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国蓄》篇所见《管子》的货币数量论（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19年第2期，是作者对《管子·国蓄》篇的解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

《管子》特别是其中的“轻重篇”从货币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出发，以“轻重论”的经济思想为中心，提出了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结构论等重要的货币理论命题，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作出了最早的原创性的重要贡献。这里以《国蓄》篇为中心，对其货币理论进行解读。

一、管子其人与《管子》一书

管仲（约公元前730-645年），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齐国颖上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史记》的《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将它与晏婴合并立传，涉及管仲的仅304字，而其中管仲自己对他同鲍叔友谊的评价占去144字。在这简短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管仲年轻时十分贫穷，周游各地，曾经与鲍叔合伙经商。在鲍叔的推举下，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开启从政生涯。他在从政相齐的四十年间，“作内政而寄军令”，在内政和军事上实施重大改革。他辅佐齐桓公，“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早在中原实现霸业。

《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著，是托名于管仲的一本文集，由西汉刘向编定，为86篇。及至宋代，散失10篇，现存76篇。其多篇文章的写作，非出自一人，亦非成于一时。究竟各篇何人所作、作于何时，无明确的记载。20世纪初开始，我国学者对于《管子》的研究日益深入，1987年起，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创刊《管子学刊》，以推动管子的研究。

但无论对于其成书年代或内容主旨，都存在分歧。春秋末期以至西汉末年王莽时代，都有人主张是特定篇目的成文时间。其中，1979年马非百先生《<管子.轻重篇>新诠》的出版，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马先生新见频出，第一个提出多个篇目成书于王莽时期，并给轻重篇的各篇都考订了时间。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问题》连载长文予以辩驳，激愤陈词，言之成理。然而，我们只需指出两点，就知道将《管子》定位战国中期或者说在秦统一之前的时期，是合理的。第一，仅就“轻重篇”而言，其中多篇谈到国家间的斗争谋略（鲁粱之谋等）和调动本国人民生产积极性的设想（“途枝之谋”等），这必然以诸侯林立的政治和地理形势为前提。第二，《山国轨》等多篇论及通过基层调查来推行相应经济政策的见解，均为在大一统的广大地域内可以实施的。即使是假托之书，从历史情景的合理性和政治实践的霸业原型，只有管子本人及其生活的时代能担当《管子》一书。而且，必须强调，如果我们不是缺乏社会性的书呆子，从自身的生活实践中也应懂得文献留存的选择性，以及文献与事实之间乖离现象的现实存在，仅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讨论《管子》的成书时代和内涵，必然走向歧途。

《管子》的“轻重篇”是中国经济思想最早最系统的论述，可以称为上古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晋代傅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 《轻重》篇尤鄙俗”。《管子》“轻重篇”现存16篇（原有19篇，亡佚3篇），除最后一篇《轻重己》论述四时节令以外，其他各篇都专论商品及货币关系。在“轻重篇”之外，其他60篇里也有商人活动与商品交换的相关论述。如此多的篇幅论述商品与货币关系，不仅先秦古籍所无，也未见于此后古代各家著作。这是《管子》的突出特点，所以《管子》以“轻重学说”著称于世。

《国蓄》篇在《管子》的经济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管子》轻重篇现存16篇中，采取直接论述而不用问答体的只有《国蓄》等2篇（另一篇为现存《管子》的最后1篇《轻重己》，只讨论岁时节令）。其他各篇多用假托的具体故事表达作者的主张，《国蓄》则直接论述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是《管子》“轻重篇”的理论纲领。

二、“轻重论”与国家治理

以《管子》的“轻重篇”为中心提出的“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轻重”这个重要概念，最初是指金属货币称量时的轻重。在没有成色观念的货币发展的朴素阶段，金属货币的分量重，价值就大，而分量轻价值就相应地小。这样，轻、重就演变为价值小、大亦即贱、贵的同义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流通中其交换价值通过它对普通商品的购买力相对地体现出来，“轻重”便从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为表示商品价格贵贱的概念（商品的轻重）。东周时期的统治者从商人的经验出发，懂得货币流通的数量和商品供求的状态，会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和商品价格的高低，也就是影响货币与商品各自的轻重。“轻重篇”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深入研究货币与商品的轻重问题，探讨通过怎样管控它们的轻重变化，实现特定的财经目标，进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作为经济学说的“轻重论”。

具体而言，轻重论是讨论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高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家如何利用商品与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的购销与货币的流通进行干预和调节，以实现特定的财经目标。所谓“轻重”，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流通中商品与货币的多寡、物价的高低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统治者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垄断工商业，控制商品的流通，在整个经济领域实施专制主义。

在财政政策和国家治理的问题上，《管子》“轻重篇”一开始就通过塑造财政和货币的特殊关系，主张通过货币和物资的控制，来充实国家的经济收入。

在《国蓄》篇里一再宣扬他的富能夺，贫能予的政策是“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其办法便是通过货币手段，对物资进行调控，利用“轻重之术”保证国家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以充实财政。所以，在《国蓄》篇里，指出“不通于轻重”对于治国的危害。这在其他各篇的论述中，也反复强调“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利”的基本精神，因为除了垄断专卖收入，利用货币手段来调控物资的流向，并用法令来保证谷物等战略物资的占有，既关乎国家财力的充实，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关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

