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中“袭故而弥新”创作观念的文学价值
“袭故而弥新”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在五言诗创作过程中，陆机也在积极践行着这一诗学理论，不仅在他的乐府诗中存在明显的模拟旧作的现象，而且他还作有一组拟古诗，专门为模拟古诗之技艺而作，由此可见陆机对于模拟古代诗歌是非常重视的。
其实，重视模拟是太康文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如傅玄的《拟马防诗》是现存最早的标明被拟作者名字的诗歌作品。此外，还有《拟四愁诗》，张载的《七哀诗》等作品，都属拟古行列。然而，这一时期的拟古诗创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最具代表性的非陆机莫属了。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拟古篇章，而且还明确地将“袭故”写入《文赋》当中，使其成为了一条文学创作准则被固定了下来。
所以，以陆机“袭故而弥新”的诗学主张为中心，并结合陆机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以《拟古诗十二首》为文本，对这一理论进行阐述，是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
一、“袭故而弥新”理论的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点一直以来都为学者们所重视，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袭故而弥新”的诗学主张，一直以来似乎都未被人们所重视，即便对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进行了研究，也并未系统的将这一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相结合进行阐述，所以自然也就无法很好的发掘陆机拟古诗创作的真正价值。
对于《文赋》中“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的解释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谓“袭”，《说文解字》曰：“左衽袍。”段玉裁注曰：“小殓大殓之前衣死者谓之袭。”由此可知，“袭”最早之意为死者之衣。又据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可知，此时“袭”字之本意已经转变为因袭之意。所谓“沿”，《说文解字》解释曰：“緣水而下也。”又据《礼记》曰：“明王以相沿。”郑玄注曰：“沿，犹因述也。”因此，“沿”在此处的之意为“因述”。在六臣注《文选》中吕向注曰：“皆谓文质今古相半也……有袭故事而意乃新者，有因言之浊而更清者。”李全佳在《文赋义证》中结合《文心雕龙·物色》中的“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对此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因方、即势，袭故也。借巧、会奇，创新也。殆即推陈出新之意。”由此可知，《文赋》中这两句话的含义是相互补充的，“袭故而弥新”是在论述为文之要，而“沿浊而更清”则是对前者的概括性比喻。
总而言之，陆机所谓的“袭故弥新”就是在说为文应重视古人之经典，在对前人的继承当中发掘出新的内涵，从而实现点铁成金、脱胎换骨。
此外，“袭故而弥新”理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的。从先秦开始，诗歌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至西晋时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创作经验。东汉时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堪称两晋之前五言诗艺术创作的典范。西晋以来，如何更深层次地发掘与开拓前人留下的五言诗，进而推动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了西晋文人们不得不要面对的问题。
在怎样对待前人的作品这一问题上，陆机在《文赋》中率先提出了“袭故而弥新”的诗歌创作理论：“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所谓的“袭故而弥新”指的正是模袭前人旧作，汲取精华并加以创新，从而使诗歌焕发生机。“陆机将‘袭故’即模拟看作一种正常现象，但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在模拟中有创新，这才是‘袭故’的最终目的”，由此也可得知，陆机所强调的“袭故”并非单纯的模拟古诗，而是要通过学习前人之作以达到创新之目的。这就为两晋诗坛的诗歌创作指明了一条新路，也对后世诗歌体式的成熟做了经验积累。
二、“袭故而弥新”理论的实践
对于“袭故而弥新”理论，陆机在五言诗当中的实践主要是《拟古诗十二首》。陆机的这十二首拟古诗被收录于《文选·杂拟》，对此，刘良注解曰：“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所以，古人所谓的“拟古诗”大约就是比拟古人诗中之志以表达自己现今的情感之意。若从这组诗的内容和创作技巧上来看，其模仿工艺之精湛的确是“句仿字效，如临帖然”。例如在起兴发端方面，《青青河畔草》起首为“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以河畔之草起兴，进而引出楼上之女。
而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亦是如此“靡靡江离草，熠熠生河侧。皎皎彼姝女，婀娜当轩织”。再如在叠字的运用上，同样是《拟青青河畔草》一诗，陆机在诗中所用到的叠字“靡靡”、“熠熠”“皎皎”、“粲粲”和“灼灼”，分别与《青青河畔草》原诗中“青青”、“郁郁”、“盈盈”、“娥娥”、“纤纤”等叠字的位置完全对应。不仅如此，在古意上陆机也是极尽所能地模仿，如《拟涉江采芙蓉》一诗通过对原诗描摹意象的词语进行简单替换，从而使拟作与原诗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几乎完全一致——均是游子思妇的主题，均是抒写远在他乡的游子与独守空房女子的相互思念之情。
陆机在拟古诗中字字相应，句句推敲的创作方式真可谓是苦心孤诣，独步当时。其实，这种字字打磨，句句斟酌，极尽所能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让原有诗歌的长处在打磨与锤炼中进一步扩大，并让新的诗句结合陆机非凡的造诣与才思自由驰骋，虽是袭故，实已弥新。例如他在《拟古诗十九首》中，将原有诗歌中的铺排、咏物起兴，叠字运用等创作手法进一步加工，从而使诗句拉长，诗风也更为繁缛绮靡，从而自成一种新风，可谓是深得“袭故弥新”之妙。
此外，这种字斟句酌的模拟方式尽管会让诗歌显得略有繁缛，但是在客观上也让诗歌在创作中将前人诗作中的精华最大限度的保留并加以展现，比如其对辞藻华美，句式工整等方面的追求，都为后世五言诗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从而让诗歌绽放出新的光彩。
当然，对于陆机追求形式这一创作实践的评价，学术界历来都是贬多于褒的。例如，徐公持认为陆机“撰作此类诗歌，其中鲜见‘时事’，寄托本人情志亦少，以模仿形似为主，写作目的似在表现模拟技巧功力。
此已失却‘拟古’、‘文人乐府诗’初衷，是为变种，使原本文学创作性质，变为技巧表演展示，因此文学价值大减”，这种批评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拟古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讲究对原诗进行模拟，这就必然容易造成拟作相对于原诗缺乏真情实感，亦步亦趋的弊病，这是源自于拟古诗这一诗歌题材的固有弊端，是任何创作者所无法避免的。就如王瑶先生所言拟古“本来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地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神似。”
因此，一味的从诗歌体裁的固有弊病去指责陆机的拟古诗是不合理的。从诗歌的发展趋向来看，拟古诗虽然不是自陆机而始，但却是自陆机而盛。从陆机开始创作拟古诗以来，许多诗人便纷纷进行了拟古诗歌创作的尝试，拟古诗从此臻于大盛。所以可以说是陆机推动了拟古诗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