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导演的最后13篇日记
看死君：德里克·贾曼，他是早逝的电影天才，他是诗人，是画家，是导演，是植物学家，是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极尽可能地靠近自己的灵魂。
核电站旁，卵石滩上，面对死亡，筑一座尘世花园。一生迷恋植物的贾曼，以建造花园与病魔相抗，甚至拍摄了命名为《花园》的电影。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灵感不绝，最终得以完成《现代自然》这本书。
这是繁花缠绕的爱与艺术之旅，从童年外祖母的花园到苍凉的卵石滩，从古典植物学到相关的诗歌、传说，他对植物的痴迷贯穿全书，映出自然的恒久之美和sheng ming之光。
天才导演的最后13篇日记
选自贾曼日记《现代自然》2019版
8 月 1 日 星期三
日复一日，我躺在这里，受困于磺胺嘧啶输液管。屋外，灿烂的阳光穿透迷蒙的空气。6点钟时，阳光笼罩整栋大楼，从窗口倾泻进来。我斜着眼读报，一张又一张，同时还挠着身上的皮疹。那个神志错乱的孩子在病房游荡，他一动不动地立于门边，盯着我看。我降下百叶窗，遮住了阳光。
理查德来访。我们针对AZT和DDI好好讨论了一番。大家普遍认为低剂量的AZT能让我的病情稳定。多希望我带了一台摄像机来这里，这样就可以把过去几周的生活全部拍下来。
阴凉处的温度也达到了90华氏度 ，报纸上的字在我眼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我又开始看电视，每晚一小时。可当那可怕的电视版但丁出现在今晚的屏幕上时，我立马关掉电视，里面那群愚蠢评论员的阐释，甚至比那首诗本身更晦涩。迂腐的影像壁纸。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我藏进抽屉，人间将变成天堂。当内内将午餐推进来时，彼得如是说。
眼不见，心不伤。彼得告诉我，他在“出柜”之后就被告知不能继续任职于英国国家歌剧院。在任何的其他行业、甚至是艺术界之中，开放性都依然是不被允许的。
今天下午，我向一大群医学院学生详述了最近的病症。阿尔姆罗思·赖特——这间病房以之命名——曾发起过一场战役，意图驱赶医学里的道德谴责。在眼科医院，我的护士因裤子的颜色太过明艳而被人批评：“圣玛丽医院的护理人员都穿成这样吗？”我帮她解释道：“如果你的视力像我一样，你就会发现这可大有帮助。”
眼科医院曾用聚乙烯来包裹艾滋病患的椅子。我感觉在那工作的人都不太开心——在他们的不满中可以看出这里的高标准。
上天对我们的死期秘而不宣。我真的不想死……还不想死。我想要一连好几个夏天都能看见我的花园。
而《诺迪》被改写了，洗去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或许，但丁的《神曲》也必须得把鸡奸的场景全都删去。那么，我将自告奋勇担任影子写手。
我透过一双醉眼望着这个世界。
8 月 3 日 星期五
我有一箩筐的药必须带走。需要头脑清晰，才能按正确的顺序吞下它们——除此之外，所有人都觉得我该服用AZT，因此不出几周，我东西添加到服药清单里。气温一直都在90华氏度高居不下。10点半，我等待HB接我回家。地平线渐渐隐入黑暗。
彼得带莱昂内尔·巴特来看我，我们去普雷斯托餐厅吃晚餐。
8 月 7 日 星期二
那一轮暗橙色的满月爬过屋顶，在海面上方闪烁着微光。
半夜里，有只刺猬在花床附近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打开厨房的灯，惊得蜘蛛四散逃窜。在长坑湖的那一头，灌木丛上方升腾起熊熊火焰。莱德那边的某幢房子被烧成了灰烬。
8 月 9 日 星期四
彼得驾着小货车带我们去黑斯廷斯。我买了一件淡蓝色的T恤和几条短裤。阳光洒落在那些半裸的男孩身上，他们穿着刺眼的翠绿和亮粉红裤子。在炸鱼薯条店门前，几个头戴水手帽的老太太和我们擦肩而过。我点了加雪糕的可乐。随后来到纪念品店，满是俗气工艺品、贝壳、塑料制的圣母像，掺杂着一堆明信片。所有的东西都略贵。
8 月 10 日 星期五
我的力气正慢慢恢复。在海边捡了一天破烂，完成了灰色的石阵——还有瀑布。夜色渐浓，月亮映出暗橙色的光，高悬在我那石阵的中轴线上。炎热的天气灼烧着花园，铺下一片斑驳的棕色：白骨般的海甘蓝、赭色的咖喱草、神圣亚麻，还有树羽扇豆的黑色豆荚。
8 月 11 日 星期六
HB带来高地的朋友马丁·约翰——我们散步去长坑湖。路边的野花差不多全都凋零。我刚回来时还是满目的起绒草和矢车菊，现在消失殆尽。几只硕大的蜻蜓急速穿过林中的空地。
深夜，男孩们在沙滩上点燃篝火，在月光下追逐起刺猬来。
8 月 12 日 星期日
星期日的报纸充斥着海湾地区石油危机的新闻。HB下厨为自己做饭，还洗了堆成山的脏盘子。我在小屋背后刷着油漆，被沥青清漆熏得眼疼。HB套着蓝色工装裤爬上屋顶，活像个乡野村夫。他把蜂蜜滴在锦葵的花瓣之上，款待蜜蜂。斯蒂芬和马丁则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炖牛肉。阳光明媚。随后在满天星斗间，半轮明月冉冉升起。
