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点赞 司马光差评 究竟谁在说谎？

滕子京何许人也？大概滕子京自己也没想到，千年以后，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名垂青史，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范仲淹对滕子京给予高度评价，下面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按范仲淹的说法，滕子京被贬官后，不但不闹情绪，反而心怀天下，牵挂众生。态度端正，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仅一年时间，就搞活了岳州的地方经济，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感慨：这样的人，真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啊！（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宋史》中对此事却有不同说法，或许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颇有些抹黑滕子京的味道。鉴于司马光在史学领域的影响，司马光当时和范仲淹一派的对立关系，很有理由感觉到司马光在唱反调：嘘，你们就酸吧！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一部戏没有黑白脸，就不会热闹。然而客观地讲，历史上，司马光的脸是什么颜色，的确很难讲。司马光做的很多事，导致形成了复杂的人设，甚至在不同学历人的眼里，都在变脸。

小学学历（包括老人和孩子）：司马光是个具有开拓思维的人，不因循守旧，也不心疼私人物品，勇于打破旧有框框，在关键时刻，砸了一口缸，救了一个人；

中学学历：长大后，写了一本类似皇帝行为守则的参考书：《资治通鉴》；

高中以上学历：因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领导重视，就多次闹情绪，甚至撂挑子，拒绝皇帝的任命。一旦得势，就利用权势努力把北宋改革成果打回原形；

其实，所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不同的人眼里，得到的刺激并不相同。所以，许多故事的警戒作用，有时候对一些人是无效的，包括写下《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自己。想来，或许这就是人的局限性吧。

针对滕子京，司马光曾这样“揭露真相”：

滕子京贬官之后，根本不是“不以己悲”，治理岳州期间，绝非如范仲淹所言，出现了什么太平盛世。实际情况，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滕子京却搜刮钱财，在南北交通重地，重修岳阳楼，大搞形象工程。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按这个说法，滕子京重修了一座岳阳楼，可谓一石双鸟：政绩有了，钱袋子也鼓了。但司马光此言，难逃臆想猜测的嫌疑，这一点从下面要提到的时间抽就可以看出。

有一套非常世俗的理论：凡是敌人说好的，我就要偏偏找茬儿，看看还有些什么漏洞，然后把对方整个灰头土脸。不知道司马光当时是怎么想的，司马光所言，就是有这个风格。

毕竟，这个世界，阳光并不能真正普照四方，毕竟还有阴暗的角落，如果非要盯着这些角落看，肯定有些也是事实。或许，范仲淹看到了阳光的一面，因为是政敌，司马光习惯性的就朝着阴暗面去看了。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好朋友，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两人同时考中进士，按现在的说法，算是同学，然后同朝为官，存在很好的关系基础。因此，范仲淹对滕子京的看法，未必不带个人感情。除此之外，范仲淹和滕子京都曾经在西部边陲对西夏征战。

宋仁宗时期的变法“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发起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起初皇帝支持范仲淹变法，是因为国家内部出现叛乱和起义、外部势力（辽、西夏李元昊）的威胁，但在北宋初期，这些威胁就像暴风骤雨，来的时候吓死人，过去以后仍然是鸟语花香。

尤其是当时辽和西夏的特殊关系，一直是打打和和。所以当威胁减弱的时候，朝廷内部，变法的反对势力就会占上风，宋仁宗求和的心态就变的强烈，结果对范仲淹的支持就减弱了。

范仲淹是一个明白人，不像王安石那样认死理，一条道跑到黑。当范仲淹意识到支持力度不够的时候，时值辽朝对西夏征讨，西部局势紧张，他主动请求宣抚西北地区，实际上就是不再参与朝政了。这期间，按范仲淹自己的说法，就是“处江湖之远”。

《宋史》记载，滕子京镇守西部边陲，西夏大举攻宋，在宁夏定川寨，双方开战，战况惨烈。滕子京发现自己的兵卒损伤惨重，将有成为光杆司令的危险，就临时征集了几千农民，让他们穿上戎装，加入战斗，坚持到范仲淹前来支援。

战事过后，滕子京用公款犒赏了边关的将士、给牺牲者家属发抚恤金。一年后，滕子京遭到弹劾，获罪滥用公款，并且有数万下落不明。经过欧阳修、范仲淹周旋，虽免于刑罚，但贬官到岳州，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范仲淹，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的确忧国忧民。滕子京，能力有高下，也算是尽职尽责。敢于现场拉农民充作军人上战场，事后犒赏流血将士，从这些行为看，算是个思路活泛的行动派。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里，“庆历四年春”，这个时间点需要注意。按时间抽推算，范仲淹和滕子京在公元1015年中进士，司马光在4年之后才出生。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病死晋州，司马光服丧3年。

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丧结束，时年26岁，任职丰城县事。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开始接触朝政。范仲淹和滕子京征战沙场的时候，司马光正所谓饱读诗书。

司马光的不凡之处，倒不是他写出了什么皇帝守则，而是仅凭一己之力，把范仲淹、王安石两个人的改革成果先后统统葬送掉。安安稳稳功成身退后，在须发皆白之际，还成立了帮会组织，继续和原先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影响舆论。

司马光执掌大权的时候，对内采取和风细雨的政策，实习“仁政”，不温不火，不会犯错误，也不会有进步。对外，司马光采取的措施是：不相往来。我不和玩儿，你过你的日子，我有我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司马光在边界地带，修建堡垒，并且取缔了商品交易，连买卖都不做了，彻底决裂。

司马光这个秀才，遇见生猛的西夏兵，发现西夏人并不买账。面对强敌，司马光的态度也很明确：委曲求全。只要你敢要，我就敢给。安疆、葭芦、浮图、米脂这四寨，是将士们原先用鲜血收复的，司马光一句话，就割让给了西夏，换取了一时的安宁。

罗渐升以为：小时候勇于打破旧有框框的司马光，长大后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文人，这样的人左右朝政，其实是一种灾难。强盗不会因为你在自家院子里安守本分，就不破墙而入、就不烧杀抢夺。不分析当时的实际形势，一味保守求全，就是做梦。

司马光，一生主要干了2件事：写了1部书《资治通鉴》，怼了2个人（范仲淹、王安石）。要是没有他，北宋国祚多存续几年，不是没有可能。

保守派有一个特点：别人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观点，他出来一竿子打死；既然把别人整趴下了，那你就说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子吧，他又哑口无言。这样的人不误国，什么样的人误国？

所以，北宋的倒霉之处，就是让只会写书的司马光，干预了朝政，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排挤到了“江湖之远”。

说到最后，面对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范仲淹和司马光的评价截然不同，大家心里也有自己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