
祝勇：600年，整整10个甲子，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回望故宫600年历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故宫600年不好写，因为故宫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浑然一体。这种包罗万象的写作体量太大了，考验着写作者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我写过很多故宫相关著作，写《故宫的古物之美》，主要是想挖掘故宫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情感；写《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想通过建筑写其背后的人与事，特别是人的命运……这些书的主题相对明确。但《故宫六百年》比较具有开放性，既囊括所有但主题又相对不明确，如何把握这个度，比较困难。《故宫六百年》不是过去作品的汇合，也没有重复，但肯定基于过去作品的积累与铺垫，也正因为有了过去作品的创作，对于《故宫六百年》的写作才会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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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您的很多著作都采用了“新散文”的形式，谈谈您的创作体会与思考？
祝勇：故宫写作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新散文。新散文作为概念，是从1997年开始兴起的，以60后、70后作家为主要代表。为什么提出并倡导新散文？是因为在这之前散文写法逐渐走向程式化、标准化，容量小、规模单薄、缺乏弹性，散文越来越走向沦落。而与此正好相反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很是火热，余华、莫言等一批作家不断以新的写作方法壮大小说的生命力，使得小说创作方兴未艾。不仅小说，戏剧等都进行了一些革新。相对而言，散文则缺乏创新性，逐渐走向文学的边缘。当时我们这批写作者还比较年轻，不甘于这样的现实，因为散文本身曾经辉煌过，比如先秦散文、五四散文，于是开始尝试一种新散文的写作方式。新散文容量增大，不再局限于只是千字文，比如《故宫六百年》就可以视为40多万字的大散文；复杂性也大大提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事一议。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散文取得了很大进步，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记者：张丽
图片取自《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编辑：魏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