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药的故事》作者梁贵柏：媒体和大众切忌在科学问题上“选边站”

记者 | 赵蕴娴编辑 | 黄月1

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制药工业以及科研团队便投入到药物研发当中：韦德西瑞之类被称作“特效药”的药物备受关注，疫苗也被广泛视作人类克服新冠病毒的最后希望。此前，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可说是制药研究的“冷门”，但截至5月11日，全球已有110个新冠疫苗研发在世卫组织备案，其中8个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在疫情的作用下，疫苗研发成为一时焦点。

尽管有众多团队参与，新冠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发依旧逃不脱科学和制药行业运作的规律，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时研发成功尚未可知。在《新药的故事2》中，从事制药研究和科普写作多年的梁贵柏博士讲述了10种药物研发的故事，从历时30年的“紫杉醇”人工全合成竞赛，到流感病毒疫苗的改良更新，我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一窥当下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面临的挑战。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梁贵柏表示，过去对疫苗的低关注是出于商业的考量，新药研发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疫苗对公共健康来说是“高性价比”，但对药企盈利来说效果却不甚理想，发达国家的卫生条件逐步改善，感染性疾病下降，疫苗市场缩小，药企对疫苗研发的相应投入也就相应减少。

药企似乎又一次坐实了其“大资本家”形象。当人类的生命健康如此密切地与商业捆绑时，研发一种新的药物既要为人类谋福祉，又必须赢回资金，以谋求长线发展，其位置似乎稍显尴尬。近年来，《坏血》等书写医疗行业故事的非虚构书籍也披露了资本的阴暗一面，药企常常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对于书写药企故事的梁贵柏来说，商业机构的制药公司虽然遵循商业世界里的各种规则，有些人与公司会触犯法律、违背道德，但整个行业发展的动向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些公司做新药研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大多数医疗书写遮蔽了药企故事积极的一面，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填补这一空白，正是他写作两部《新药的故事》的动力之一。

此外，在谈及利用新闻专业主义和某些科学研究进行“虚假平衡报道”导致“反疫苗”等事件时，梁贵柏表示，用新的科学研究去质疑从前的结论原是好事，但工作应当交给科学家来完成，媒体和大众不应过多介入，更忌“选边站”。

梁贵柏博士在科普写作之外，梁贵柏也尝试进行一些科幻小说写作，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自己对科学的认知。疫情期间，他曾向自己在《研发客》栏目的读者推荐刘慈欣的《三体》。他认为，《三体》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其对科学的书写有多好，而在于幻想的部分“太过现实”：小说中的地球人有450年的时间来思考一场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现实中的人也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处理生与死的关系——当前疫情暂缓，多国逐渐放松限制性防疫政策，人类该如何用这段时间去反思从前、应对未来呢？

01 群体免疫与特效药：疫情中被误会的科学概念

界面文化：3月，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引发了很多争论。例如，245名英国科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认为，当下诉诸“群体免疫”不可靠；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英国政府的做法“有的时候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网络上的一些观点指责“群体免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反人道主义。你在《老梁说药》栏目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作为科学概念的“群体免疫”，这个视角在有关“群体免疫”的争论中似乎比较缺失，我们应当如何科学地理解和看待“群体免疫”呢？

梁贵柏：从科学概念来说，人类与各种致病微生物的共处只能靠群体免疫，别无他法。而达到群体免疫最快捷、代价最小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尤其是新生儿接种，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接种疫苗不是达到群体免疫的唯一方法，况且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

英国政府新闻发布中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们确实有点的“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以至于媒体和大众的解读发生了偏差，“群体免疫”这个科学概念被绑架了，变成了一种“政策”，变成了“政府不作为”的代名词。

在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也无法完全隔离感染源的情况下，我们对抗疫情的基本原则只能是尽量“拉平曲线”，避免挤兑医疗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和其它次生性危机。这既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跟“群体免疫”没有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群体免疫，人类这个群体才能有效保护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或无法通过接种疫苗等方式获得免疫力的个体。

界面文化：歌礼生物企业事务部副总裁陈怡在为财新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很少能吸引企业投入，而疫苗相比于药物，获得的关注又更少，可以具体谈一谈这种情况的成因吗？

梁贵柏：这是商业上的考量。各种慢性病和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市场很大，所以药企投入就多，这不奇怪。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的感染性疾病这些年来下降了很多，市场在变小，相应的投入就少了。疫苗研发的“性价比”对公共健康是很高的，很多疫苗打一针就可以管一辈子；那么反过来对药企的“性价比”就不好了，疫苗产品越好，市场就萎缩得越快。

来源：海洛创意界面文化：《新药的故事2》序言中提到，你在与赛诺菲研发团队的接触中体会到赛诺菲研发模式的专业性和外向性，可以具体谈一谈这两个特质吗？这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有什么借鉴意义？

梁贵柏：不同的制药公司有不同的企业文化，这些欧美的百年老店都有它们各自在长期竞争中的生存和成功之道，没有好坏之分。以创新性研发为主的公司必须建立一流的大型研发团队，还必须对基础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有非常独到的前瞻性视角，争取尽早立项，先拔头筹；外向型的企业则以整个行业的走势为指引，通过兼并、收购和引进等方法跻身最活跃的发展方向，立于不败。

对新兴的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向哪个方向发展，建立怎样的企业文化，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重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始团队的职业背景、资本市场的氛围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机遇，没有固定的模式。

