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宗匠 我们应怎样评价他的诗歌创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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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余三人为秦观、晃补之、张来），政治上对于其师苏轼是亦步亦趋的，文学思想也受到苏轼一定影响。可是由于各自生活经历的差异和艺术个性的不同，实际上他并未沿着苏轼所开拓的文学道路走下去。他的诗歌创作主张，从其基本倾向说来，却与苏轼有很太差异（尽管有继承的一面），而在创作实践上更有他自己的特色，终于成为江西诗派的宗匠。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他幼年时，就开始在文化教养深厚的长辈们的指点下，纵览六经及老庄典籍，也阅读其它小说杂书，很早就开始写作诗文。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和县令。哲宗元祐初，指任《神宗实录》检讨官，不久除著作佐郎。哲宗绍圣年间，新党用事，以修《神宗实录》不实为名，谪溶州别驾，黔州安置，又徙戎州。后死于贬地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书法家和古画鉴赏家。有《山谷内集》及《外集》、《别集》。，赵宋王朝开国以来，诗人们在唐诗已经取得高度成就的前提下，既纷纷要求从唐诗中吸取营养，又不断努力从唐诗以外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方面，黄庭坚尤其重视创新。

《山谷内集》

一方面自觉地继承其师苏轼的文学事业，继续反对“西昆派”仅仅学习晚唐个别诗人的语言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上逐渐远离了苏轼的创作道路，以师法杜甫为标榜，可是实际上却把主要精力花在修辞技巧上的翻新出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新的形式主义泥淖。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的新形式主义的倾向，还与他的带有拟古主义的形式主义特点的诗歌创作主张相联系。换句话说，前者是后者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概括。黄庭坚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诗歌创作主张，基本内容首先，在诗歌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忽略了诗歌创作的源泉来自现实生活这一根本性问题，却以为书本知识对诗：歌创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在给他外甥洪刍的信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位，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答洪驹父书》

这就是他有关诗歌创作重流轻源的基本理论观点。不过，他虽然主张诗歌创作应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却又认为不可原样照搬，“古人之陈言”，必须变化运用，要“点铁成金”。这“点铁成金”的方法，又叫“脱胎换骨”，目的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以腐朽为神奇”。关于“夺胎换骨”法惠洪的《冷斋夜话》记述了黄庭坚的解释，他讲：“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即是说，承袭前人的辞句，必须换一个说法，沿用前人的意思，应当重新加以发挥。单就诗歌创作借鉴前人诗歌成果和经验技巧而论，他如此解释是为了写诗时能“避熟就生”，即略有推陈出新的意思，这还是可取的，不能像金朝王若虚那样过激得谤之曰“副窃之黠者。”只是黄庭坚对于诗歌创作问题上重流轻源的认识，那无疑还是理论上的偏差，不可为之包涵，它已对他自己的部分诗歌创作及对江西诗派中一些末流诗人产生过不良影响。

《冷斋夜话》

后来陆游突破江西诗风影响后，便有所省悟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这是对黄庭坚诗歌创作重流轻源理论的批判。其次，在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的关系上，较为忽视前者的决定性作用，而特别强调对后者的刻意求工，力争标新立异。黄庭坚是强调学杜诗的，他甚至讲：“欲学诗，观老杜足矣。”（《书老杜诗跋》）不过他学杜诗的着眼点，不在他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侧重他的高度精熟的表现技巧，即杜甫那种“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对语言表达效果的追求。他不仅学杜诗如此，学习别的大家也是如此。适园丛书本《山谷先生年谱》卷二十四引山谷文云：“……闲居当熟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周、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虽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骤也。”这里，所强调的乃是文字表达的“曲折处”，最终目的又仅仅是“自铸伟词”，都未超过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范围。

《冬夜读书示子》

黄庭坚对诗歌创作忽视思想内容和偏重形式技巧的理论观点，表现在其创作实践上就是“搜猎奇书，穿穴异闻”（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大力在造句用字上，勤苦锻炼，标新立异，形成类似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显得生新瘦硬，奇涩险怪。这类诗的缺点，正如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所批评的：“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述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茸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再者，在对诗歌作品的艺术表现上，过分强调韵味、含蓄蕴籍，他特别反感于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正面揭露和押击。他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净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在同文中更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黄庭坚像

这样，也就削弱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既违背了《诗经》早已奠定的我国古代诗歌的美刺传统，又偏离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根本方向。不过，这里黄庭坚明确指出“诗者，人之性情也”，还是正确的，是符合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的。以上三点，确是黄庭坚诗歌创作主张的基本倾向，不能不带有拟古主义的形式主义性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错误观点中，已如上述，或多或少还含有某些合理成分，不可一概否定。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全面地考察黄庭坚的文学思想，还能看到他的另一些观点同他的上述主张是大相矛盾的。例如，他也曾提出写诗要“待境而生”、“先立大意”（见郭绍虞《宋诗话辑轶》4页），“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次韵杨明叙四首》），“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与王观复书三首》），“甥，人物之英，然须治经，以深其本”（《与徐甥师川》），等等。

黄庭坚像

黄庭坚在其文艺观中有此种种的矛盾现象，那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有领导和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辈文学家的进步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另方面是他生活实践、特别是后半生的谪居生活对其错误观点一定程度的纠正。由于他的文艺观有其正确的一面的作用以及包括他谪居生活在内的生活实践提供了创作源泉，加上他又对古代文学作品表现技巧有意识地借鉴运用，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中有相当多篇目是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很有价值。例如《上大蒙笼》一诗反映了民间疾苦，《送范德孺知庆州》表现了作者对边防的关切，《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抒发了自己因仕途坎坷萌生的愤怨，《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寄托了他对苏门两位学友陈师道、秦少游不幸遭遇的关怀，等等都是。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插图

要之，我们不能因为黄庭坚诗歌创作主张有错误的一面，就简单地否定他的全部作品，认为全都是他的拟古主义的形式主义诗歌理论的直接产物（其中也确有部分创作受到错误理论影响）。正因此，金朝文学家元好问虽然批评了江西诗派，而对黄庭坚却表示了一定的推崇，他在《论诗绝句》中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