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亲爱的母亲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一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年。再过几天就是她老人家的忌日了。七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风凛洌的冬日，我们送别了时年九十二岁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在天堂显灵，那日送别的场景，这些天老是在脑际重现，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洞开，一泻千里，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如昨天般地清晰。于是就有了这篇稚拙的祭文。
一
母亲出生于1918年农历七月，那年是民国七年。她的出生地是兴化十大古镇之一的唐子镇后面的一个小庄子，那个庄子叫木塔寺，因为庄东有一座建于唐代的大庙，寺中有座木质的宝塔，使这里成了昭阳十二景之一——木塔晴霞（兴化古称昭阳，源于这里曾是楚国令尹昭阳的封地）。
那时，家乡水旱灾害频仍，常有贫苦的农民划一条小船拖儿带女到苏南那边逃荒。母亲在幼年时，外公外婆曾在苏南青浦乡下种过十几年租田（那里原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开始的那几年，没把年幼的母亲带过去，将她丢在唐子镇上的姥姥家。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说，那几年是她童年时代中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岁月。她的外婆家姓戚，是一户已经没落的大户人家，现在唐子镇戚家的后人，“国”字辈的都称母亲为表姐。母亲外婆的娘家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西毛庄唐家，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伪乡长唐锦就是她外婆的本家兄弟。外婆是大小姐出身，她一生不曾干过农活，也不会干，虽然那时唐子的戚家已是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天天看纸牌，每到傍晚时就会给母亲一个铜板，让她到街上去买烧饼吃，母亲还记得，每逢端午节，她的外婆都会用七色丝线编成一副美丽的“百色儿”戴到她的手腕上。可惜好景不长，母亲八九岁时就被我的外公外婆带去了江南去帮助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那时都这样，大的带小的。
我的舅舅是个“惯宝儿”（苏北土话，指受到特别宠爱的孩子），还特别顽皮。外公身体不好，童年的母亲是个懂事的孩子，十岁的时候就能挖些马兰头之类的野菜，到青浦城里去卖，贴补家用，冬天里，那双小手常常冻得像个馒头，手背上也布满了着横一道竖一道的血口子。
父亲比母亲大七岁，因为出身贫寒，弟兄又多，到二十五岁还没能落实下一门亲事。那年冬天，父亲在青浦乡下打零工，外公看到他身材伟岸，为人老实厚道，同时又是“做生活”（苏南土话，指干活）的一把好手，因而便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外公另外还有一个打算，他自己身体常有病，自己知道没得长寿过，找一个年龄稍大一点且忠厚老实的长婿，将来或许能够帮助照顾他的家庭。后来，外公这个打算还真的成为现实。父亲婚后不久，外公就因病在江南去世，他的灵柩是父亲用小船运回他老家安葬的，姨娘和舅舅的婚事也全是父亲帮着操办的。
第二年，二十六岁的父亲和十九岁母亲在苏北老家结婚。过了一年就和三伯分了家。其实分家的文书在几年前和大伯分家时就写好了，只是他们小弟兄没有正式分开过日子，三伯也是在前几年才结的婚。当时，父亲分得祖田四亩和三间草屋（祖屋），还分得了几十块洋钱的欠债。
