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一九八四——从两份“商品经济”文稿看改革进程的历史
“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80年代，伴随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史上难得一次现代转型的机会。毫无疑义，经济学家无论出于本能还是理性，都是经济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而改革决策集团，也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经济学家在观念上、理论依据上、概念解释上以及提法上的思想贡献。
任何一项改革方针的兴起、确立或政策出台，往往是底层实践和理论探索在先。就理论探索而言，首先得解构原有的一套概念理论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构新的观念说法。而解构和建构的理论框架，都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实践。一是全国各地和基层的实践，二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借它山之石来攻“玉”。
为了避免改革失误，顾及不同人和不同反对意见，中共中央新的决议和提法出台，都要经过反复研讨和论证。有的比较顺利达成共识，有的则相当曲折；有的进入了改革议程，有的则流产；有的浅尝辄止，有的进入较深。地处北京的经济学家因为离改革中枢机关较近，参与政策咨询的机会更多。在1980年代，在经济学家与政治精英之间，既有密切合作，也有各执已见，互相影响、商讨，择时而行。而他们中间有几位横跨官学两界的人物，起着某种撬动杠杆的作用，像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1904-2005）、国务院农研中心主任杜润生（1913-2015）、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1920-2007）等便是这样的角色。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议，是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之后，历20年起落折腾，回归市场经济轨道的重要一步。即使在两年前的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一度压制了讨论空间。因此，当1984年胡耀邦、邓小平希望十二届三中全会能拿出一个改革文件来，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时，这确实给决议起草组出了难题。
成立于1984年春天的起草组，虽数易其稿，但因思想禁锢缺乏新意，而被阵前换将、更替和充实负责人。眼看离开全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可是在怎么看待商品经济,能不能将它写入决议的问题上，依然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任起草组成员，国家体改委的高尚全、杨启先等人均对此作过回顾。本文拟从起草组外的另外一条线，即马洪在1984年7月和9月的两份文稿为线索，对相关历史作一些补充和讨论。
一个简要的背景和文献回顾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百家争鸣”兴起，引发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的热烈讨论。经历“大跃进”失败之后，1959年第一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就是以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主题。这个讨论延续到1960年代上半期。再次兴起，则是在文革后，以197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为集中发端。当时到会300多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是商品经济。
在相关理论史上，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除了人们熟知的孙冶方、薛暮桥等，还有被认为是最先明确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卓炯（1908-1987）。他在1961年的论文中写到：“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在1979年，他进一步指出，“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因而，要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另一位是林子力（1925-2005）。1979年他写下四万字长文“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及其规律”，其中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不可逾越；1980年8月30日他在光明日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一文，开宗明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我国发展的必经阶段”。此外，还有社科院财贸所的刘明夫（1915-1996）、经济所刘国光和赵人伟、中央党校王珏等等。
虽然1982年理论风向有变，“商品经济”讨论氛围变得拘谨，有经济学家受批评作检讨，或改变说法，但是其中不乏违心之作。事实上，已经打开的思想闸门和基层改革实践，还在朝向商品经济的方向继续。例如1984年4月25-2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在汕头体改研究班上讲课时，谈及“改革的总体目标”，他说：归根到底是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他的用语恰恰是半年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提法”。可见，这样的认知，实际上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不成问题。
然而难点在于，如何能在既定方针下，在有风险的环境里破这个题，将原本理论界的“共识”传递、影响、说服决策层，尤其是那些思想偏向保守，“表决权”权重较高的元老们？经济学家纵有再高的讲理本事，也恐难单独达成目标。在众多的努力线路上，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力量，促使改革精英与经济学家之间加强合作，形成某种网络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有些人的位置起了“枢纽”的作用，马洪便是其中之一。
马洪的报告和信
1984年7月，马洪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据说，这份报告被递送到诸多高层人物手中，得到了比较正面的反馈。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王震给马洪写了亲笔信，称赞文章写得好，说我们不能只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而马洪的报告也并非凭空而来，是受命之作。这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能够在确立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探了路。
