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朝拜——参观北京孔庙和国子监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曾经担负着如同现代北大、清华、中央党校以及教育部等机构的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职能。200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投资逾亿元将孔庙和国子监修葺一新，成立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于200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
参观孔庙和国子监，不是游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朝拜。五千年文明璀璨，三千年诗礼传承，两千年儒术独尊，虽经历无数王朝更替，中华文明却从未断流，这与我们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早在三皇五帝的远古时期，就设立“成均”开展教学活动，夏朝时为东序，商朝时为右学，周朝则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改为国子监，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被孟子评价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紧随其后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伏尔泰、康德）。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孔子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从中央到地方，各地纷纷修建孔庙专门祭祀并兼作为教学场所，“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与世界各大主流宗教文化虔诚朝拜虚无缥缈的神灵不同，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朝拜的是实实在在滋养自己思想的文化先圣。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
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但我坚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文明在辽阔的历史沃野中，仍将滋养我们的思想，濡养我们的精神，涵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必将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力量。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将具有深厚根基的国学不断丰富和发扬光大，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
孔庙
孔庙，即孔子庙，又称作文庙，是纪念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中国各地都有，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孔庙最初是祭祀孔子的场所，南北朝时开始在中央及地方官学之内建置孔庙。从唐代以后，除曲阜孔庙以外，其余各地孔庙不但成为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学校的中心地。
北京孔庙是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与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在北京孔庙的前面，立有一块“下马碑”，上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不算宏伟，就是普通一石碑，但这八个大字，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历代对文化的尊重。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文明昌盛的必然前提。几千年来，历经各姓王朝变更，但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这与我们这个民族对知识的敬仰是紧密相关的。
孔庙的第一道大门是先师门，始建于元代，俗称“棂星门”，现在用作售票口和检票处。面阔三间，歇山式屋顶，覆黄色琉璃瓦，饰有鸱吻和脊兽。先师门虽经历明清多次修缮，今天仍保留着元代斗拱稀疏硕大、造型古朴简约的建筑风格。
从检票处进入孔庙第一进院落，迎面看到的便是孔子塑像和大成门。大成门是孔庙的第二道大门，以汉白玉为台基。大成门中的“大成”之意，取自于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大成门采用黄瓦庑殿顶的古代最高建筑形式，面阔五间，前后三出陛，中为雕龙丹陛，左右各十四级台阶。大成门前廊庑悬钟、置鼓各一，每逢春秋皇帝祭孔，鸣钟108响，击鼓360通，钟鼓齐鸣，百官就位，庄严肃穆。大成门东西两侧台基上各摆放有乾隆年间仿制周代石鼓共10枚，乾隆御制石鼓碑、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碑陈设在左右两侧。
第一进院落是皇帝祭孔前筹备各项事宜的场所，其东侧设有宰牲亭、井亭、神厨，用于祭孔三牲的宰杀、清洗和烹制。两侧有神库、致斋所用于祭孔礼器的存放和供品的备制。
第二进院落是孔庙的中心院落，每逢祭孔大典，这里便钟鼓齐鸣，乐舞升平，仪仗威严。大成殿是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也是整座孔庙的中心建筑，是孔庙内最神圣的殿堂。大成殿始建于1032年（大德六年），后毁于战火，1411年（明永乐九年）重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殿由7间扩建为9间。殿内金砖铺地，内顶施团龙井口天花，其规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建筑等级，堪与故宫太和殿媲美。殿中供奉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木牌位，神位两边设有配享的“四配十二哲”牌位。神位前置祭案，上设尊、爵、卣、笾、豆等祭器均为清乾隆时的御制真品。大殿内外高悬清康熙至宣统9位皇帝的御匾，均是皇帝亲书的对孔子的四字赞语，是珍贵的文物。