那年冬天，他们在分家时分得的小船上苫起简易棚子去江南求生，那是一条破旧不堪的木船，一边行船，一边还要刮舱里漏进来的水。后来听母亲说，那年他们在苏南平望一带扒河蚌，扒几天就去附近的镇上劈蚌肉卖。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一上冻，河蚌就特别难劈，一不小心劈刀就会剌破手。遇到下雪的天气，在青浦的外婆就会思念起流落在外的长女（平望那地方跟浙江搭界，离青浦有很远的路），常常在夜里跟外公说：“这么大的雪，乖乖的船不晓得漂泊在哪里，那船棚子怎么挡得住雪？怕的现在被子上都有了雪。”
后来几年，父亲和母亲都是像候鸟一样在江南江北两地奔波，春天回苏北家乡种田，秋后，在收过稻子的田里种上冬麦就苫棚子上江南。靠着两人的辛勤打拚，很快就还清了分家时分得的债务，还把那条一边行船一边刮水的破船换成了一条载重一万多斤的大船，经济情况日渐好转，也积攒了一些做小生意的本钱。每年秋天，从苏北带一船花生到苏州上海那边去炒熟了卖。花生卖完了就再将船行到浙江那边去贩运甘蔗或荸荠。两个人行那条大船是非常吃力的，特别是重载船遇到逆风顶水。有纤路的河道全靠拉纤，没纤路的河道只能靠两支木桨，起早带晚一天能行二三十里路就不错了。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世道很不太平，大河边上有日本鬼子设立的哨卡盘查来往船只，僻静一点的河道还常有土匪出没。幸好，他们虽然也曾经历过许多次命悬一线的险境，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侥幸过关。
全国解放前后那几年，他们在江南改做小百货生意，父亲摆百货摊，母亲挑百货担。家境有了进一步地好转，还在家乡置买了近二十亩田产，置办了一部风车。只可惜，没过几年就农业合作化了，他们在土地改革后靠辛勤打拚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一点家当，一夜间就被共了产。于是他们又无可奈何地带着一大帮儿女重新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
二
母亲一生中生过十多个孩子，最后为她送葬的只有兄妹五人。那时候，养儿育女都是广种薄收，只有少数几个命大的能侥幸活下来长成人。母亲在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一对龙风胎，可惜未到一年就双双夭折。后来就接连生下了哥哥和我。听母亲说，那些年，几乎每隔两年就有一个孩子降生，在一条辗转大江南北的小船上，怎么照顾得了那么多接踵而至的小生命，孩子生了病也没看过医生，挺不过来的短命鬼就在附近找个乱坟葬埋掉了事。
生了那么多孩子的母亲，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坐过一回月子。记得我六岁时的那个冬天，我家的那条船停靠在浙江一个叫莲浦的小镇上，船上装了满满的一船风菱（一种体型较大的两角菱）。那天，母亲临盆生下了大妹。她是母亲生的第五胎，也是第六个孩子，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弟弟叫三小，只存活了几个月。妹妹因为是在菱浦生的，船上又装了一船菱角，因而取名“扣菱”。母亲生养后，正赶上一拨冷空气南下，一连刮了好几天北风，船要到苏南的松江、青浦一带去，就必须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如果母亲要坐月子，父亲一个人是没法行顶风船的。到了第三天，北风仍然没有停，加上接连刮了几天的北风，天气已特别冷。那天，父亲再也等不得了，决定开船。开船后，父亲在岸上拉纤，母亲在船上拿舵（掌舵），可怜刚生了两天的母亲对着凛冽的寒风，在船头上站了一天。后来，那一段并不太远的路，他们行了四五天。现在想起来既让人心酸又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人连牲畜都不如。
到青浦后，父亲又忙着在河边砌煮菱的土灶。卖菱角要比卖花生辛苦得多，必须在每天的天亮前把一大锅菱角洗净、煮熟，天一亮就要把热气腾腾的熟菱背到街上的茶馆里赶早市（苏南人有起早上茶馆喝清茶的习惯，好像至今仍然是这样），我和哥哥早上醒来时，父亲母亲都已上了街，只留下了一些熟菱给我们当早饭。母亲从三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坐过一天月子。
