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纪精选」两座在时间里湮没了的城门
本文导读——
现在的杭州和数百年前的杭州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西湖还在，青山绿水还在，但当年的城郭却早已似是而非，现在我们的这座城市是开放性的，而当年，囿于防守和管理的因素，筑有城墙，形成一种地域上的封闭。
本文的内容便是从当年杭州城池的旧模样中衍生出来，而后让当年的月光照进了这些文字，而文字中的城市斑斓多姿。比如“螺蛳沿过草桥门”的顺口溜，只有略懂杭州话的人方可意会：杭州话里的“沿”过即爬过之意，说螺蛳“沿沿”能“沿”到，表明螺蛳门和草桥门者两座城门相距不远。
发生在这两座城门之间的故事，曾经生活在这两座城门范围里的人，如今当然都化作了清风远逸，但他们留下的传说，却是我们这座城市丰厚的积淀，这些故事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年的场景和人文。
只有这样的一座城市，我们才能叙说它的掌故和历史。（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隐秘地图之：螺蛳沿过草桥门
顾国泰/文
南宋时杭州的十三座城门中有七座在城东：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门、崇新门、东青门、艮山门；元末复筑城垣，城东自南向北有五座：候潮门、望江门、清泰门、庆春门、艮山门。城门在各个时期叫法不同，有人编过一首顺口溜：“北关坝子正阳门，螺蛳沿过草桥门，候潮闻得清波响，涌金钱唐共太平”。顺口溜里的螺蛳门和草桥门在今城站火车站两边；杭州话里的“沿”过即爬过之意，说螺蛳“沿沿”能“沿”到，表明两座城门相距不远。螺蛳门内有螺蛳桥，桥下石磡缝里螺蛳很多，你若卷起裤腿下水，保你一摸一大把。
1.龚自珍螺蛳门外访隐士
元末“东扩三里”拓城时，在崇新门遗址外筑清泰门，清泰门因清泰桥而名。钟毓龙《说杭州》载：“门内有螺蛳桥，故俗以螺蛳门呼之。”螺蛳门内有条马坡巷，晚清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住在该巷里，今马坡巷6号小米园内辟有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以写“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名闻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文章“有不可一世之概”，只是字写得有欠火候，说他对书法有排斥心理，然而细读《龚自珍全集记王隐君》，感觉他一直在“暗恋”书法。
龚自珍曾造访西湖边某寺院，看到一本被蛀坏多页的手抄《心经》，其字体风格“类虞世南”（唐朝书法家），感觉好像哪儿见过，翻着翻着，忽然想到，以前在外祖父段玉裁的破书箱里，有一篇诗稿的字体，也是这个模样，为了弄个明白，龚自珍向僧人说想借看几天。回家路上他又记起另一件事：早先一个春天的日子，风和日丽，他和轿夫戚猫沿螺蛳埠、螺蛳桥、螺蛳门去郊野透透新鲜空气，只见护城河边杨柳依依，河里有人在捕捞鱼虾……
两人边赏风景边闲聊，戚猫忽然指着路旁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堆说，段老先生每次到杭州来（段玉裁居北京），一定要去坟后那户人家转转，回家也从不和谁说为何非要去那里。龚自珍好奇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段老先生腿脚不便，出门都是坐他与吴轿夫抬的轿子去的，听戚猫这么一饶舌，龚自珍来了兴趣，马上沿坟堆走去……前面有座小木桥，“桥外大小两树依倚立，一杏，一乌桕”，再过去，只见一个90来岁的老人，身着褐色短棉袄，正懒洋洋地在晒太阳。龚自珍上前打听，老人示意耳聋，龚自珍以为自己礼数不到，便认认真真作了个揖，一字一字地恭维道：“先生真是位隐者。”老人回话说“我无印章”——“隐者”和“印章”声音有点相似，看来他确实听力有问题。龚自珍起身东张张西望望，转了一圈终无收获。夕阳渐渐西下，戚猫在一边催促，只好怅然而归。