孔庙的第三进院落最具特色，由崇圣门、崇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独立完整的院落，与前二进院落分割明显而又过渡自然，反映出古人在建筑部局上的巧妙构思。这组建筑称为崇圣祠，是祭祀孔子五代先祖的家庙。建于1530年（嘉靖九年），1737年（乾隆二年）重修，并将灰瓦顶改为绿琉璃瓦顶。崇圣殿又称五代祠，面阔五间，进深七檩，殿前建有宽大的月台，月台三面建有垂带踏步各十级。殿内供奉孔子五代先人的牌位及配享的颜回、孔伋、曾参、孟轲四位先哲之父的牌位。东西配殿坐落在砖石台基上，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单檐悬山顶，内奉程颐、程颢兄弟、张载、蔡沈、周敦颐、朱熹6位先儒之父。
孔庙崇圣祠前的御制“正心修身，克己复礼，魁星点斗，独占螯头”碑。此图以儒家修养的“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八字组成魁星形象，左手托砚，右手执笔，一脚翘起托一“斗”字，取意“魁星点斗”，一脚立于“鳌”上，取意“独占鳌头”。“魁星”本作“奎星”，因魁有“首”的意思，所以将“奎”谐音为“魁”，取文登榜首之意。
国子监
隋代设置中央官学国子监，作为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称为监生。国子监有两个特点，其一，以师为官。从祭酒到一般教学、管理人员都是朝廷命官，由吏部任免。明朝对教官的约束极为严格，特别是国子监祭酒，更是要绝对忠于皇帝和职守。他们不仅要取得皇帝的信任，还要迎合朝中各种当权的政治势力。其二，采用分堂积分和拨历（指监生被派往政府各部门历事）的教学制度。国子监学生称为监生，以其出身身份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若以入学途径可分为荫监、举监、贡监、例监四类。荫监包括官生和恩生两种。官生是指按父祖官品蒙恩入监者；恩生是父祖以身殉国，故蒙恩入监者。举监是指下第举人入监。贡监是地方府州县学向国子监贡送的生员，也称“贡生”。例监是指以纳马、纳粟、纳银等方式入学的生员。监生在国子监分六堂肄业，通四书未通经者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修业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者，许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又修业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入率性堂。生员入率性堂后，实行积分制，肄业后，可被派往政府部门实习或参加科举考试。在教学方面，为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国子监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实行监生实习历事制度，即让国子监高年级学生分别到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行人司等中央机关实习。时间三个月、一年、三年不等。这种制度可使监生在未进入仕途之前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是对国子监教育的一种补充。国子监设有祭酒一人，属官有司业、监丞、博士等职。祭酒，为古官名，本为首席之意。古代宴飨时推年高有德者先举酒以祭，故有此称。秦汉时以祭酒为名的官很多，隋唐以后则专称国子监主官。
集贤门是进入北京国子监的第一道大门，也是今天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另一道检票口。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集贤门内东西两侧有井亭。
太学门是进入北京国子监的最后一道大门。古时候将国子监称为太学、国学，当年的太学是国家办的唯一的中央大学。“太学”一词源于西周时《大戴记》中“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到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创立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所中央官办大学，与世界上最早的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欧洲的雅典大学同处一个时期。从此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一直延用至清末。当然，太学门也有另一层含义：国子监的“监”字，实际上是指管理教育的衙门，但到明、清时“监学合一”，也就是管理职能和学校教育职能合二为一，总称国子监。所以，进入国子监的大门后，再进入太学门，就是真正进入教学区了。
踏进太学门，迎面是一座高大华美的三门四柱七座的琉璃牌坊。这座巨大琉璃牌坊，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是中国古代崇文重教的象征。这座琉璃牌坊，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经200多年还宛如新建，没有一丝古老的痕迹，令人叫绝。牌坊各部位精雕细刻，中间汉白玉横额上正反两面均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横额正面书“圜桥教泽”，是指听讲学者众多，背面为“学海节观”，意思因为听讲学者众多，要靠水道将学生分隔开。两侧顶上各有一块双龙戏珠雕刻，刻制极为精细，站在地面上看彷佛金龙盘绕欲出，拱形门洞周边用汉白玉雕刻。古时每当新科状元产生，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皇帝和状元就从正门洞进入，其它文武百官只能走两旁的门进入，是不能走正门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对人才的重视。这是国之根本。