我现在的三弟是在浙江嘉兴出生的。嘉兴是浙北的一座地级市，与江苏毗邻，一条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是苏州至杭州水路必经地。那年旧历新年，我家的船行经那里时（船上的人是舍不得停船过节的），因天色已晚，遂将船停靠在西门外的运河边上歇宿。记得那是运河的一个转弯处，靠河边的岸上并立着的三座古塔，塔身斑驳，砖缝间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夜里，母亲在船上生下了三弟。后来听父亲说，那时三塔还算是嘉兴的近郊，河边上没有人家，那夜又是个没有月亮的黑星夜，父亲打着马灯，好不容易才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一个接生婆。因为天亮后是正月初三，又是男孩子中的老三，因而，三弟曾有过一个乳名叫“三三”。
前些年我在浙江旅游还特地去寻访了三弟的出生地。由于城市的扩张，那里早已溶入市区，成了一处开放式的城市公园。听当地的一位老者说，那三座建于唐代的古塔已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座砖塔是上世纪末政府拨巨资在原址照原貌重建的。
过了些年，母亲在苏北家乡又生下四弟，还生过一个没能养得大的妹妹。那个妹妹只活了几个月，埋在黄海边上的大丰境内（那年母亲在那里卖小百货）。记得那天是个艳阳高照的暮春天气，船在行往大丰县城的途中，发了几天高烧的妹妹停止了呼吸。后来就将船停靠边在一个乱坟葬上，母亲呜咽着腾出了一个放鞋子的小木箱安葬了那个苦命的“讨债鬼”，因为船上没有挖坑的工具，葬坑是用菜刀挖的。
我现在的小妹是母亲在四十六岁时生的，那时母亲已经当上了奶奶（我的大女儿在小妹之前几个月出生）。小妹出生后，母亲仍然没能歇下来坐几天月子，那时她买了一台家用缝纫机，靠着她做针线活积累的经验成了庄上惟一的土裁缝。月子里，她除了要洗衣煮饭带两个孩子，还舍不得回掉一件上门的生意。有时用一只脚踩缝纫机，还要腾出另一只脚踩可以摇晃的童车，哄她的孙女睡觉。她说她习惯了，比起当年在北风头里行船要享福得多。
三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自小聪明好学心灵手巧。
印象中，母亲不但会说得一口纯正的青浦地方话，而且还能将上海、杭州、苏州那一带的方言说得十分顺溜，不带一点江北腔。江北人习惯将江南人叫蛮子，觉得那边说的“蛮话”都是一个味，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俗话说，十里不同音，那一大片区域虽然都讲的是所谓吴侬软语，北方人听不出有多少差别，但各地的语言习惯和发音却完全不同。母亲会说青浦话是不足为奇的，她在那里生活过十几年。她同时会说江南地区好几个地方的方言，则是源于她的聪慧好学而又有超人的悟性，毕竟她只是在那些地方做过不长时间的小生意。后来我常想，母亲是生错了时代，如果她晚几十年出生又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她来说，也是可能会有可能熟练掌握几国语言的。
母亲还是做小生意的一把好手。与父亲相比，她比父亲更精明。每天带同等分量的货物上街，不但能比父亲卖得快些，回船早些，而且卖出来的钱还总会多一些。父亲的大手大脚和他诚实的性格注定了不是做小生意的料，母亲则比他多了一份小商小贩的圆滑和狡黠。无论卖什么都是要用称计量的，母亲不但会用娴熟的方言与顾客交流，而且还会在那种老式的杆称上施展一些“手法”，看起来称杆头翘得高高的好像分量给多了，其实还不足。不过，她说她也是有底线的，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能瞎宰老实人，对于不是太难伺候的买家，一斤顶多短他几钱（十六两制的旧称十钱为一两），不伤脾胃。”后来做百货生意时，虽然不再可能短斤少两，但要做成一笔生意卖到个好价钱，同样也是要有一套“生意经”的。母亲嘴甜，善于揣度顾客的心理，很容易得到成交的机会。