界面文化：“特效药”是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个热词。一方面人们对新冠“特效药”寄予厚望，但另一方面，一些医疗领域专家（如童朝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特效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否真的存在“特效药”呢？我们对“特效药”的认识是否存在误区？

梁贵柏：所谓“特效药”，应该是指对某一种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物。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研发新药还是“老药新用”都有可能找到“特效药”。但在没有理论依据或间接数据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尝试各种老药随机发现“特效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不要抱太大希望。

另外，特效药也许可以降低重症死亡率、也许可以让患者早日康复，却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如果以为有了特效药就可以为所欲为，大家没有了恐惧感，被感染的人数反而会更多，消耗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所以宣传“特效药”一定要非常谨慎。

02 疾病与新闻：自媒体时代警惕噪音

界面文化：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的一篇论文把三种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起来，后来虽经撤回，却在欧美掀起过“反疫苗接种”现象。《贩卖怀疑的商人》也提到过这个案例，作者认为，一些人利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平衡报道”“观点平等”等原则，让媒体和公众相信故事有两面性，用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去质疑科学界已有明确结论的研究成果。你认为“平衡报道”（有时是虚假平衡）在医疗领域造成了哪些不良影响？医疗领域工作者和媒体可以怎样克服这个问题？

梁贵柏：“反疫苗接种”在欧美少部分家长中仍有一定的市场，说明科普和科教工作任重而道远。很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不然“反疫苗”和2019年纽约的麻疹疫情就不会发生了。

用新的科学研究去质疑科学界已有明确结论的研究成果，这其实事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应该鼓励的。这是科学界的事，留给科学家去争论去判断，媒体和大众不应该过多介入，更不要“选边站”。但是长期以来，不断会有人出于各种目的，对许多科学理论提出质疑，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各种宗教人士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150多年过去了，进化论不但没有被推翻，反而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这是好事。

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分子遗传学的新证据来做进化论的科普，来说服大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脑子里的进化论还是达尔文手稿里那几张化石的图片和不同的鸟嘴，或者就是那张“从猿到人”的示意图。如果你去百度“进化论”，会发现头几条竟然都是反进化论的，这就有问题了。

来源：海洛创意界面文化：你曾在采访中提到，国内关于医药的新闻报道，焦点通常集中于公司以及公司老板的财务状况，对药物本身效用的报道不多，缺乏与民众健康相关的信息。在此次疫情中，你对媒体医药新闻报道又有哪些观察和心得？

梁贵柏：在这次疫情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媒体医药新闻报道，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也存在大量的“噪音”，起到了很不好的误导作用。自媒体时代，对每一个内容制造人或机构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等疫情过去，事实沉淀下来以后，新闻媒体界一定要回过头去好好总结，下一次我们不应该再犯类似的错误，就会有所进步。

03 科普写作：在大资本家形象之外

界面文化：讲述药物研发的故事会涉及很多专业术语，但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你在把专业的材料转化成面向大众的科普故事时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如何处理的？

梁贵柏：这是一件蛮头疼的事，除了不断提醒自己，没啥好的办法。

在药物研发方面，专业人员的知识储备与广大读者是有很大距离的。很多对我来说习以为常的概念和术语，对广大读者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我必须时常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个概念是不是需要解释一下，那个术语是不是应该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要打比方的话，要用哪一个例子才能让更多的人产生联想，等等。成稿之后，请非专业人士阅读也是发现问题的好办法。

来源：海洛创意界面文化：你自己也在进行科幻小说写作，从科普读物进入到科幻小说，你是如何进行写作的转换的？或者说，你对两种体裁的写作有什么不同侧重，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连贯性？

梁贵柏：我在《研发客》发表的科幻微小说系列只是一个粗浅的尝试，还没有想过以后是否要进入小说写作。

科普写作是真实和严格的，当然也要把故事讲好，能吸引读者，否则大家直接去读科学论文就好了。所以我除了挖掘每个药物研发背后的科学真相之外，也很注重相关的人文故事，说到底，制药是为了患者。通过这次疫情大家更可以感觉到，疾病真的离我们很近。

从我自己非常有限的经验来看，科幻写作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也许可以更好地传达我想让读者接受的科学观。当然，写科幻更要注重可读性，因为阅读本身就是目的。

界面文化：近年来像是《众病之王》《致命流感》一类的医疗写作很多，这些书从医生的角度去讲疾病治疗的历史和种种问题。但在这些写作中，制药公司的视角比较缺失，有时候也较为负面，例如《致命流感》的作者布朗博士认为，达菲能入选美国国家医疗战略储备资源，和罗氏公司对科研成果发表的操控有关。制药公司常以“大资本家”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这对你的写作是否有干扰呢？

梁贵柏：制药公司是盈利性的商业机构，所以商业世界里的各种规则，包括各种“潜规则”，基本都是适用的，公司为了盈利、为了利益最大化的所作所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不能盈利，资金就会撤离，公司就要关门，新药没人研发了，对大家都是不利的。从这次美国疫情的现状看，连年削减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后果是严重的。

对药企商业行为的制约，来自法律的框架和道德的准绳。个别公司触犯法律，个别人不讲道德，都是有的，但整个制药工业的发展是好的，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医药界取得的成就告诉大家，希望减少大家对疾病和医药的无知和担忧，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

《新药的故事2》梁贵柏 著译林出版社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