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在复旦教授创意写作的85后才女作家说 中国孩子写作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逻辑

语文教育中的重头戏就是“写作”，中国孩子从小写到大，但是其中不少人对写作感到头痛，甚至害怕写作。除此之外，中国孩子的阅读量也一直被吐槽。那么关于阅读与写作能力如何从量变到质变？其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有什么好方法？带着这样的疑问，外滩君找到了在复旦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85后青年作家张怡微。她指出，阅读的兴趣要从童年期培养，不拘经典和载体，关键在于习惯的养成。

提及新概念作文大赛，大家脑海里可能首先会跳出韩寒、郭敬明这两个最具争议性和代表性的名字，而对于同样“受惠”于那个时代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显声于《萌芽》杂志，并从此崭露头角的85后作家张怡微来说，她的写作与成名之路似乎更低调而稳实。

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从写作专业硕士到古典文学博士，张怡微一路走来，当同行中的很多人纷纷转行，或走上了市场路线，只有她还坚守在象牙塔里，一度用勤勉的创作侍奉自己的文学之梦，继续写故事、写生活。

作为年轻的85后作家，张怡微对阅读和写作的态度始终是：多看、多写、多接触以及尽情生活。在过去的一年中，张怡微精进不断，在完成学业之外，还出版了《细民盛宴》、《樱桃青衣》两本小说集，为历时五年的“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画上圆满句号。

而从2004年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到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这个曾经一度拿奖拿到手软的“奖项猎人”，如今站上了复旦大学的讲台，教授创意写作。

在带教MFA（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的过程中，张怡微发现了这一代年轻学生在写作上的通病：缺乏逻辑，思维跳跃，上下文写得不是一回事。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与他们从小未曾接受系统的“工具化”表达训练有着极大的联系。

事实上，关于语文教育、阅读和写作，张怡微的很多观点都颇有些冲击外滩君原有的认知：

中学语文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而是训练“工具化”的准确表达。

多读书、读经典并非必要，让孩子对文学有熟悉感比阅读的载体更重要。

写作归根结底是对阅读的模仿，但模仿的一定是结构。

现在的孩子并不缺写作素材，只是世界变小、视野提升令他们见怪不怪。

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适度的“填鸭”和背诵是必要的。

写不好作文，可能是因为缺乏美育和自然教育，拓展文学的边界很重要。

在外滩君的印象里，中学学习语文时，仗着母语的天然优势，语文学科总是被排在数学和英语之后。而等到真正进入大学，乃至走入职场以后，即使是非文科专业的学生也能明显地感受到，阅读和中文写作才是相伴一生的学科，即便离开学校，也是须臾不离身的谋生技能。

而我们也发现，现实是，虽然中文是我们的母语，但是真正能坚持阅读习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其实并不多；学生之中，见到作文就发憷的亦不在少数。张怡微甚至指出一个怪象：中国孩子的中文作文反而不如英文作文写得思路清晰，就连把一件事情讲清楚的基本要求也未必人人能达成。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训练阅读和写作这两项最基本的能力呢？不妨来听听张怡微的答案。

中学语文教育并不承担

“把孩子培养成作家”的责任

当被问及理想中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曾在两岸三地都接受过中文教育的张怡微竟给出了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答案：训练准确的表达。

其实我觉得，中学阶段能够培养‘准确’的能力就不错了。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作家，中学语文教育并不承担这样的职责。

如今已走上讲台，开始手把手“带徒弟”的张怡微坦言，她很讨厌语言不准确，因为所有文体都是语言的载体，我们从小学中文，就是在练表达，而其实这个能力是很难培养的。

比如说，楼上着火了，两个人从现场出来，一个人在尖叫，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有一个人冲出来就告诉你几楼着火，其余的人在哪里。而这就是表达能力，这不是情绪。有的人就是讲得清，有的人就是讲不清。

“孩子念完高中，至少要有一种基本的描述事情的能力。将来如果要辞职，甚至就算是写个离婚协议书，你得有把事情讲清楚的能力吧。”

而且这种基本的表达能力，其实跟文学没关系。如果真的热爱文学，也要把这个基本的素养完成，再考虑艺术上的发展。而对大部分人来讲，能够准确简洁地表达想法就很好了。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项非常基本的中文能力：概括。概括是最有用的，尤其是对中学生而言，既要言简意赅，又要突出重点。比如在800字的作文里，一个举例最好不要超过四句话。

在张怡微读博时，老师会要求她们在读别人的论文的时候，自己写摘要。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论文都是自带摘要的，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总结？实际上就是刻意的训练，要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话表达清楚，读到了什么。