母亲还是村里出了名的栽秧能手。我们那里，男人大都不会栽秧，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那些年，栽秧的全是清一色的妇女。栽秧一般都是“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在大集体的时候，三四十个妇女在水田里呈梯形地排开来，像是空中列队飞行的雁阵， 其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即使是在单干的时候，“单兵作战”的情况也不多，大都是以“伴工”的形式组成一个七八个人的班子。 过去，栽的是“侉侉秧”，侉侉秧就是横排行。人与人之间不用绳子隔开，谁第一个下趟是有讲究的。第一趟也叫“上趟”，栽“上趟”的人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如果她栽的速度快，后面依次下趟的人都必须一个跟一个地往上赶，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米左右，反之，如果栽“上趟” 的人栽得慢，后面的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是领跑者，她在其它方面也要起到表率的作用，比如秧要栽得“条适”（土话，整齐、 周正的意思），趟子也要比后面的人栽得稍宽一些。否则后面的人就会嘀咕“就这点本事还出风头。”经常在一起栽秧的几个人，都晓得谁谁有几斤几两，哪个栽“上趟”都是约定俗成的。那些年，凡是有母亲参加的场合，她都是当然的“一把手”，大家都要等她先下了第一趟（上趟）才纷纷跟着下水。母亲到了五十多岁时，虽然已经完全不参加队里劳动了，她要跟人家做衣裳还要带几个孙子孙女，但每至栽秧季节， 队长还会跟父亲商量，要父亲在家带几天孩子，让母亲帮队里栽几天秧。
早年，母亲还会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那时还买不到成品服装，就是买得到也舍不得，一家大小一年四季穿的衣裳和鞋子都是一针一线地缝起来的。母亲做这些活儿时既细致又利索，她实在没有多少闲功夫，在江南漂泊的那些年，白天不是行船就是上岸做生意，回到家乡种田时，每天都要和父亲一起下田劳作，只有阴雨天才能有点时间缝缝补补。因此，大量的针线活儿都是晚上在油灯下完成了。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觉睡醒了还常常看到母亲在孜孜不倦地飞针走线。我问过她：“妈妈，你不瞌睡？”她说：“没办法，快过年了，还差好几双鞋呢。”那时都这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在家乡时，除了自家人的穿戴，母亲还要抽空帮邻居家剪裁衣裳，那时，虽然个个家庭主妇都会缝制一些衣裳，但大都不会剪裁，一块布料买回来，都要拿到母亲这边来，请她出主意，动剪子。母亲剪裁的衣服既合身又省布。她替人家做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只能得到几句感激的话。后来母亲买了缝纫机，因为收费极低，一件裤子才几角钱加工费，慢慢地就没人家自己缝衣服了。那时，做裁缝也同样是要拜师学徒的，让人觉得有点稀奇的是年过五十的母亲却没有学过一天徒。她早先只是做惯用了中式衣裳，后来也与时俱进，学会了做那时流行的中山装、民主装。她是属于自学成“裁”。
四
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的那几年，母亲曾经历过她一生中最最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
1957年秋，结婚刚一年的十八岁的哥哥突然暴病身亡。在家乡接连几个月没分口粮的情况下，父亲又带着全家到上海重操旧业，只是因为那时只有上海市区不用粮票能买到熟食。第二年，我们全家又作为上海支边移民被迁往大西北。在甘肃嘉峪关古城楼脚下，虚年才十七岁的我被安排进了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父母和弟妹们则在当地落户当了农民。那年冬天，父亲实在适应不了戈壁滩上的严寒，又和母亲带着弟妹们返回上海（因为我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没带我走）。在上海，因为船上被搜查出600多元现金和十几块银元被怀疑与一桩盗窃案有牵连，后来无端被扣押“审查”了一百多天，母亲和弟妹们则被强制迁送回苏北老家。
1958年冬天，老家的公共食堂已经散了伙，连胡萝卜都吃光了，许多人家举家外出往江西、湖北逃荒。那时母亲举目无亲山穷水尽，身边还带着十二岁的妹妹、十岁的三弟和六岁的四弟。我在甘肃听到消息后，立即汇回了一百五十元钱，叫她们重返嘉峪关，那边公社的情况比家乡好些，公共食堂还没散，每天还能吃到两顿清汤寡水的“饭”。
