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系友｜77级系友严强回忆南哲求学生涯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陈潭《变革时代的生命阅读——严强教授访谈录》。
我是1977年10月背着姨娘给我的木箱，由姐夫送到南大报到。入学后，辅导员告诉我，你的考卷是系主任胡福明老师从南通地区招生办公室中抢来的。入学一段时间后，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又告诉我，我们班上有三位同学的考卷直接送到了当时的国家教委。我那次考试的历史政治题回答得比较好，作文分数比较高，数学成绩也不错。正因为是高分，虽然没有填报南京大学，但胡福明老师还是坚持录取了我。但胡福明老师第一次见到我时，只是笑带着浓厚的无锡口音说，“你来南大可不容易呀”，其余的却什么都没讲。
当时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很有名气。“文革”以前，就有一位大学生在论文中提出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观点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更不要说，1978年由胡福明老师主笔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文章，拉开了全国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正是这场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这样知名的学府、有名的系科来学习，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77级”，的确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符号。那一届哲学系的学生，有第一批录取的，有后来补招的，共有72人;还有其他院校送来代培的5人，一共77人。后来胡福明老师一直说的一句话是，孔子有72位弟子，哲学系77级有77位学子。77人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年龄悬殊，大一点的已经30多岁，是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小的还不到20岁。经历不同，有的已经是中学或大专的老师，有的是县级干部，有的是工厂的书记，有的是部队的排长，但好像完全当农民干农活的没几个。水平各异，有的对东欧苏联思想界正在争论的“异化”理论已非常熟悉，有的则连这个概念都没听说过；有的能用外语直接和外国人对话，有的还要从ABC开始。但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曲折经历，都有着同样的渴望：要拼搏，要把被耽搁和荒废的时间补回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77级”这个特殊的群体符号代表的是历经风霜和顽强不息。
今天我敢说，那时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名师。孙伯鍨老师做学问严谨，求高求深，绝不随便著述，一旦成书，必定是扛鼎之作。他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写出《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这部著作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胡福明老师做学问讲究联系实际，求实求真。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系列论文，包括那篇实践真理的文章，都是立足实际、发人深省、有胆识、有见地的力作。从他们身上，我们领悟到做哲学人需要顶天立地的意志和精神。
孙伯鍨、胡福明两位老师只是当时哲学系这一良师团队的代表。现今我们也已年近古稀，他们更是耄耋之年，有些则已经告别人世。但是他们当年授课时的倾心、一丝不苟，学术研讨时的较真、一步不让，与学生亦师亦友的情怀，我们永远铭记。当“77级”聚会或在“哲学系七七级”微信朋友圈中相互问候聊天时，大家都会谈起孙伯鍨老师讲课时的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令人叹服；胡福明老师在讲台上偶尔眼望窗外，又突然挥手面对我们，分析现实透彻合理，发人深省；李华钰老师讲原著，论述清晰、逻辑严密，令人敬佩；林仁栋老师的原理课，条理清晰，环环紧扣，到下课铃响，他最后一句讲完，怎不叫人拍案；林德宏老师讲自然辩证法，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听课简直就是享受;郁慕镛老师身材魁梧，善于雄辩，他对报纸上和干部报告中屡屡出现的逻辑错误的分析，总是让人恍然大悟；朱亮老师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化深奥、晦涩为简易、通俗，让我们顺利地步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殿堂；更为难忘的是莫绍揆教授的数理逻辑课程，这位维特根斯坦的关门弟子，讲什么都流利，就是说到“逻”字时会卡上老半天，一旦“辑”字出口，接下来便是口若悬河。他做数理演算，常常会在写满一黑板时，突然说错了，错了，然后擦掉，再把正确的飞快地写出来。
那时的老师，既是学生的导师，又是学生的挚友，既热情又严格。我们留校当老师后，又读了助教进修班，仍然是学生。一有空，孙伯鍨、胡福明老师就喊我们到他们家里讨论问题，喝茶、聊天、吃饭。我和童星、宋林飞留校后，就住在胡福明老师当年住过的集体宿舍里。孙伯鍨老师散步时，特地绕道来看望我们，见我们只能吃食堂，就把自己在北大用的自制煤油炉拿来，让我们有空时做点木耳蛋花汤。记得有个冬天，胡福明老师特地捎信来，让我们三个去他家吃羊肉汤。当然，轮到教学考试时，老师们毫不留情。记得助教班的马哲史课程考试，当天晚上我们还在孙老师家，第二天上午就是他出题考我们，但他对考什么一丝一毫也不透露，我们做学生的也不问。考完试，他认真批改，手下毫不留情。