除了概括能力的欠缺，张怡微还特别指出了一个吊诡的事实：

中学生虽然觉得英文难学，而且写出来的英语作文在思想上的确要比中文低好几个档次，但至少绝大多数人都能把事情讲清楚，并且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而到了写中文作文，反而是缺乏逻辑，思维跳跃，甚至前言不搭后语。

在复旦教书的这段日子里，张怡微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让学生概括《长生殿》，问他们讲了什么故事？理科背景的学生，三句两句就把故事用很简单的话讲清楚了。虽然不甚完美，思路却很清楚。相反是文科生，讲了很多，但讲得很乱，好几条线乱串，没读过原作的人根本听不懂。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小孩子的思维过程本就是跳跃的，但在数理化的练习里，我们会刻意地训练孩子不能跳步。

所以文科和理科最大的思维差距就是，理科生这一步没有解决，他是很难受的，他就做不到下一题了。文科生的问题是，很多问题是不用解决的，年复一年。然后我们会说，这真是个好问题。哲学不就是这样的嘛。

因此，张怡微会特别强调，在写作的时候，也要讲求逻辑推理。你的写作素材陈列的方式、情感铺陈的方式，是否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们的情感也是要有推理的，不只是情节要推理。然后推理到最高潮的时候收住。”

以王维的著名诗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例，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都到这个地步了，应该要哭哭啼啼了吧，要儿女共沾巾了吧。正在要涕泪飘零的时候，诗人把笔调走了，调到远方，换了个角度切入。但他之前的情感已经到了最高点了，你才能从远方调过来，这在情感的逻辑上才是合理的。

总说要“多读书”、“读经典”，

孩子哪来那么多时间？

写作是输出的过程，它离不开阅读的输入。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格外重视阅读，总劝诫孩子要多读书，而且最好要啃下一本本厚厚的经典。而在张怡微看来，有时候这个目标似乎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首先，让孩子读经典的这个动作还是有意义的。但孩子太小的时候，有些材料就是读不进去的，但留下印象也是好的。“搞不好哪天他年纪大了，回过头来看一下，他会想去接触原来的书，这是我的经验。”

对于读书的作用，张怡微有一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我们总是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她确认为，书籍恰恰是在人无法进步、不顺利，甚至倒退的时候看的。它能帮你升职加薪吗？不能吧。但在人生很不顺利的时候，一个人或许会想要去看看某本书，找寻一点可能的答案。

但这个回过去读书的基础是什么？还是需要在儿童时期，给他创造一个印象，去给他讲一些可能当时填不进去的东西。无论是读纸质的书，还是读电子书，甚至是看连环画、影视剧、戏剧，这些都是好的“阅读”形式，载体并不重要，并且当时读不懂、看不懂也没关系。如此，在一个人人生不顺利的时候，他回过头去找书看的概率会大很多。

张怡微说，自己小的时候，读书也毫无章法，看了一堆东西，似乎也没学到什么，但好歹培养了读书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到了二十岁以后就很难培养起来了。“看不懂也好，你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读书这么一件事。”

而现在最残酷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不学文学的人，他们一生的中文教育可能基本就在高中完成了。他们所有的阅读量竟然就是现代文阅读的量，考试考了什么，他就读了什么。

这就很可怕了，他在大学里可能一年不见得读一本文学书。一直到进入职场，工作很忙，就彻底不读书了。接下来可能就要生了孩子之后会陪孩子看一些绘本。因此，整个阅读的压力也降落到了中学语文的头上，仿佛那之后就是诀别了。但实际上，从文学的输入角度来讲，这个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美国中小学生的阅读量，中国孩子总被吐槽，读得太少。

对此，张怡微有一个方法。

一般的文学作品和名人名家，课本和考卷里都有涉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觉得不一定要看很多课外书，实际上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抱着原著啃，所以把课内的范文精读、读好就行了，这正是接触文学的捷径。很多文章为了用来考试或教学，其实是删减版或修改版。学生可以把文章改动前的原文找出来对比，多动动脑筋，哪里做了改动？为什么这么改？差别在哪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做文学研究的方法。

中学生还是要背点东西，

写作的时候肚子里才有“货”可调

我相信，对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背诵全文”这四个字绝对是语文教育中最“惨痛”的经验了。而张怡微对这件事的态度却颇让我感到意外，她非常认可孩子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多背点东西。“尽管不理解，先背下来，等孩子长大之后是会自动调取出来用的，忘都忘不掉。”

现在在中国，读书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记性好。但是，记性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能不能调动记忆当中的知识为你所用才是更重要的事。

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大，读书这件事有时候很难量化完成。所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变得很重要了。比如说，有些父母就会让孩子在上学路上听声律启蒙，让她对语言美感、节奏和韵律有一个熟悉度，像唱歌一样地放给她听，孩子也是无意识地去记，那么她之后讲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这句话用这个字结尾比较好听。这就是无意识的培养。