那年旧历年底，母亲和弟妹们是绕道上海回甘肃的，母亲是想在那里看望一下身陷囚囹圄的父亲，后来她在青浦看守所门前哭喊了半天终究未能获准见到父亲。听母亲说，她们在上海北站上火车时，因为只买了一张车票，一个大人是不可以带三个免票的孩子通过检票口的，只好让弟妹们分散着跟旁的旅客走，上车后，母亲突然发现丢掉了四弟，幸好机灵的四弟已经挤上了另一节车厢，车开动后不久，就在车上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他。
第二年初夏，正是大西北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那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春麦，到秋天才成熟收割。虽然公共食堂还开着，但一天只有两顿稀汤，弟妹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母亲常常在夜里到集体田里去偷青，回到住处煮熟了给他们吃。记得一开始是偷的一种叫蔓菁的块根植物，原以为那种形似萝卜的块根植物可能是大西北的一种特有的蔬菜，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大头菜，是我们那里腌制酱菜的原料，煮熟了的蔓菁没洋芋那么面，但比水萝卜更能当饭。后来地里有了青蚕豆，母亲就蹲在地上摸黑剥点蚕豆米子。那年，我们娘儿五个住在当地农家大院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偏房里（我上班的那个厂离那里不远），母亲怕夜间频繁地进出院门容易被当地人发现，特地要我在房间的一角的土墙上，凿开了一个可以容得下一个人爬出院外的“窗户”。每次她得手回来，都是先将“战利品”扔进屋里，然后才从窗洞中往内爬。一阵呛人的浓烟过后，房间内就有了青蚕豆的香味。此时，母亲才将熟睡着的弟妹们叫醒，给他们每人盛一小碗蚕豆。
我们落户的嘉峪关大队，只是戈壁滩上的一块不大的有人居住的绿地，西北方向紧靠明代古长城和巍巍耸立的嘉峪关城楼，长城外是连绵不绝的荒山。东南方向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听当地人说，夜里常有野狼出没（那里最常用来骂孩子的一句话是“狼吃的”）。母亲一个人敢于在夜里像幽灵似的在野外游荡，那种胆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是拼了老命要让她的孩子们度过难关，将他们一个不少的带回故乡。那年母亲虽然才四十二岁，但骨瘦如柴，面容憔悴，像一个道地的大西北老妪。她的所作所为当地人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那些淳朴善良的大西北农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那年月，当地人尽管也在挨饿，却没一个敢偷青。
五十多年后，退了休的我又和老伴去了一趟嘉峪关。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让人仿佛是在梦中。当年破败不堪的古城楼已修缮一新，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处旅游景点。我们还找到了早就搬离了那个院落的房东，两位老人早已离世，他们的儿子也早就当了爷爷。那位比我大两岁房东家的儿子还记得母亲在那里四年中的许多点点滴滴。
五
母亲的晚年是在极度凄凉寂寞中度过的。
父亲七十九时离世，丢下了时年七二岁的母亲。那时，儿女们都一个接一个地飞出去了，她亲手带大了的孙子孙女们大都通过高考那座独木桥跳出了农（龙）门，有的去了县城，有的去了南京、扬州等大中城市。她一个人守着三间老屋，终日与孤独为伴。她不肯与我们同住，她说，一是因为她生活还能自理，二是她也要有一份自由。我们知道，她说的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理由，骨子里她是怕给我们增加负担，一辈子要强的她也轻易不愿“寄人蓠下”。她觉得她再也没多少余热为子女们作贡献了，她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不给我们添麻烦。
开始的那几年，母亲一个人的生活打理得还算不错。每天下午，还能与邻居们看会儿纸牌，念会儿佛经。她说，她现在真的是享福了，不愁吃穿，还有钱花，孙子孙女们买的那些“好东西”（营养品）一年到头吃不完。邻居们说她精神好，脑筋好，耳聪目明，看纸牌老是赢他们的钱。她们看的那种纸牌是传统的用手工制作的小长牌，虽然花色跟麻将大同小异，但奇奇怪怪的花纹特别难以辨认，胡牌的方式又比麻将复杂得多，真想像不出那些一字不识的老头老太们也能玩得得心应手。可惜，好景不长，过了几年，母亲的耳朵越来越背，她怕输钱（其实大都只有几角几分的输赢），就再也不看纸牌了。
