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物语⑤｜铅笔画下的老北京胡同 美翻了！
编者按：
老北京的特色建筑，除了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皇家宫廷和苑囿，便是那些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胡同和四合院。
第五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从画家况晗作画、陆原撰文的《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中摘取了精美的图文，透过它们，仿佛可以瞬间穿梭回到那个昔日的北京城。这些铅笔画所绘胡同景象，随着旧城改造和翻修，如今的面貌已经大有不同，但那里的情韵却至今未变。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撰序言，第二部分为书中正文内容节选。经出版方东方出版社授权刊发。
《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况晗作画，陆原撰文，东方出版社，2020年4月
留住胡同
撰文|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
摘编|徐学勤
一支铅笔记录着胡同的过去，一本画册再现了老北京的情韵。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因其独特，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胡同，是老北京的印符，是北京文化的象征。胡同，展示着光阴流逝所积淀的文化之美，美在平平和和的持家寄寓，美在唇齿与共的邻里亲情，美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律，美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道德教化。
元、明、清以来，作为祖祖辈辈繁衍生存的空间，胡同承载着一代代老北京人的悲欢离合。晨曦初露，斜阳余晖，皓月明光，那砖瓦、门楼的斑驳，在光影的映衬下，叙说着岁月流痕。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不少北京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构成的高楼大厦所取代。老北京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之间，只留下缠绵的记忆……
况晗生长在山清水秀的南方，南京师大美术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单位分给一间胡同大杂院里的平房，遂与胡同结缘。每日生活在胡同里，他对胡同的眷恋和钟情日浓一日，看着胡同在推土机的无情碾压下一片片地消失，他黯然神伤。“得把消失的胡同用画笔留下来”，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他开始了与推土机的赛跑。
况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61年生于江西宜丰，1989年毕业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曾荣获首届徐悲鸿奖学金。1988年在母校举办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个人画展。2002年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云峰画苑举办“留住胡同——个人宽线条铅笔画展”。作品《京都纪事》入选中国美协第十三届新人新作展，组画《城市变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拆迁之前》入选《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奖。出版有《留住胡同——线条铅笔画作品选》等书。
况晗肩挎相机，背扛画板，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拍下了数万张照片，勾勒了无数幅素描，创作了数百幅胡同铅笔画。他用艺术手法记下了时代的变迁，录下了古城的历史文脉，留住了皇城根的魂魄，为当下与传统的文化接续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况晗的铅笔胡同系列作品展示着市井的喧闹，布满了风俗的芳香，接地气，通人脉，勾起了无数老北京人的美好回忆。他用自己的独门技法描绘出胡同的春夏秋冬，抚慰了千千万万颗怀念胡同、思念故土的心灵。读他的画能够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在胡同里度过的美好岁月。
