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小说家？这里有30万元奖金和一盆冷水
用30万元奖金来寻找45岁以下的杰出中文作家，在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看来，“这个奖金，以台湾的标准来讲也非常高。”
三月末，理想国宣布启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邀来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组成评委团。策划人梁文道说，这个文学奖是要在中国文坛的小说领域“发掘出真正有潜质、有长期创作的自我预期和动力，并且有相当成就的青年作家”。
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写小说要做好哪些准备？”这个看似空泛的问题，引起数百位文学爱好者回复与热烈讨论。
依唐诺来看，想要写小说，首先要做好忍耐孤独的准备，“文学是非常清苦的行业。马尔克斯曾说，文学是最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在孤岛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斗，只有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才是文学的常态。”
高额奖金、五位评委齐聚一堂，制造出一种繁荣景象。为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设立一个文学奖，在当今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作家奈保尔、库切和石黑一雄在年轻时，都曾获得布克奖，直到成熟期才赢得世界瞩目的诺贝尔奖。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是在青年时代获芥川奖肯定，由此一生坚持写作。
但唐诺却警示青年作家，“文学奖的现场是一个嘉年华，却不是文学的基本事实。”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一条寂寞、漫长的自我斗争之路。
45岁以后才是小说家的巅峰
文学评论家许子东15岁“下乡”，读到一本被翻烂的油印手抄本读物，这本启蒙之书，他多年后才知道，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幻灭》。
小说家阎连科直到20岁以后，才第一次读到外国小说。他仍记得，那本《飘》的封面，是好莱坞明星费雯丽的剧照。
在高晓松的中学时代，写诗的人最受追捧，“当年诗人的地位放在今天都无法想象，就相当于今天的小鲜肉。”他还记得，一位诗人受邀到学校来演讲，“全校女生就疯了。”班上团支书写一首小诗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信，我们大家都帮着看。”
在不同年代，受不同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写作之门，神秘而轻巧地开启。
高晓松把“艺术”拆解为两个概念——“艺”是手艺，是文学的专业性，是一扇门；“术”是门内的魔鬼，是那个通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他认为，大部分有写作天赋的少年，很早就发现门开了一道缝儿，虽然写作手艺生涩，但内心的忧伤情感却如魔鬼般，喷薄而出。
“但当你变成专业的、靠这个吃饭的作家，这个门缝越开越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灵感）不是喷出来的，那个劲儿没有了。这是很痛苦的阶段，门缝终于开了，魔鬼在哪里？手艺特好，坐在那儿没得可写，心里不再有那么大的魔鬼。”
唐诺认为，“文学书写这个东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业。文学是一个专业，必须要有很长时间的学习与锻炼，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他相信，诗人的巅峰期确实来得早，拜伦、雪莱、普希金都是早熟的，“诗的唯我性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适合年轻时候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但小说不是，小说的‘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跟这个世界相处，才能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去了解。”
“小说家的巅峰期，一般不会来得太早。应该会在40岁甚至45岁以后，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如果你在25岁就自认为写出了人生最好、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除了你可能早慧以外，也可能代表你有一个虎头蛇尾的书写人生。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唐诺经常奉劝台湾青年作家，不要太强调和看重自己年轻时的作品。20多年前，作为台湾文学界有名的出版人，他曾冒出一个想法，把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的早期小说结集起来，出版一本小说集，“那时候我连文字都想好了，大概是说，如果你想写小说就放心写，你看他们曾经都把小说写成这样，你还怕什么呢。但因为张大春不肯就范，这本书始终没有编出来。”朱天心写第一篇小说《梁小琪的一天》时，只有17岁。朱天文在高中二年级就写了小说。唐诺认为，这些早慧的例子，从今天的眼光再来看，都远远不中年之后的作品有厚度与思考。
为什么要写作
48岁的高晓松自嘲，当初写诗、写《同桌的你》和《万物生》，全凭荷尔蒙喷薄的直觉写青春与生命，“我大概在30多岁时，有那么一两年，写了一些比较长的，比如四幕小歌剧《彼得堡遗书》。”在那个劲儿过去之后，他发现，写作的欲望很久不再浮现，“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能量密度了。”
从十几岁开始写诗到今天，高晓松能粗浅地感觉到自己整个写作的痛苦过程，“‘艺’和‘术’什么时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当那个门的缝隙正好的时候，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时候。（灵感）出来时，那种幸福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还原和恢复。”
对唐诺而言，写作则是自我的修炼，“如果你打算进入写作世界，只要心思正确，早开始是可以的。当你写作的时候，是在重新思考自己生命所经历过的，你会找到需要补充的东西，这很有意义。”在他看来，一个人一旦投身写作世界，剩下的任务，就像那些玩滑板、打篮球的人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练习，磨砺。写作的道路对他来说，不是靠灵感，而是靠着手工艺人一样的执着，沉浸其中，每日做功课一样地打磨。
“写作是人生中所能找到的最专注、最焦点思考的时刻，笔会带着你进去。如果你用书写的形式与时间相处，你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记忆会远比不写的人要深刻。对于你当初所在的世界，你所相处的人，你所面对的处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唐诺说。
“据我所知，现在在大陆，书写者的待遇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唐诺认为，无论欧美、日本，或是中国台湾地区，作家的生活水平，都远不如大陆作家。尽管阅读形式的改变对文学有很大冲击，但内地出版业的增长率仍达到13%，“但是从长期的文学生态来看，我自己的判断是，好日子不会很久。”
虽是最优沃的文学环境，唐诺却没看到相对好的文学作品，“我这几年来大陆，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上一代人写自身的苦难，下一代人写他父母的苦难。我们的文学老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书写。”
梁文道认为，中国绝大多数文学书写者都是默默无闻地写作、出书、消失，“默默无闻才是文学的真相。因此我们想办一场嘉年华给他们，我觉得有些人需要被看到，不是他已经写出了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是，他将会看到这条道路可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