辟雍殿是清代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下诏修建，由当时的大学士兼国子监事务刘墉主持修建，乾隆五十年（1785年）辟雍及配套工程历时二年竣工建成。辟雍本为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雍殿矗立在国子监的中心位置，平面呈正方形，深广各17.7米，每边三间面阔，三三得九，意为九州，均为大红色木质门窗。四角重檐攒尖顶，覆黄琉璃瓦。四面辟门，四周环以回廊和水池，池周为汉白玉雕护拦。池水四壁有喷水龙头，璧池的水是在外院的东西各挖一眼水井，井上盖有亭子，称为“井亭”。水井挖有暗沟，分别通往里院的东、西三堂后引入的璧池。池上架有四周石桥，通向辟雍四门，构成周代“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正北上方悬挂乾隆御笔“雅涵於乐”匾额，南边悬挂道光御笔“涵泳圣涯”匾额，东边为咸丰御笔“万流仰镜”匾额。
彝伦堂位于辟雍殿北侧，原名崇文阁，建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是国子监藏书的地方。明代永乐年间予以重建并改名为彝伦堂，清康熙皇帝亲题大堂中门上方“彝伦堂”横匾。曾是皇帝讲学之处，兴建辟雍殿之后，则改为监内的藏书处。彝伦堂的建筑形式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七间，后带抱厦三间，室内面积500平方米，室外月台面积400平方米，是国子监里最大的厅堂式建筑。
彝伦堂前面宽广的平台，称为灵台，也叫露台，是国子监召集监生列班点名、集会和上大课的场所。灵台东南角上，立有一座石刻日晷。日晷是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日晷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铜制的指针叫做“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圭表中立竿的作用，因此，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做“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晷面两面都有刻度，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又等分为“时初”、“时正”，这正是一日24小时。我国是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使用日晷计时的。不过，古巴比伦在远古时期的6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日晷计时了。
敬一亭位于在彝伦堂之后，是国子监的第三进院落，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内有御制圣谕碑等7座。亭东为祭酒厢房，西为司业厢房，是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的办公地。
乾隆石经——刻在石碑上的法定经文
在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有一处乾隆时期的碑刻十三经碑林，所以又叫乾隆石经。碑林大厅的门楣上悬挂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题写的“乾隆石经”匾额。乾隆石经共有刻石十三经189座，加上乾隆《刊石经谕旨碑》1座，总共190座，原置于国子监六堂之前，1956年在国子监设立首都图书馆时，“乾隆石经”碑林就此被迁出六堂，移至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里，也就是今天的“乾隆石经”展览大厅。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共63万余字。
十三经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诗词和典章制度等，数千年来，早已经成为国人思想、道德、行为方面标准的书，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的影响巨大。作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同历代帝王一样，深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将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十三经视为治国平天下、规范臣民思想、确立伦理道德的读本。正好其时有一位江苏金坛人氏蒋衡，为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在游历长安时见到唐朝的“开成石经”，发现谬误频出，且有残缺，于是下定决心重书“十三经”。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起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蒋衡经过12年的艰辛付出，一丝不苟地校写完成全套十三经，为此还婉谢两次出仕的机会。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有幸得见蒋衡手稿并献给乾隆皇帝，乾隆喜爱有加，将其藏于懋勤殿，钦赐蒋衡国子监学正。乾隆皇帝由此产生刊刻十三经的想法。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乾隆下旨组成以和珅、王杰为总裁，刘墉、彭元瑞等为副总裁人刻石领导班子，以蒋衡所书十三经为蓝本进行刻石。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经过工匠们夜以继日的努力，十三经刻石大功告成，并尊乾隆圣旨立于太学六堂，以为师生学习研讨之用。
乾隆石经规模宏大，楷法工整，内容的准确性和刻制的精美度都优于西安的“开成石经”，而在规模上也是仅次于西安碑林的全国第二大碑林，是我国现存品相最为完好、内容最为完整的一部官刻石经，具有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2012年11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国宝档案》对乾隆石经进行了专题介绍。今天的“乾隆石经”展览大厅中，除了碑刻十三经189座外，还有乾隆御笔亲书16方石碑、康熙御书大学碑等石碑。
乾隆御笔亲书说经文石刻，碑文内容为乾隆皇帝对儒家经典章句的心得体会。
乾隆石经所刻《礼记》
乾隆石经所刻《周礼》
康熙手书大学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