况晗的铅笔画，以扁平宽的粗线条，融油画的笔触、水彩的透明、版画的力道、国画的苍劲于一体，笔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的笔就像雕刻的刀，刀刀到位、刀刀见神。直笔、横笔、偏锋、点彩，其布局错落有致、层次井然，其线条干净利落、变化多样，其色调深浅有度、浓淡相宜。细品况晗未处理过的铅笔画作品，就像在观摩一件浮雕，凸凹有序、深浅得当。没有繁琐的笔触、多余的细节，有的只是情驱笔随，一气呵成。
况晗十分注重情与景的交融、动与静的映照，努力用人物来打破建筑的静谧与呆板。追逐嬉戏的孩童，匆匆奔波的行人，忙碌敬业的商贩，辛勤劳作的主妇，怡然自适的老人……他笔下的人物，平凡中见深邃，简约中见真情，情深意远，京味十足。
素描既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是独立的画种。西方名家对此多有论述：“素描是所有绘画种类的源泉和灵魂”（米开朗基罗）；“素描是最贞的艺术”（罗丹）；“素描是高度的艺术诚实”（安格尔）；“我不需要悼词或什么东西，只希望在我的墓上写一句话：我从内心里热爱素描”（德加）。然而，况晗的铅笔素描用无数的面取代了线条的组合。众所周知，面积越大，阻力越强，这需要他巨大的臂力和无穷的毅力。
况晗自称“磨铅笔的人”，他敏锐地发现了铅笔与胡同之间精神特质上的契合，他勇敢而幸运地拿起了最简单、最经济的铅笔，把黑白造型玩到了极致，不仅玩出了独特的风格，还玩出了一个新的画种。他一画二十五年，画出了一方新天地，不但得到艺术界的认可、收藏界的追捧，还赢得了成千上万“老北京”的感恩和拥戴。
况晗的铅笔画一如他的性格——棱角分明却又细致入微，他默默无闻、锲而不舍地走着自己的路。作为况晗曾经的老师，他三十多年前刚入校时我就极为欣赏他这股子犟劲儿。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并期待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开创自己的新天地。
撰文|陆原
摘编|徐学勤
北锣鼓巷
北锣鼓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北侧。明朝属灵椿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南锣鼓巷名称，因旧称“罗锅巷”演变而来，北锣鼓巷，因位于南锣鼓巷以北而得名。北锣鼓巷和南锣鼓巷，都是元大都时期统一规划设计建成的街巷，共同的特点是两侧都有排列整齐、东西对称的胡同。北锣鼓巷两侧有很多胡同的名称始于元朝和明朝，其中的法通寺胡同今称华丰胡同，净土寺胡同今称净土胡同，沙拉胡同今称纱络胡同，千佛寺胡同今称千福巷，东绦儿胡同今称东绦胡同。
北锣鼓巷西侧的胡同向西穿过宝钞胡同与旧鼓楼大街相通，元朝的钟楼鼓楼建在旧鼓楼大街，钟楼鼓楼前后都是密集的商铺。元朝《析津志》记述，钟楼前方十字街有米市、面市、鹅鸭市、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钟楼后方有铁器市、靴市、穷汉市。鼓楼左右有出售果木、饼面、柴炭和各种器用的店铺，鼓楼东南的转角街市有多家针铺，鼓楼西斜街面临积水潭海子，有望湖亭，有舞榭歌台酒楼饭馆，是贵官富商游赏之地。在这些繁华的商业街上，大量流通着宝钞纸币，因此元朝在北锣鼓巷和宝钞胡同之间，设有宝钞库和倒钞库。
宝钞胡同在明朝称为倒钞胡同，名称源自元朝设在这里的倒钞库。“倒”意为“倒换、更新”，“钞”是元朝发行的宝钞纸币。倒钞库负责回收磨损破旧的宝钞，宝钞库负责印制发行新的宝钞。《元史·百官志》记述，户部下属有“烧钞东、西二库”，由正九品官员“监烧昏钞”，“昏钞”即字迹模糊的破旧宝钞。《元史·文宗本纪》记述，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十月，“烧在京积年换倒昏钞二百七十余万锭”。明朝沿用宝钞纸币，也有倒钞制度。《明史·食货志》记述，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并且按照钞票面额收取百分之三的工本费。
北锣鼓巷路西的千福巷，有元朝古庙千佛寺，清朝称为千佛寺胡同。清朝管理铸造钱币的机构户部宝泉局，设在大兴县胡同以东，下属有四个造币作厂。《日下旧闻考》记述，“东作厂在东四牌楼四条胡同，南作厂在钱粮胡同，西作厂在锣鼓巷千佛寺胡同，北作厂在北新桥三条胡同”。千佛寺胡同曾被称为“钱局”胡同，1965年改称为千福巷。
北锣鼓巷路西的纱络胡同，旧称沙拉胡同，蒙古语称珊瑚为“沙拉”，也泛指珠宝。《析津志》记述，“沙拉市，一巷皆卖金银珍珠宝贝，在钟楼前”。
东棉花胡同
元朝在鼓楼东南角有很多针铺，明朝在北锣鼓巷西边也有一个“针刘胡同”。