第二年冬天，一姓何的书生来访龚家，两人茶杯捧捧“谈古刻”，兴趣特别浓郁。何书生说他曾有一部李斯的《琅邪台刻石》（宋拓本），一直当宝贝收藏着，闲暇时便临摹一番，屡有收获，可惜该拓本后来归别人了，原因是何书生心脏有问题，一直拖着，某日有位老者闻讯前来，称能给他治好，结果就服了两剂药，还真痊愈了，何书生很感激，要酬谢他，老者指指书房桌上放着的那本书说：我是为这拓本而来的。边说边过去，拿了就走，何书生想拦，又不好意思开口……当时就觉得这人真怪，他是怎么知道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爱好书法，不然不会这样做。
2.还有人去过隐士家，还偷人家松化石
过后某一天，龚自珍与马太常寺卿（掌管宗庙祭祀的官员）闲聊，又说起之前这一连串的趣事，马大人听罢低头沉思一番，“仰而掀髯”道：对了，对了！你所说的那个地方，我外甥锁成为借书帖去过，他说那天还差点迷了路。等进入那院里，任怎么叫喊也无人应答，锁成当时就径自从厨房灶台后边过去，循读书声进入一间书房，只见四壁挂着古色古香的锦囊，内藏碑帖、钟鼎拓片等，书桌上摆着一本《谢脁集》。锁成对主人大声说：马大人叫我来借帖子。老人的意思是正在用，不方便借，等稍后会另写一本送马大人的……
过了月余，锁成再去，老人说已抄好了，你拿去吧。锁成一看抄本上的字体，感觉与虞世南书法极为相似，便问道：你养着善于写字的好手吧？主人说没有啊，他回头指指墙外正在锄地的那人说：是他替我抄写的。锁成道谢后出前门，迎面一棵梅树，花蕾初绽，院子里满地铺的都是松化石，见四下无人，他于墙角边偷偷拿了一块回来……马大人最后说，你俩遇见的，极可能是同一人。吴轿夫在一旁插嘴道：好像姓王，西湖边那和尚后来到我家索还《心经》时，“言是王老者写”。龚自珍参合起来推测，这个对虞世南书法有研究的隐士姓王当不会错。但不知那锄地的民间高手为何人，龚自珍把这些琐碎记忆，都写入《记王隐君》里。
龚自珍因为字写得不够好，导致多次考试失利，直至38岁参加会试（第6次），才考上第95名进士。后来参加殿试，结果又因考官一句“楷书不中程式”而断了青云之路。为此他曾极不服气地嘲讽道：若以字取人，那么我家的女人都能进翰林院！此话一经传出，很多人为他抱不平。传言龚自珍41岁那年，以1700文钱买了一本习字帖，这字帖他早年临摹过。他边喝酒边看那熟悉的字迹，酩酊大醉中在字帖上写下“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第二天清晨酒醒，细看字帖上自己写的字，悲不自禁，竟然嚎啕大哭起来……龚自珍挥毫整日，何尝不想练就一手好字，他努力过，可惜没成功。
3.郎瑛住草桥景隆观前
元末复筑东城时，在保安门遗址北辟新门，明嘉靖《今朝郡城图》上称永昌门，清初改称望江门。“望江门在今竹椅子巷之北口，其地为茅山河所经，有南新草桥，故俗以草桥新门呼之”。（钟毓龙语）明正德间，仁和藏书家，文学家郎瑛住草桥门内景隆观前。郎瑛(1487—1566)字仁宝，号草桥子。他是父亲郎大亨60岁那年降生郎氏宅院的，“五岁丧父，由母诸氏养成，生而异质，体弱多病”。郎瑛于正德间中秀才，以生员身份终其一生。其代表作《七修类稿》被后人称之为“明代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宝库”。郎瑛当年名气不小，“行省及郡守丞以下二县之大夫，下车则先问礼”。