8 月 13 日 星期一
有只红蛱蝶扑腾着落在我的工装裤上，合拢了翅膀；它小憩的当儿，我一动不动地待了好几分钟。修剪了屋前花圃里的薰衣草和神圣亚麻——红灰蝶和它们一一结对，啜饮甘露。在薄荷叶上我也发现了七只。
8 月 14 日 星期二
沿着海滩收集花园里需要的石块。修剪了咖喱草。天空中乌云密布，热浪令人窒息。洒下零星的细雨。布莱恩高高地站在梯子上，将自家小屋漆成黑色。
展望小舍的前任屋主理查森夫人来参观花园，小屋建成四年后，她在这里出生。她看到展望小舍被人宠爱着，深感欣慰。
8 月 15 日 星期三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凉风中飘着丝丝细雨。药物过敏引起的瘙痒让我彻夜难眠。透过电波，安东尼·克莱尔的采访显得清晰而真诚，我跟他谈及HIV和家庭的问题，尽管用语言来表达，依旧要比用文字难上许多。
8 月 16 日 星期四
重返伦敦。格雷和乔开车送我。淅淅沥沥的雨持续一整天，隆尼沼泽披上了一片黄，让人宛若置身于喜艾拉山脉。燕子在低空飞翔，四下俯冲，害得格雷猛踩刹车。
抵达后，收到一封来自纽约电影节组委会的公函，《花园》的参展申请遭到了拒绝。真奇怪，他们此前都接受了从《卡拉瓦乔》起的每一部影片。乔恩说：“他们显然被吓到了。”
接着林恩告诉我，纽约电影节正经历财政危机，随着杰西·赫尔姆斯和“重生的一代”频频叩门，他们必须维持“干净”的形象。
可这还是令我难过。我曾多么热切期待今年秋天带《花园》去纽约。漫漫炎日，逛逛那些书店，在格林尼治村漫无目的地徘徊，任何一家小餐馆都能享用完美的早餐。
又来了一通电话，确认《花园》被搁置一边，让路给募款鸡尾酒会。我毕生都是这个阴险的审查制度的审查对象：哪个可以筹到钱，哪个不行，哪部电影可以放映、在哪儿放映、如何放映——这一切看起来真是荒唐。我本该一笑而过，心里却有点不好受。没有什么是可以被证实的。
8 月 17 日 星期五
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凉爽秋日。我在前往圣玛丽医院的途中写这篇日记，出租车沿着牛津街平缓前进，一个俊俏的少年骑车与我们并行。
今天伦敦一派愉悦。昨夜我喝下了几个月来的第一杯酒。一阵微醺袭来，倦怠却怡人。
诊所里贴着一张海报：“请支持‘灯塔’的自行车之旅”。科尔·波特、吉尔伯特与乔治、伊恩·麦凯伦的名字旁边都跟着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可是当我坐在这里时，却禁不住去设想，如果我们完全依赖慈善捐赠的话，究竟会变成什么样。感谢上帝，现在不是19世纪。
我终于下决心以低剂量服用AZT——DDI还在测试中，它的大部分对象是对AZT有极端不良反应的病患。可以预料到的副作用有头痛、呕吐和肌肉萎缩。在圣玛丽医院的放射科里，我若无其事地写下这些话，然而做出这样的抉择是艰难的——众多朋友在此帮助了我。
现在，我要以每天两次的频率服用另一种药——500毫克，这也是我决定服用的较低剂量。这完全是我自己做出的抉择，若我不想的话，可以不吃。不过所有建议都指向了这条路。
照X光几乎耗费了一个世纪。我恨这候诊室。老人和小孩陷在轮椅中，每个人都闷闷不乐地忍耐着。电话铃声响起，终于打破了死寂。墙上的告示牌写着：“来得早，用时少。”与我分享长凳的人，包括了一个身披镶了白色蕾丝边的杏色长袍的阿拉伯妇女、一个包着头巾的大胡子先生，以及两位谈论金丝雀的黝黑的老人。
我的X光片被机器吞没。我对着一位可爱的护工微笑，3月里她曾推着轮椅上的我在医院里四下走动。另一张蓝色的海报写道：“为国民医疗保健事业紧急呼救！”
我的X光片非常清晰，肺功能已有改善。水岸诊所就像一座安全岛——磁带播放机中流淌出阿尔比诺尼的音乐，人们友善而乐于助人。驻足交谈，春风满面。我带上处方笺，随后来到药房：AZT、吡嗪酰胺、比哆醇、乌洛托品、亚叶酸、特非那定、磺胺嘧啶、卡马西平。
9 月 3 日 星期一
这病将我掳至它的迪士尼魔城，这里桌椅时而起舞，时而打斗，整个房间都在旋转。剧痛无比。这卧病在床、身上插着导尿管和输液管的肯定是另一个人才对。
从爱丁堡返回伦敦，高速列车上发作的疼痛让我动弹不得，而身边的人们正为了贴错标签的座位吵得不可开交，小孩子的尖叫声伴随着他们一路向南的行程。
我的阑尾在周六被切除了，当时他们认定抗生素已无法治愈或是缓解它的问题。我挣扎着熬到暮色降临时，肚子上从上到下多了一道金属缝合线。受创的肠子曾散落手术台——那一大摊杂碎——现在它们回归原位，被塞进气球般紧绷的肚子。我动弹不得，只能平躺几日，像个被击溃的锡兵，直瞪着正前方。
在吗啡衍生物的助力和煽动下，夜梦变得愈发咄咄逼人。魔鬼在这屋子里潜伏着。
十天以后我拾起了笔，可记录和书写的欲望却消失殆尽。病魔缠身已然六个月之久。我的体重减少了1英石半，剃须刀又开始磕磕碰碰地在面颊上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