宝钞库和倒钞库这样重要的机构自然需要重点保护，所以紧邻北锣鼓巷路东就是元朝的警巡院。警巡院东侧，是元大都的大都路总管府，总管府路口称为“大都角头”。“角头”，指街道尽头拐角处的路口，这个角头路口，后来演变为交道口。元朝的大都路总管府旧址在今交道口西北侧的东公街和西公街之间，明清两朝的北京顺天府衙门也在同一位置，在这里至今留有清朝的顺天府大堂。东公街和西公街名称里的“公”字，源于民国初期北京市政府的名称“京兆地方公署”。
炮局头条
炮局头条，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以东。明朝属北居贤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北新桥街道辖区。
雍和宫大街以东，柏林寺东侧，有炮局胡同。炮局胡同向北，依次有炮局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再往西北原有铜厂胡同，今已并入青龙胡同。炮局胡同至炮局四条，在清朝是东四旗炮局所在地，四个炮厂各有厂房三十五间，是制造火炮和贮存回收废炮的场所。铜厂胡同，是明朝制造火炮的工厂旧址，有多年堆积矿渣灰烬形成的土山。清朝《天咫偶闻》记述，土山陂陀迤逦，且起且伏，高达七八丈，灰土凝结坚硬如石。登上土山，视线可以越过城墙，望见春岫浮烟，秋林落叶，还可以望见皇宫和景山，是一个登高望远看风景的好地方。
清太宗皇太极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各设翼长，规定八旗行军、围猎、宿营各按方位顺序，不得乱行。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按照八旗两翼顺序分配驻地，左翼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驻德胜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东四旗就是驻地在城区东部的左翼四旗。
清朝《日下旧闻考·官署》记述，左翼“四旗炮厂在东直门北新桥东教场”，即炮局胡同。右翼正黄旗、正红旗“两旗炮厂在西直门内桦皮厂”，这两个炮厂地名旧称炮局，在桦皮厂胡同以西的城墙西北角新开路北侧，新开路现已并入西直门北顺城街。右翼镶红旗、镶蓝旗“两旗炮厂在宣武门内城隍庙北”，城隍庙在成方街，这两个炮厂在成方街北侧的炮厂胡同，民国时期改称为兴盛胡同。清朝初期在右安门内濯灵厂火药局以及各座城门之上贮存火药，清朝末期在白纸坊设立的度支部印刷局即濯灵厂火药局旧址。
清朝的火炮配属于汉军，左翼四旗汉军炮队设在东直门内老君堂，老君堂即今东四十二条胡同的东部。右翼四旗汉军炮队设在西直门内北城根。清朝每年九月一日在卢沟桥沙锅村演练火炮，每门火炮每日发射十次，演练历时一个月。演练火炮之前，还要举行祭祀炮神典礼。《清史稿·礼志》记述，九月一日，在卢沟桥沙锅村陈设八旗汉军炮位，向西设立祭坛，祭献果品和少牢，少牢就是一猪一羊，然后由八旗汉军都统分别向本旗炮位恭行三跪九拜大礼，还要上香和献酒，并且宣读祭文。
清军第一次拥有自己制造的火炮是在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第一支炮队称为“乌真超哈”，意即重兵部队，第一位炮队长官是佟养性。《清史稿·佟养性列传》记述，佟养性是汉化的满洲人，祖上进入明朝边境经商，居住在抚顺。佟养性投靠努尔哈赤，娶妻宗室之女，赐号为“施吾理额驸”，额驸意即驸马，随从努尔哈赤攻略辽东，因功晋升二等总兵官。皇太极制成四十门火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炮，组建汉军成立“乌真超哈”，交付佟养性统率。皇太极下令“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无赦”。皇太极发兵围攻大凌河，佟养性多次炮击城墙敌台，使明朝军队遭受重大伤亡，得到雕鞍良马和白银百两的赏赐。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前线清军报告笨重的红衣大炮在南方山区难以搬运，不利作战。康熙皇帝传谕兵部：“大军进剿，急需火器，着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大炮，轻利以便登涉。”南怀仁是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在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精通铸造工艺，曾为观象台铸造了六台青铜天文仪器。南怀仁制成一种铁芯木壳铜箍的轻型大炮，在郊外靶场试射成功以后成批生产，得到清军好评。南怀仁设计的“武成永固大将军”青铜巨炮，至今仍在北京故宫午门广场陈列，炮管尾部铸有铭文“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铸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用药十斤，生铁炮子二十斤，制法官南怀仁，监造官佛保，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颜四”。