《七修类稿》内有篇《景隆八发》，景隆是“宋代羽士陈永年创造”的道观。清《古今图书集成》说“景隆观，保安坊板儿巷，宋嘉定间名通元庵，宁宗御书‘景隆福地’，遂改名，元末移今处，明成化中重建”。景隆观内宝物不少，有宋皇上赐额；元中叶，观内一块剑石“长逾等，广不及尺。黝碧如铁镡，鍔具也”。著名文人张伯雨曾慕名前来观赏，感慨之余在石上作铭并序，这下可好——剑石半夜里被识货者偷走；明初著名诗人张光弼《如此江山亭》诗卷也曾藏于景隆观中……而自郎瑛写了《景隆八发》后，来景隆观游赏的文人墨客更是络绎不绝。
郎瑛年少时曾与好友王伯荫一起在景隆观前读书。王伯荫很有才学，“迹近狂放”，碰上郎瑛也亦庄亦恢、放达无羁，两人真可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某日王伯荫戏作《景隆八发》一文，结果招惹麻烦，一些正经儒士很是看不惯，乃至有人“勃然变色”——在追求功名者的眼里，文人著述立说，是件很严肃的事，岂可儿戏，谁知王伯荫写文章如此“吊儿郎当”，真是成何体统？！其实王伯荫是恨当下文风虚浮而故意这么写写的，不意被这么指责，一气之下想将该文“投之水火”。郎瑛拦住道：何必在意人家较长论短，嬉笑怒骂只叫写出真性情，就都是好文章，你怎能轻意把它毁了？！（大致意思）隔年郎瑛到苏州拜访当地名人南都濠，说起此事，南都濠看后认为“文虽近狎，义则通微”——用今天的话说，文章看似有点浮而不当正经，其实在嘲谑嬉笑中寄寓了作者的讽刺意旨与济世热肠。南都濠叫郎瑛回去把这层意思转告王伯荫，说“事因戏警，名以文传，景隆道士之幸也”。景隆观道士闻知名士都这么说，便立马怂恿郎瑛“述其颠末，并录八发为珠庭劝”，郎瑛于是替《景隆八发》作了长达600余字的序，谈了自己的见解，读罢《景隆八发》就会明白，官史与野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4.八发指八件发笑的事情
望江门附近的景阳观以酱菜出名，景隆观以“八发”出名，八发指八件发笑的事情，分别为《无拘殿赋》《大笑堂记》《销铅井铭》《叱石坛志》《转身路辞》《警梦楼说》《炼丹炉赞》《方便树颂》。
拿无拘殿来说，景隆观本是道家清静之地，谁知当时为“百乐之所都”：“殿内藏阄探贴、打马投壶……”只见东一处在赌博，西一堆在抹牌。许多人连帽子也不戴，下身就一条牛头短裤，打拳的也大多赤膊，有人唱歌，有人跳舞，真是热闹非凡。沿殿走去，或盘腿背靠庭柱，或像死尸般僵卧后厨。一到大热天时，卖肉沽酒的也都挟着长席过来，他们吊“销铅井”之水从头顶冲凉，然后揭来瓦片当枕头，以寄存在殿内的棺材之盖为床铺，“逍遥乎风凉、从容乎日晡”，一直要到日落暑退方肯离去。而到了冬天，“无门不掩、有墙可逾”，无拘殿真跟凉亭没啥两样；官府把它当堆盐的仓库，邻舍呢，背米肩柴，都当近道在抄……这哪像修行的道观！
其二是大笑堂。大笑堂“高而不剩、密而不狭、轻而不露、以娱宾客，故又谓之堂”。进堂者“啜其茶则破闷，饮其酒则解酲，对其食则喷案”——笑要笑到酒饭都喷到桌上，可见一起聚会有多开心了。一次王伯荫也在，有人拿着酒杯过去假装敬道士，乘机把他的胡须也给扯了下来……酒吃醉后，道士被捆起来用竹鞭抽打（当是玩玩的），边打边骂“狗道士”，王伯荫当时还凑趣道：“以竹鞭犬，真可谓笑矣”——大家乐得只差没瘫在地上，由此可见，景隆观如此乱七八糟，完全是道士自己造成的。接下来的销铅井、叱石坛等六“景”都同样令人捧腹。
郎瑛与王伯荫属在野文人，无缘接触朝廷大事与官藏典籍，故其记载就文史价值而言，难免要打点折扣，但下层文人识见通达，较少忌讳，能如实记述当时的风土人情与世态变迁，这却恰恰是当代官史所不及的地方。以《七修类稿杨、邓钟山诗》为例，郎瑛说开国皇帝朱元璋命杨廉夫赋《钟山诗》，诗成赏五百贯。隔日召邓伯言赋《钟山诗》，皇上读后“大喜，以手拍案高诵之，邓以为怒，惊死于墀下，扶出东华门始苏……”朱元璋在怎样对待臣子，通过此文便可看得明明白白——既然朝廷做事要如此提心吊胆，又有什么好羡慕的？郎瑛等所以选择在景隆观里开心每一天。回头再以文章的可读性而言，凡看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都明白，后者无疑要鲜活，接地气多了，且能补上官史“不便说”这一短板。设若史官去写景隆观，就只能按体例要求，板板六十四地拼凑成一篇“八股文”，八发就一发都别想发了。