就这么一批诲人不倦的良师，精心于传道、授业、解惑，让我们这批学生如同久旱无雨，渴望滋润的树苗一样，在浇灌中成长。在我们后来的研究和教学中，都能看到老师们的特点和风格。也许有些人认为，那一代老师的著述不多，他们讲课的形式传统老套。但是，那个时代的刊物本来就少，出版更不容易，审查也过于苛刻。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写出了一本本、一篇篇代表他们真知和见解的著作和论文。那个时代的老师并不把自己的著述看得过重，他们倾心于教学和研究讨论，总是将自己平生所学、研究所得，在第一时间和学生们分享。虽然那时没有现时的多媒体演示，但他们用工整的板书、清晰的讲稿为大家传授知识和学问。
“77级”在当年是一个孜孜求学的群体，也是老师们下功夫教导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因为他们是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走人大学，是在许多方面参差不齐、差异较大的群体，因而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这个群体到1981年底毕业后就分散了。差不多40年过去，他们之中一些人已经离世。现在仍健在的同学中，有一小部分在国外，绝大部分在国内。极少有人经商、当企业家，更没有富豪大款。有一些人选择了从政，论职位，从县处到厅局都有，也有几个位至部级。几乎全是清廉本分，至今没有听说谁是贪官。还有一些是在各级党校和高校，或从事管理，或从事教学科研。
“77级”和“老三届”一样，只能是个集体名称和符号。所以作为其成员，我们在回忆和聚会时，通常都会在前面加上“我们”两个字:我们“77级”，我们“老三届”。读书求学时的友谊一直维系着，加上不少同学又成为其他同学子女、亲戚的导师。彼此的感情更加深了。但凡出差，遇到老同学，总少不了上饭店喝上几杯。事实上，只有作为群体时，他们才能显示出特征和性格；只有作为历史时，他们才能成为一种标志。但是“77级”中的具体成员并不具有任何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这批人是大学人才培养十年断档后的生力军，他们迅速被补充到空缺和急需的岗位上。多数人站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接点上，既不保守，也不急进。在“77级”和“老三届”之后，中国高校教育步入正轨更新的人才、更有作为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77级”注定只能成为历史记忆。
学术研究，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就是做学问。想做学问和能做成什么学问则是两码事，并不是想做学问就一定能做成学问。后者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做学问，这点很重要。提到南京大学，多数人都知道，它的天文学和地质学一直是优势学科。所以有人说，“南大强在一天一地，顶天立地”。在南大哲学系读书时，孙伯鍨老师教导我们做理论研究要“顶天”，胡福明老师教导我们做实践分析要“立地”。所以在南大做“顶天立地”的事是许多老师心中定下的标准。当然，天有无限的高，地有无限的厚，顶天立地只能是相对的。总的来说，就是要争取做出最好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又要建立在坚实的实践之上。南大的老师虽然总想顶天立地，但又总是十分谦恭。南大虽然其前身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中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留下的老师,大多本本分分，埋头做学问，低头做人，从不张扬。我见过孙伯鍨老师填写的教师登记表，在学术成果一栏中，只有一句话：曾发表过数篇小文章。
做学术研究和从事知识生产，选择合适的专业方向也很重要。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现代学术面很广，知识储量也很丰富，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产生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要成为能在几个领域中都有所作为的人也不容易。因此，必须将有限的精力聚焦在既不过分宽广，也不是没有伸展余地的专业空间中。在具体选择适当的专业方向时，既要依据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又要将它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联系起来。只有在具体的对专业方向的把握和分析中，才能将问题意识、家国情怀和经世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本系当老师。因为毕业论文是胡福明老师指导的，所以我跟着胡老师搞教学、研究。和导师在一起，就有了做学术研究的好起点。当时哲学系有好几个学科分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和美学。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哲学系想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反映改革开放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具体分工是孙伯鍨和侯惠勤两位老师负责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林仁栋和刘林元老师负责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哲学思想，胡福明老师和我负责研究列宁、斯大林及东欧哲学思想。等这些完成后，再集体讨论撰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时哲学系要求每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都要从基本原理教学开始，并负责讲授和上述分工相对应的经典著作。