石雀胡同
石雀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北新桥路口东南。明朝属南居贤坊管界，清朝属正白旗驻地，今属北新桥街道辖区。
老北京人将“雀”读为“巧儿”，石雀胡同旧时被读为“石巧儿胡同”，但是石雀胡同其实与“雀”没有关系，它的旧称是石桥胡同。
人们常用东方威尼斯比喻苏州这样多水的城市，其实老北京以前也是一座水城。北京地区西、北、东三面环山，中间是古代永定河冲积扇形成的小平原，湖泊池塘繁多，河流沟渠密集，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就是环绕着积水潭营建的。旧日的北京城里，有自然形成的水系，也有人工开挖的运河、引水渠、排水沟，因此留下了许多与水相关的地名，也留下了许多与桥相关的地名。清朝《光绪顺天府志》记述，“都城内外，水陆大小桥梁，凡三百有七十”。现在的西直门内大街南侧柳巷一线，往南延伸至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一线，其北段在元朝是引水入城的金水河，到了明清时期全线演变为排水沟，被称为大明濠，沿线有45座桥梁。自1921年起，使用拆除皇城的城砖陆续分段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在地上修筑了道路，此后45座桥梁全部消失，只是太平桥大街的地名还保留了太平桥的名称。
由于水源枯竭或是修筑道路以及排水沟被改建为地下暗沟，北京还有许多河道沟渠被填为平地，原有的桥梁也被埋入地下，例如天坛北侧著名的天桥、西单北大街的甘石桥、阜成门内大街历代帝王庙门前的石桥，以及地安门东大街曾因展宽道路被埋入地下近年又被挖出的东不压桥。
北京城里现存最为古老的石桥是始建于元朝的万宁桥，位于什刹海东岸的地安门外大街，现在仍然通行车辆和行人。《元史·郭守敬列传》记述，元朝初期每年秋季由通州向大都城运送粮食，正值秋雨连绵道路难行，运粮的驴牛死亡无数。都水监长官郭守敬主持开挖了通惠河，此后运粮船可以由通州直抵积水潭海子，将粮食存入海子西岸新建的万亿库粮仓。为了调节水位，郭守敬又在海子东岸建造了木结构的水闸，《元史·河渠志》记述，到了至顺元年（1330年），这座木结构的水闸又被改建成石闸，与石砌的万宁桥连为一体。2000年，在清理万宁桥下填埋多年的泥土时，露出了桥身西侧的石闸，石闸两端还有用于提升闸板的绞盘底座和石雕镇水兽。清朝末年居住在什刹海东南岸边白米斜街的张之洞认为，什刹海的原名就是石闸海。
石雀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石桥的遗迹，但是北边有北新桥，南边有板桥胡同，东边还有八宝坑胡同和北沟沿胡同。北新桥原称新桥，建造时间晚于石雀胡同的石桥，故称新桥，因在石桥北边，后来改称北新桥。板桥胡同以西、东四北大街西侧的细管胡同，明朝旧称水塘胡同，北侧是制造钱币的宝泉局，这个水塘因此在清朝又称钱局坑。这些地名揭示着这一带地势曾经低洼多水。北沟沿胡同原来是一条排水沟，沿着东直门南小街、朝阳门北小街和朝阳门南小街一线，向南一直流到崇文门内的沟沿头，汇入泡子河，再从城墙底下的水关流出，注入崇文门外护城河。
石雀胡同与北沟沿胡同之间，在明朝设有贮存粮食的新太仓，后来粮仓被废弃，演变为民居街巷。这一带地势低洼多水，不利于贮存粮食，是粮仓被废弃的主要原因。
帽儿胡同
帽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西侧。明朝属昭回靖恭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交道口街道辖区。
帽儿胡同西部旧有显佑宫。燕王朱棣在北平府起兵争夺皇位时为了鼓舞士气，宣称得到北方真武大帝佑护，在夺取皇位之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兴建了显佑宫，尊崇真武大帝为“北极佑圣真君”，列为皇家的京师九庙之首。
显佑宫西邻在清朝曾是接待来京使臣的会同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为步军统领衙门。步军统领官职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迁来以后，帽儿胡同西口的天汇轩茶馆随之生意兴隆，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茶馆。
