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的高行健

高行健（1940—） 江苏泰州人，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1]

高行健，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高行健父亲高运同，曾为银行职员，1981年逝世。母亲顾家骝，曾服务南京脑科医院公职，1961年逝世。1941年弟弟高行素出生，其后成为音乐教育家，曾任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现居中国大陆。目前兄弟二人彼此不通音讯。

高行健共有两次失败的婚姻。1962年高行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农村五年，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高杭，目前仍与母亲生活在中国大陆。高行健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据高行健出国后向友人透露，他们夫妻双方性格不合，妻子尤其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呀写，直写得家徒四壁，恐怕长此以往，生个孩子也养不活。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次婚姻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他的第一任妻子现居南京。

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长慧。郭长慧也毕业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但比高行健年轻13岁。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并于1985年结婚，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国当访问学者。1986年，高行健回到了中国，而妻子到了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高行健在1987年底又来到法国巴黎，与妻子团聚。不过，第二次婚姻在1989年以失败告终。据自七十年代便与高行健一直维持着深厚友谊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目前任职于法国电台，两人于八十年代末离婚，未育有子女。

据称高行健目前与一位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名叫“西零”女子同居。她在法国读书期间与高行健相识。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议。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很多作家更加优秀，他的得奖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所致；有的人反对前者的说法，认为这在中国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民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4]，文章从诺贝尔遗嘱谈起，

对比这次评奖的标准、规程等，得出如题的结论。结论认为：“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

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中国作家协会表示：“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

对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表示：“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 也是一部朝圣小说”。

中国大陆文学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张晓风则认为台湾作家比高行健优秀的不在少数。成功大学教授马森认为高行健获此殊荣是一种幸运，他在《灵山》序中指出“那么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么呢？”所以，高行健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非常荒谬。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及其作品中国文学评论家成晓明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太荒唐”。他说：“那时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就太荒唐了。”

台湾诗人洛夫认为这些负面批评是“酸葡萄作用”。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文学馆馆长舒乙对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了祝贺，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文学家更应该获奖”。香港作家董桥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极具创意，永远不会重复自己，视野广阔，气势不凡，成就是世界级。作家刘再复认为《灵山》“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独”。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方梓勋认为高氏作品着重人性描述，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有时亦会掺入佛学和禅的思想。戏剧方面，方教授认为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他估计，这可能并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观众会有同感。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则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诠释出来。中国大陆作家王朔认为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法语）写作。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表示，高行健得奖是“爆了大冷门”，第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海外的中国作家获奖，与两岸无关，既不是大陆本土作家，也不是台湾作家，这是很公平的交易。

中国大陆文学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张晓风则认为台湾作家比高行健优秀的不在少数。成功大学教授马森认为高行健获此殊荣是一种幸运，他在《灵山》序中指出“那么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么呢？”所以，高行健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非常荒谬。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及其作品中国文学评论家成晓明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太荒唐”。他说：“那时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就太荒唐了。”

台湾诗人洛夫认为这些负面批评是“酸葡萄作用”。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文学馆馆长舒乙对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了祝贺，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文学家更应该获奖”。香港作家董桥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极具创意，永远不会重复自己，视野广阔，气势不凡，成就是世界级。作家刘再复认为《灵山》“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独”。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方梓勋认为高氏作品着重人性描述，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有时亦会掺入佛学和禅的思想。戏剧方面，方教授认为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他估计，这可能并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观众会有同感。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则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诠释出来。中国大陆作家王朔认为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法语）写作。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表示，高行健得奖是“爆了大冷门”，第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海外的中国作家获奖，与两岸无关，既不是大陆本土作家，也不是台湾作家，这是很公平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