三、商品“轻重”的成因与市场干预

事实上，尽管“轻重篇”讨论了许多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但它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主张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物多则贱，寡则贵”，是作者对于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它的论述，“民有余则轻之，不足则重之”的论述可知，人们对商品供应的不同状态“有余”和“不足”感受不同，便引起对于商品轻重的不同评价。这种主观价值论，尽管错误地解释了商品价值的形成因素，但它拓展了商品供求决定价格的认识。

《管子》“轻重篇”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影响物的多寡，进而说明“物多则贱，寡则贵”的基本原理。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天时变化，“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年成有丰收与歉收的不同，谷便有多寡的差异，谷价就相应地有贱和有贵。文中论述的“聚散”和“政令”，则是影响物资多少的人为方面的因素。“聚则重，散则轻”，“令有徐疾，物有轻重”。对商品进行人为的聚散，财经政令的缓急，都会影响市场上物资的多寡和供求的平衡，进而引发物价的波动。关于政令的缓急如何影响物的轻重，《国蓄》篇里有生动的描述。也就是说，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时，命令越急，期限越短，百姓越是被迫以低价竞相抛售物资，来换取货币缴纳税收。统治者懂得这个道理，便以政令的缓急，人为地控制物价，以较税收更加隐蔽的形式乘机勒索民间财物。

四、《管子》的货币数量论

与商品供给一方相对应，从需求侧看，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在讨论商品的轻重之外，《管子》轻重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等货币问题的论述。从货币职能来看，它论述了货币五大职能中的四个职能，而主要论述的是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手段职能。在这里的《国蓄》篇里称，“黄金刀币者，民之通施也。”别的场合，还有不同的表述，“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刀布者，沟渎也。”这都是讲的货币是流通手段。而对于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管子》只是进行了现象性的描述，没有给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至于价值尺度职能，它没有进行论述。可见，它不懂得货币具有价值尺度职能，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出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这样的认识。

货币的价值究竟由什么决定，“轻重篇”并没有直接做出明确的回答。从他在轻重各篇涉及货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不是货币金属论者，因为它并不认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国蓄》篇就称，“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也不是货币名目论者，因为它认为国家并不能任意规定货币的价值。

事实上，《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它明确主张，货币的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由货币与商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在不考虑商品变动的情况下，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少决定货币的轻重，亦即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货币的购买力在它与商品的交换中由两者的相对数量决定，并体现出来。比如，它论述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也就是说，如果有十成货币，九成在上由国家掌握，只有一成投入市场流通，就会出现物价下跌和货币购买力相应上升的情况。倘若国家将自身掌握的九成货币也投入流通，用来收购万物，就会出现“万物重什倍”，物价陡然上涨，货币变“轻”购买力相应地降低了。这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的表述。

在商品和货币的轻重关系方面，上面是不考虑另一方或者假定另一方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分别以供给（商品量）和需求（货币量）为出发点，来讨论物价和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单方面影响因素。事实上，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货币与商品交换时，如果货币或商品一方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同时发生变化，但变化的方向不同，甚至变化的方向相同，但变化的幅度不同，则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比例均要发生变化。就此而言，《管子》认为，在单位货币价值增大，相应地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时，就会出现“币重而万物轻”的现象。与此相反，在单位货币价值降低，相应地单位商品价值上涨时，就会出现“币轻而万物重”的现象。在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上，“轻重篇”的作者认为两者此消彼长的变化是由市场上货币与万物相对数量的变化和对比引起的，而不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由商品和货币本身包含的价值引起的。

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的价值是在与流通中商品的交换中体现出来，而货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量与商品量的相对比较。这种从与商品的相对比较中看待货币价值的思想，占据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主导阵地。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轻重各篇论述货币购买力（而从未论及货币的价值问题）的高低时，始终没有涉及社会流通总量的问题，只是论述“币在上”或者“币在下”暂时的供求关系的改变，与万物贵贱的成因相同。所以,《管子》的货币轻重论与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说是有所不同的。同时，它也没有现代货币数量论通过货币投放影响产出的思想。

那么，按照它的思想，能否得到一个货币必要量的公式呢？

《管子》重视货币流通手段职能，它论述了社会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的决定因素。它对古代中国货币学说的一大贡献。《山国轨》篇称，“币有轨……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

这里根据耕地的多少，生产谷物多少，除了食用之外，有多少粮食可以投入流通，粮价多少，据此计算出流通中的粮食所需要的货币量。《管子》还从个人购买商品所需支付的数量来计算货币的流通量。《山至数》篇称，“币准之数，……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这里的“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指的是家庭支出所需要的货币量，这是在商品流通量之外考察货币需要量的另一种分析方法。《管子》提出“币准之数”可以从商品交易量和家庭支出两方面来予以考察，显示出对货币流通量思考的非凡洞察力。

《管子》“轻重篇”还论述了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以及货币的地区分布问题。这里的《国蓄》称，“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山权数》也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这些货币或者粮食储备，均是为了购买和支付，就像这里《国蓄》引文后面紧接着说的，“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饟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用来对人民进行赈济和借贷，以消除豪富对于人民的掠夺。《管子》还主张“布币于国”，在全国各地“谨置公币”。因为要计算各地需要多少货币或者赈贷资金，才能控制全国的商品粮食。它主张依据全国各地土地的肥瘠和粮食的产量，计算出国家购买粮食所需要的货币量。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