帽儿胡同东部有文煜的宅邸“可园”。《清史稿·文煜列传》记载，文煜姓费莫氏，正蓝旗满洲籍，咸丰年间曾任直隶总督，参加过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同治年间历任福州将军、闽浙总督，光绪年间升任正一品武英殿大学士。可园广植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之间点缀着游廊、假山、水池、小桥，是北京著名的私家园林，民国时期的大总统冯国璋曾在可园居住。
帽儿胡同中部有末代皇后婉容故居。婉容姓郭布罗氏，祖籍是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镇莽乃屯的达斡尔族，祖先归顺清朝编入正白旗满洲籍。婉容的曾祖父长顺曾任吉林将军，《清史稿·长顺列传》记述，长顺早年任职皇宫蓝翎侍卫，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护卫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同治初年赴西北作战因功获赐“巴图鲁”勇士称号，未满四十岁晋升正二品副都统，常持短矛单骑破阵，敌兵望见他的白色战旗就会惊呼“小长将军来了，快逃”。光绪年间任职领队大臣随从左宗棠出兵新疆，长顺翻山越岭找到了乾隆皇帝御笔题刻的石碑作为证据，驳回了俄罗斯使者挑起边界纠纷的企图。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顺去世，赐封世袭正三品轻车都尉世职，入祀地安门西大街贤良祠。贤良祠在光绪年间入祀的官员有二十九人，知名者有恭亲王奕、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荣禄。
婉容的父亲荣源，京师大学堂毕业，家世显赫又是世袭轻车都尉，所以四次娶妻都是贵族皇族。第一次所娶是内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琦善之孙瑞澄的侄女，琦善在鸦片战争时任大学士，瑞澄在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第二次所娶是定郡王溥煦长子毓长之女四格格，是婉容的母亲，在婉容出生两年后病逝。第三次所娶是多尔衮的后人睿亲王魁斌之女。第四次所娶是定郡王溥煦次子毓朗贝勒之女恒香，字仲馨，是润麒的母亲，后来润麒娶溥仪之妹韫颖为妻。
1921年，末代皇帝溥仪选中婉容为皇后，赐封荣源为承恩公，由内务府将荣源住宅按照公爵规格扩建。帽儿胡同37号院是西院住宅，35号院是东院花园，其实再东边的那座面阔三间的硬山筒瓦卷棚屋顶的大房子才是原来的承恩公府大门，只是门道已经被砖墙封闭改建为房屋了。公府门前原来有两块硕大的上马石，因为横在路旁阻碍交通，多年以前被移至35号院里。
37号院内南边是前院倒座南房，北边是通往中院的垂花门。这座垂花门形制高大华丽，门楣雕刻着寓意“福禄绵延”的缠枝葫芦纹饰，卧狮门墩雕刻着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花朵和如意云头，当年迎娶婉容的典礼就在中院的正厅举行。后院东西各有三间厢房，北边是面阔五间的正房，曾被装修作为婉容待嫁闺房，明间东侧是万字锦纹的木槅扇门，西侧是百鸟朝凤纹的落地花罩，屋顶还有彩画龙纹天花。
1922年12月1日，16岁的婉容被迎娶进宫。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驱逐溥仪出宫，婉容在宫里住了不满两年。1945年8月16日，溥仪在吉林省通化县大栗子沟被日本人用飞机送往沈阳，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逮捕。被抛弃在大栗子沟的婉容过冬时连一件棉衣都没有，仍穿着单薄的旗袍。婉容于1946年6月20日病死于延吉市，终年40岁，埋葬在延吉市帽儿山北坡之下。
婉容生于北京帽儿胡同，葬于延吉帽儿山下，历尽荣华富贵也遭受孤寂凄凉。婉容的坟头年深日久无处寻觅，2006年婉容弟弟润麒为她建了一座衣冠冢，空冢之内只葬入一张婉容年轻貌美时的旗装照片。
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西侧。明朝属黄华坊管界，清朝属镶白旗驻地，今属朝阳门街道辖区。
史家胡同名称来源其说不一。一说源于明末时期抗清英雄史可法故居，一说源于纪念史可法的祠堂，一说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已经收录有史家胡同，应该与明末时期的史可法无关。《明史·史可法列传》记述，史可法祖籍北京大兴县，生于河南祥符县，家族世袭锦衣卫百户官职。史可法于崇祯元年（1628年）考中进士，先在西安府任职掌管司法审判的推官，又在北京任职相当于处长和司长的户部主事、郎中，后来升职去了安徽，最终在扬州抗击清军兵败被杀。