全文大约两万字左右，铅印稿35页。（我并不确定手中这份影印件是否是马洪报给中央领导的最后稿。根据与日后发表的文本比对，影印件上面的红色圆珠笔修改，是马洪在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后所做）。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摆在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课题是：制定这些政策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指出，现在人们“对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他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一，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作用的认识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四，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论证逻辑并不复杂：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还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呢？一，存在社会分工；二，存在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主体，有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此二者，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报告是为特定阅读对象而准备的，回顾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依据经典作家的理论讲道理；归纳出各种不同意见，一一给予回答，指出它错在哪里；尤其是结合历史教训以及改革现实和发展中的问题来讲，尽量让读的人服气，而不是生硬地、居高临下地说教；同时又为现有系统如何应对转变，准备了一套话语解释体系。正面地设置和回应每一个可能的问题，解构与建构皆在其中。这是马洪的本事，行文报告清晰老道，与他共事的人皆赞叹有加。当然，这份报告的背后凝结了马洪本人和经济学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从1984年9月12日，体改委安志文等连续几天在京组织不同的人，就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草案进行讨论。上面的时间表是9月17日以前拿出修改稿。然而，直到这时，“商品经济”还未能写入决议。马洪参加了13号的讨论会。他在发言中，用一连串的提问请大家思考诸如这样一些问题：“既然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又为什么不是商品经济呢？”“是否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呢？”“既然商品经济可以为其它社会制度服务，为什么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呢？”等等。事至此，想必马洪的内心是焦急的，9月15日他致信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而这天，马洪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关于价格改革的会议。有可能，他当场将信交到了国务院总理手上。他在信中写道：
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你给常委的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点，我建议，应当明确地写入决议中。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我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
从认识上说，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肃清这种左的影响，也需要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点。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分别在9月10日、13日、15日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等均表示同意。至此，高层领导基本都接受这些提法。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就在1984年8月底9月初，紧锣密鼓，还有两个经济学家座谈会在京举行。其主办方之一都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于光远创办的研究会合办，于8月27日至9月1日举行；另一个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合办，于9月1日举行。后者是起草组内的体改委成员高尚全想的一个搬援兵“计策”，他与童大林合计，经安志文同意，邀请了20余位学者参加，力图借经济学家的言说影响起草小组意见。会后，高尚全将研讨结果写成“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上报有关领导。他强调：“大家认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一个月后的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单列一个问题：“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决定公布后，马洪在他7月份的报告上，又做了认真的补充修订，增加了大约2600字，作为当年11月为中宣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的报告稿本。在2005年，马洪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时，出版了一本自选集，他将这篇文章收录，并作为该书的第一篇。虽然他从未讲过自己在改革过程中有什么功劳和苦劳，但是，他内心在意1984年自己做的这件事，由此可见。马洪的女儿说，父亲曾对她说：“当时做这个事是有风险的……”
马洪的角色及一点讨论
马洪最精彩的工作阶段是在1980年代，他的影响主要在政策咨询领域。他较少进入公共视野，也较少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在1980年代改革的大格局中，不仅马洪这个人物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未得到足够的估计与研究，对于马洪所构建起来的知识精英网络及其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互动，从而推动经济改革的运作机制，学界也缺乏了解和研究。
自1978年至1984年的马洪身兼多职。像他这样跨界范围之大，属个案。他参与筹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建所，马洪首任所长；1979年他作为国务院财委设立的结构组负责人，组织数百人开展全国经济结构调查，全面摸清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情况和问题，向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1980年他筹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中心成立，担任总干事。自1982年，马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等。
当推展研究项目时，像马洪那样能调动“千军万马”各种人才资源的，无出其右者。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皆揽于麾下。
一些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此表示不屑，觉得这不“学术”不“独立”，也有经济思想史论者指他在1981-1984年“商品经济”争论问题上前后有不一致。研究马洪其人，有一个背景是无法忽略的，那就是，他因“高岗事件”“五虎上将”之名，受压三十年，行事作为有如履薄冰、小心敏感的一面，谨慎而收敛。即便如此，一旦时机合适，他也常有不拘一格的举动。可以说，在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上，他尽量朝向光明，或顺势而为或逆势而上。出身于农家的马洪，了解国情，力图务实地去改变。
1984年马洪参与将“商品经济”写入决议，虽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局部，也可由此一窥在1980年代事关大局的改革方针政策是怎么样酝酿、推进、出台的。马洪其人，以及马洪与改革精英的互动方式，与经济学家的合作，其个人的担当，以及报告信函的技巧，推进的节奏，介乎正式与非正式体系之间的运作等等，所有这些正是研究中国早期改革和决策过程不可忽略的特征，它确实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相当丰富的内涵。无论人们怎么评说，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与1984年是否承认和接纳“商品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刊发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