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岂文章著 官应老病休” 谈谈唐宋时期的贬谪文学
官员遭遇贬谪是常有的事情，但在古代官员大多出身儒生，大多饱读诗书，文采斐然，因此封建王朝的文人遭遇贬谪，郁郁不得志之时就习惯用诗词文章表达自己的抱负，抒发自己的抑郁情感，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即贬谪文学。
一、唐宋时期贬谪文学作品多为被贬文人表达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之情，相比于唐朝时期的贬谪文人，宋朝的贬谪文人处境更加艰难，北宋时期贬谪作品超脱自然，南宋时期则抒发对故国的思念
根据学者的划分依据，贬谪文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贬谪文人在贬谪期间在他乡作出作品，其二是贬谪文人在贬谪期前后分别作出的作品，其三是贬谪文人的朋友、亲友等为送别、追忆而作出的作品。
无论宋朝还是唐朝的贬谪文学，有一部分的共同点，那就是许多诗人文人字里行间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抱负难以实现的郁郁寡欢。
但是与唐朝诗人的颓唐尤其是唐晚期的诗人不同的是，北宋的贬谪文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怀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比如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大文学家。苏东坡就是豁达诗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曾经几度遭到贬谪，但是仍然乐观旷达地对待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哪怕是贬谪到当时的偏远地区四川，他仍然可以将这种贬谪看成一种福利，让他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生活中不顺利的小事情，也可以抒发出豪迈的心情，“一蓑风雨任平生”，一点生活中的小幸运也能吟诵出平淡的人生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相比起唐朝的贬谪文人，其实北宋贬谪文人的境遇更加艰难，因为宋朝的新旧党争让贬谪成为党派之间相互争斗的手段，苏东坡也是因为敌对党派风光上任才会让他被一贬再贬，直至贬到穷山恶水岭南地区。与现在南方富裕的状况不同，在古代除了中原地区，其他偏远的地区都欠开发，而且恶劣的卫生条件让南方的瘴气就能毒害不少人。
从这种情况下才能看出北宋贬谪文人乐观心态的难得可贵，同样这种心态也激励北宋文人的心态，让他们在灰心丧气中充实信心，在逆境中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北宋贬谪文人的乐观情绪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在宋朝统治者比较善待文人，文人是社会地位较高，也对于自己的未来和价值比较有信心，短暂的贬谪并不能打倒他们。第二，宋朝的文人比较注重心性和志向的培养，他们大多意志坚强，对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坚持不懈。
第三，他们把在仕途上的不顺利看做成人生的磨难，看成对意志力量的磨练，把文学创作看成他们弥补事业缺憾的另一条到道路，因此对于文学创作有信心，心中的理想也因此有了寄托，悲苦也就转而被乐观所替代。
因此最终北宋的文章从唐朝格局受限的悲怨文风走向超脱自然。但是在南宋时期，受过靖康之耻，失落了故地，南宋贬谪文人的悲凉气质就无法摆脱了，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是抒发对故国的思念，壮志难酬的伤怀以及浓厚的爱国情怀。
二、以苏东坡为主体的苏门诗人，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之后，所受贬谪最重，创作出的诗文更加贴近生活，描绘意境洒脱，在平静中掺杂狂气和逸气
苏东坡乃是宋代文学集大成者，鉴于本人的亲身经历，他旷达的心态都很值得研究。苏东坡继承了前人崇尚诗词说理，营造意境的风格，但不同于前人，他讲自己丰富的贬谪经历、心理和思想融入了诗文之中，因此他的说理更加生动贴近生活，而意境的描写更加显示出一种大方洒脱的感觉。