5.在草桥落脚的伊川后裔
南宋时，理学创立者程颢、程颐（程颢称伊川先生）的后裔程迥、程源落泊杭州，一居前洋街，一居草桥。
要说伊川后裔，必须先介绍“北宋五子”里的两位人物：程颢、程颐。他俩为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程颢为兄，程颐为弟，世称“二程”，二程理学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 二程幼时受教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时，二程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二程著作被其子弟汇编成《伊川先生文集》；后来朱熹继承发展二程学说，成为“程朱”学派。历史上有个与“二程”有关的故事流传极广，说进士杨时（曾任萧山知县）放弃高官厚禄，和他的朋友游酢(音zuò)一起去拜见程颐，遇上程老先生正在那里假寐。一会儿下雪了，两人坚持恭恭敬敬侍立一旁，雪积一尺多厚，两人没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后人将此事称之为“程门立雪”，以示对二程学说的尊崇。
二程后裔程迥字可久，南京人，靖康间迁徙浙江余姚，隆兴元年中进士，历扬州、泰兴尉。早年他在杭州读书，住前洋街（今下城区蕲王街附近），生活艰难。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某日有一样东西如燕子般轻盈地飞入程迥家，“倚堂壁，家人视之，乃一美妇，长可五六寸，形质宛然，容服妍丽，见人殊不惊惧”。程迥灵感来了——在壁上凿小佛龛，将其请入，早早晚晚香火供奉，对外说小美人能预言吉凶，大家闻说有此事，感到不可思议，于是纷纷赶上门来问休咎，“必输百钱，方启龛”，如此一来，程迥半夜做梦都要笑醒……田汝成无疑是把此事当趣闻处理的，说说笑笑而已，也不知程迥是否真的耍了个小聪明，借此炒作轻松发笔小财。
清《东城杂记》第四、五两篇谈到程源住临安草桥。这二篇文章读来极为枯燥乏味，但具有文史价值。程源是程颐的四世孙，著有《道学正统图》等，在当时也算一位头面人物。然随宋室南迁临安后，由于国难当头，时过境迁的“二程”道学已过气，其学识和特长也就跟着不被重视，在杭州一直无所事事，后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在草桥卖米度日。宋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朝廷出于政治考量，为粉饰太平而“举逸民”——遍访忠良及名门后裔以笼络民心，被找到的程源于是迎来他人生的第二春：“补迪功郎，除贰令监丞”。当朝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先生之孙源……此益以见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程源承祖荫当上一个虚职的官员也好知足了，若非遇上太平盛世，草桥卖米哪有出头之日！
螺蛳门、草桥门一带江河相通，是活水，活水里的螺蛳泥腥味少。别以为螺蛳上不了台面，是草民吃吃的，其实螺蛳历来就是舌尖上的尤物：“明前螺，抵只鹅”，清明前的螺蛳若是旺火煸炒后葱一撒，趁热夹汤夹卤吮去，这下酒菜的鲜与“活”啊，只怕“强盗来哉勿肯走”。
编辑 李郁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