后来她沉湎上了念经，而且突发奇想，要学认字，想不求人照着经本子念。她的这些不自量力的奇想，旁边人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此前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连一二三四五都认不全。然而，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几年后母亲竟然将这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奇想变成了现实！那几年，母亲有几本单行本的佛经，那是她的“扫盲课本”，人家念经是跟着哼，她是先跟人家学会了背诵经文，晚上再一字一句地跟经书对照，有不认识的字就做上记号，等第二天问人。她的孙辈们大都认不得经文中的繁体字，只有我从镇上回去看她时能为她当一会儿“老师”。她告诉我，睡不着觉时就坐在铺上照着经本子诵经（她有失眠症，服用过二十多年的安眠药），她有一大把麦杆，叫“心经筹子”，每一根都代表着她念过一遍“心经”，那一把麦杆差不多有上千根。听她说，那些麦杆与纸钱一起焚化后既能为自己超度来生，还能为儿孙们积德。她分明是在青灯黄卷中打发着难耐的寂寞时光。
我们为她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她老是将其固定在中央十一频道，虽然她的听觉已经没法听得清台词，但还能从人物的动作神态中看懂戏中的情节。母亲记性很好，早年听舅舅说过许多古书，后来又从收音机里听过不少“大书”，记得许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经典传奇。幼年的我就听她说过不少十分感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因此，我常说，母亲是一个有文学细胞的文盲。
像许许多多的老年人一样，母亲的生活十分节俭。我们给她的生活费，除了逢年过节时给她的重孙辈们送些红包，剩下的基本没用，最后又作了她的丧葬费。她说她不是舍不得用，她是没处用，吃又吃不了多少，穿的吧又无需她自己去买，晚辈给她买的衣服到临走的那天也穿不破。尽管如此，她还在为我们精打细算，平时连煤气灶电饭煲都不大舍得用，坚持用土灶煮饭烧水，她说烧草不花钱，能省点儿就没必要瞎浪费。她从来不肯倒掉一点剩饭剩菜，那怕是半碗有了馊味的剩粥，都要留到下顿加点石碱热了吃。最可悲的是，她保存着各模各样的永远也吃不完的营养品，越是高档的越要当宝贝似的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着慢慢享用，过了期变了质又舍不得丢掉，用她的话说，就是先吃坏的，然后再吃好的，常常是坏的没吃完，好的又坏了，经常看到她过了春节还保存着上年中秋的月饼。现在想来，她最后因贲门癌去世，很可能就是因为长期食用那些霉变的“好东西”所致。
母亲到了九十岁时，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才不得不带着与她朝夕相伴的几本佛经由我们兄弟轮流服侍。我们原以为她虽然浑身是病，赢弱得像个孩子，长期靠止痛片维持，但她好多年前就这样，她是药罐子，有人精心服侍，应该还能活得好几年。哪里知道她那时已经患上了绝症。
第二年，当我发现她有时吃进去的食物过了会儿又吐了出来，就觉得有些不对头，我带她到医院做了一次简单的钡餐透视后，就毫无疑问地被确诊为贲门癌晚期。后来，我们一直没忍心将这个坏息说给她听，她竟然还能靠断断续续的流食又顽强地坚持了一年。
七年前的那个冬天，母亲终因连一点西瓜汁都进不了胃而溘然离世，结束了她多灾多难而又不乏传奇的一生。从此，我们也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知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母亲只比我大两轮，不知道我的归途中还能有多少山重水复，更不知道路上还能遇见几回姹紫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