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文｜季羡林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
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
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
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
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
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
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
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
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
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来自旧文学，从庄子、孟子、史记，中间经过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灵感。
这些大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却又不少共同之处。
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
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
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
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
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
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是至关重要。
后来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
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
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
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
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董秋芳先生]
我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
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
感情真挚，自不待言。
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
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
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
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
“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
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
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
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呆了将近十一年，一九四六年才回到祖国。
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
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
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
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
这时候大概正处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
又过一些时候，听说董先生已经作古。
乍听之下，心里震动得非常剧烈。
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
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看来我只能抱恨终天了。
我虽然研究佛教，但是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再世转生。
可是我现在真想相信一下。
我自己屈指计算了一下，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一个善人，坏事干过一点，但并不影响我的功德。
下一生，我不敢，也不奢望转生为天老爷，但我定能托生为人，不至走入畜生道。
董先生当然能转生为人，这不在话下。
等我们两个隔世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两个弱点经过地狱的磨练已经克服得相当彻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
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
“他生未卜此生休”。
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选自《忆往述怀》季羡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