固然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他都一一巧妙化解，反而找出回归自然的野趣，反向思维的通达。苏东坡完美地将唐诗的大方气韵和宋朝的崇尚理学的氛围相融合，创作出自己独特开朗的文风。因此在宋朝士大夫们也纷纷拜读苏东坡诗集，感觉不读其诗自己就会气势不足。
但是相比苏东坡的乐观，宋朝贬谪诗人如他的弟弟苏辙和辛弃疾则要逊色几分。虽然在贬谪初期，苏辙的社交活动依旧十分丰富多彩，情绪也偏向于高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辙渐渐就闭门不出，避免社交，埋身于书案之间，沉浸在佛法研习之中，诗文中不免得也泄露出失望悲伤、抑郁的心情来。辛弃疾是豪放派诗人 ，在他的贬谪初期，拿他的作品和其他同时期的诗人相比，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更多向上的精气神，也带有几分实干家的气质。
但是与苏辙相同，到了后期，他不免也陷入了自我厌弃的心理，之前还坚持的理想抱负也逐渐变得暗沉，失去了之前的意气风发。
宋代贬谪文人的群体中著名的要数苏门诗人，王安石推行新政，而苏门诗人则是追随元祐重臣反对变法，因此受到的贬谪最重，创作了超过一千五百多首贬谪诗歌，其中表现了各人在不同的贬谪地点，怀有不同的心态，创作作品风格的不同。
中国诗人大多深受儒家学派思想的熏陶，因此温和和中庸是一般文人处世的标准，但是有部分的文人个性放荡不羁，因此衍生出了“逸”和“狂”两大特色。比如苏轼经过贬谪黄州，再到惠州，最后到海南儋州，其心性已经从原来的牵挂仕途变得洒脱自然，寄情于山水之中，本身他就喜爱陶渊明，喜爱陶渊明淡泊平静的心境，懂得对人生之事平淡处之，因此苏轼的诗文是逸狂结合，自然旷达。
而他的弟弟苏辙和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是性情内敛、温和沉静，加上黄庭坚崇尚禅宗，因此二者的作品之中既没有“逸”也没有“狂”，哀伤的情绪都是隐藏在诗文之中，甚少直接表露，更没有什么激愤的情绪，离“逸”和“狂”相差甚远。
另一位苏门四学士秦观则是十分怀念在翰林院内的生活，对贬谪的悲苦艰难生活体味深刻，因此他的诗文中连唐朝的点点禅意也不再有，基本都是狂逸到极致的风格，可以追溯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狂气，哀伤的心态可以比肩屈原、贾谊，而这种哀伤的心态到了极致就变得凄婉哀绝，之前的狂逸气质反而全部消失，只剩下绝望至极。
晁补之的诗文乃是沉稳之态，少见狂放之词，可见他仍然牵挂仕途，渴望能够东山再起。而张耒也是处世圆滑之人，虽然开始贬谪之时，难免凄婉绝望，但是之后很快转换了心态，能够平淡处之。
这两人有共同点，都是懂得人情世故之人，都是会调和理想现实矛盾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少有狂放不羁的，大多是平静平淡的类型，在其中有时掺杂狂气和逸气。
三、唐朝注重自然天性的发掘，而宋朝注重对于个人心性和志节的培养，造成唐宋时期创造风格不同。唐宋时期的贬谪文学作品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研究意义
唐朝的贬谪诗文相对于宋朝则要悲观凄苦了许多，这是由于两点缘由。其一，唐朝的文人地位并不是高，因为唐朝是一个尚武的国度，因此武力为尊才是朝廷的价值取向。
本来文人在遭遇贬责时往往容易萌生激愤、凄怆的心情，加上唐朝文人取得仕途的艰难，诗人便觉得自己再无出头之日，自己的抱负全都无法实现，往日的努力也付诸东流，自然心中更加悲苦凄凉，于是只能在诗文之中尽情展露。
再者唐朝遭逢了安史之乱，这场叛乱使得唐朝一举从强盛的帝国转变成内忧外患的蹒跚老人，繁荣强盛的都城一夜之间变得千疮百孔，这种巨大落差让人人皆有风雨飘摇之感，文人本来就是敏感的群体，在社会中阶层也不是很高，自然对于国家的风风雨雨感受的更加深刻。
再遇到人生大变，被迫离开权利中心，心中的不安和伤感情绪必然爆棚，因此在这时创作出的作品自然悲怆。
而宋朝文人地位较高，再者宋朝从建立起就不是兵力国力强盛异常的国家，虽然靖康之变给予南宋人巨大打击和伤痛，但是仍然不如唐朝安史之乱带来的强烈和震撼，因此宋朝文人士大夫阶级自身有一种优越感，哪怕在逆境中也不会完全对外在环境失望。
唐朝文化是开放的、多民族融合的、放荡不羁的，宋朝是温和谦让、儒家理学盛行的、内敛沉稳的；唐朝更注重于人感官的享乐，但是宋朝更加讲究克己复礼；唐朝更加注重自然天性的发掘，而宋朝对于个人心性和志节的培养。因此在面对贬谪这种逆境时，宋朝的文人抵抗力显然更加强大。
不可否认的是唐宋时期丰富多彩的贬谪文学作品，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历史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都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