在张怡微看来，孩子小时候看书杂一点，甚至有一些糟粕也无妨，但还是要多看，培养读书的惯性。大人不妨讲一些民间故事给孩子听，如果不感兴趣就给他看看科普类的东西，接触大自然，也是好的。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对自己的阅读有要求的人，迟早会告别这些所谓的糟粕，因为他会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感比告诉他什么是好的更直接，因为他读得不过瘾，就想读更好看的，自然会去找更好看的。

而另一方面，张怡微却很反对近几年大热的“知识付费”，即打着“帮你读书”的旗号来实现阅读的效果。“我猜，这是给开车的人听的吧。它其实是用于聊天，假装自己看过这本书，骗自己，就好像看过一部电影，就相当于看过一本书一样。”

通过这类知识付费产品，人们听到的都是偏见，都是一家之言，只能和最普通的人聊天的时候，才能起到作用。其实你对这个文本还是非常陌生的。“就好比，你妈在外面找了十个最精英的人来概括你妈，然后说出来给你听，这是你妈妈。你肯定认不出，因为你和你妈太熟了。”

其实读书是绝不可能轻松的，都是极其艰苦的，甚至讲苦都是谦虚了。真正细致的阅读工作是没办法让别人替代的，而且不是自己咀嚼的东西也是记不住的。

孩子抱怨没有写作素材，

或许只因世界变小，

而他们还没学会如何“看”

如果你的孩子在摊开作文纸之后，总是习惯性地眉头紧锁、苦思冥想，那很有可能他就是在头疼要写啥的问题。而这也是很多孩子在写作时遭遇的第一大难题。

而在张怡微看来，孩子们并不缺乏写作素材，而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变，孩子的生活条件变好，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眼中的“故事”自然也少了很多。

举个例子，你或许很难在21世纪和孩子解释“邮差”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脑海里最熟悉的可能是快递员的形象，但快递员和邮差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再比如，过去在复旦交论文，没有打印店，需要坐船到崇明岛去让人家排字打印，也就是说你写论文必须留出一个坐船的时间。过去去外滩要倒三两公交，而现在孩子去香港都不算出国。再平常一点的案例，很多孩子上下学都有私家车接送，放学路上少掉了多少吃吃喝喝讲八卦的回忆。正所谓有路，才有故事。

所以一旦把这一切过程都简化了以后，孩子们的确获得了很多别的东西，但似乎也失去了很多经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是写作素材的东西，在现在的孩子眼中，都太常态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所以，训练孩子如何去看这个世界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张怡微特别谈到，中国孩子很缺乏真正的美育和科学教育，因此他们其实并不懂得如何“走心地”观察，更不要说形容这个世界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孩子写出来的文章不细腻，没有“烟火气”。

最简单的例子，你让学生看一幅名画，让他写个评论，我们没有这个训练；给他听一段音乐，写个乐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训练。其实乐评是最难写的，怎么写出听觉？孩子写不来。他只会说喜欢某个歌手，但却没办法描述音乐这件事。而这实际上是需要刻意训练的。

还有，我们学生的文章中经常没有色彩。我们看到老文人在这方面很考究，他们的东西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过时，但却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很精巧的。比如余光中，就很会写听觉、触觉，很会写通感。他一直雕琢他的字句，还用典，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不擅长的。

另外一方面，他还写很多色彩，他很努力地在文章里布置这些色彩。但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不看，不看画，不懂艺术。比如我们说红色，孩子能说出多少种红色？当他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只能说这是红花就结束了。这就是从小缺乏美育的结果。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时常会有明知某物却形容不来的困扰。但其实在中文写作里，词汇量的匮乏也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想要扩大孩子的词汇量，需要各学科共同努力才行，光靠语文一科，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这时候可能孩子还需要来点靠谱的科学教育。首先得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其次要看科普的东西。

我们的科学教育也很奇怪，就是做题。做不好题的人就觉得和科学没有缘分。其实不是这样的，科普也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爱斯基摩人形容雪，他能讲出三十几种词汇来。但是我们南方人就用不到，因为南方不下雪。

所以，我们大人能做的，就是帮孩子拓展文学的边界，无论是美育还是科学教育。这种接触并不一定是直接跟文学相关的，甚至也不拘泥于看书这种形式，可能是看个视频，听段戏剧，逛个展览等等。

张怡微强烈推荐，从视觉的东西入手，因为小朋友都喜欢动的东西。而且越小的孩子越喜欢看动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动画片、连环画或者电视剧以及舞台剧，就从这些媒介开始让他熟悉文学，从外围引发他的兴趣，让他能够产生进一步探索文学的冲动。

（本文转自外滩教育，作者吴妍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