不久，胡福明老师就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当省委常委和省委党校校长，已经不可能再回来讲课和研究了。因此，研究列宁、斯大林及东欧哲学思想的任务只能由我来承担。对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人来说，碰到这种状况，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先给79届的学生开设列宁哲学思想课程，并将重要的原著包括《哲学笔记》的选读穿插其中，通过两遍讲授，再将讲义修改成书稿。这一研究项目的完成，前后大概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人学习、引用最多的是列宁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的许多思想包括哲学思想得到较为系统的论述。但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新整理出版的列宁的一部读书笔记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研究的成果大大改变和丰富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中国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人来说，仿佛正在告别一个旧相识的列宁，迎接一个新面孔的列宁。这个新列宁不是站立在与孟什维克辩论的讲坛上，而是出现在一座思想实验室中。苏联时代杰出但英年早逝的哲学家柯普宁，就说过《哲学笔记》就是列宁的思想实验室。
《哲学笔记》是列宁在读书和思考时写下的笔记，其中既有完整叙述的部分，也有断断续续的随笔，还有许多只言片语，甚至还有一些让人猜不透的记号。所以研读《哲学笔记》就等于进入列宁思想的宝库去探寻现成的与潜藏的瑰宝。许多大学哲学系的经典著作选读课程不包括《哲学笔记》，就是因它零碎，难读、难讲、难学。国内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以往也只是关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粮食税》等著作。专门研究《哲学笔记》的人和书都不多见。北大哲学系的黄楠森教授，是在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资料室多年的情况下，才潜心研究《哲学笔记》的。
但是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列宁晚年一系列重要文章的重新分析，却是现时代探索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历史所不能绕过的。一是因为《哲学笔记》是列宁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从而也是同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相互联系的见证。读《哲学笔记》就是在聆听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对话。二是因为《哲学笔记》中渗透了列宁在他生活的时代对辩证思维的许多深刻的理解。三是列宁晚年的重要文章被斯大林故意“忽略”了，而在“文革”时期又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找出来，利用来为他们的观念和理论做注解。要正本清源，就需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哲学笔记》的研读，包括两次列宁哲学思想课程的讲授，对我是一次重要的历练，既增强了我从事哲学教学研究的信心，也为我后来成功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第二卷)即“列宁主义哲学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写完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初稿后，我才发现，列宁哲学思想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政治哲学。而这些又和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中国思想界大解放的浪潮中，正是这些关于国家、专政的学说，关于政党的理论受到质疑，相当一部分已经真正成为历史。梳理哲学思想史的目的，就是要评价已经出现的哲学思维和观点究竟在新的时代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是否需要伴随时代的步伐在主动的修正和创新中向前推进。
正在这时，学校研究生院要我们组织一个教学团队，为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希望搞出自己的教材。我们对教育部编写的教材做了很大改动，虽然也对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进行逻辑梳理，但只是作为前提，重点转向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实行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的讲授让我一下子转向了对现实政治结构、政治运行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出了哲学系，一边在政治系为本科生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边到学校科研处、教务处兼任副处长，参与全校文科教学与科研的管理。
编辑 / 高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