明朝的北京城以中轴线为界，西部属宛平县管辖，东部属大兴县管辖，大兴县的县衙旧址在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以前就叫大兴县胡同。史家胡同在明清两朝均属大兴县管辖，史可法的祖籍是大兴县，很可能是史可法出生之前，史家祖宅已在史家胡同，胡同因史家而得名。
1909年，清朝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作为基金，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7月外务部成立了游美学务处，8月在史家胡同举行了选拔赴美留学生考试。当时提出的选拔标准是“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要求考生的中文程度能够作文，英文程度能够听懂美国老师讲课，考试范围有物理、化学、代数、几何、外国历史地理等科目。当时应试考生有630名，计划录取100名，实际录取47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薛家湾胡同
清朝的外务部位于东单北大街的东堂子胡同，向北隔着无量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和干面胡同（现在的金宝街一带）就是史家胡同。《光绪顺天府志·官学》记述，雍正三年（1725年），在史家胡同开设了八旗左翼宗学，招收左翼的宗室子弟学习满汉语文和骑马射箭。左翼是指居住在北京东城的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的旗人。1905年，清朝宣布废止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左翼宗学改为左翼第五初等小学堂，1910年改为左翼中学堂，1912年又改为第二中学校。1931年第二中学校迁至北边的内务部街，原校址开设了史家胡同小学。
从1909年至1911年，在史家胡同举行过三届选拔赴美留学生考试，总共录取了考生183名，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名人，可是他们的回忆文章只说在史家胡同参加考试，并未提到考场的具体地址。因为当时还是清朝时期，胡同里边还没有门牌号码，考生又多为来自外地，其实当时的考场就在如今的史家胡同小学。
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大门之内是操场，操场北边是教学楼。建造教学楼以前，大门之内有两面八字墙，沿着中间的甬道向北，两旁是平房教室，最北是大礼堂，也就是旧时的史可法祠堂。旧时的大礼堂房间很大，靠近北墙有一间小屋，里边就是史可法的塑像。大礼堂可以容纳400名学生开会，平时摆放着几张乒乓球台。这个大礼堂，再加上其他的教室，就是1909年梅贻琦等630名学生考试的考场，当年8月举行考试是在暑假期间，恰好可以借用学校的教室。
史家胡同的特点就是大宅门很多，北京市公布的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这个胡同里的51号、53号、55号三座老宅院。以前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操场上有两株老槐树，后来被大风刮倒了一株，留下的一株老槐树成了校园仅存的古迹。
南池子大街
南池子大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北侧。明朝和清朝均属皇城范围，今属东华门街道辖区。
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紧邻紫禁城筒子河东岸，以东华门大街为界，北至景山前街的路段称为北池子大街，南到东长安街的路段称为南池子大街。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条街道被封闭在皇城之内，并无向南的出口。清朝《光绪顺天府志》记述，这里的名称应为东华门外北长街和东华门外南长街，北池子和南池子都是俗称。池子，指街道西畔的紫禁城筒子河，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城池的池，即护城河。自1912年扒开皇城缺口打通南池子大街，并且将南池子三字镌刻在街口新建的红墙黄瓦三洞拱门上边以后，俗称便被确定为正式名称。
走进南池子拱门，街口两侧就是菖蒲河公园。菖蒲河，是流经天安门前金水桥下的外金水河的下游河段，因两岸丛生菖蒲水草而得名。流经皇宫午门里侧的内金水河，向东南方穿出紫禁城底下注入筒子河，沿着飞龙桥胡同一线南流，也来汇入菖蒲河，然后再往东汇入南河沿大街一线的玉河。明朝在飞龙桥胡同水道有一座雕刻精美的飞虹桥，相传是用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石材建成。明朝的菖蒲河周边渠塘交错，有小桥流水鱼游虾泳，又有楼阁掩映花木繁盛，曾是与皇家西苑并称的东苑。
明成祖皇帝曾在东苑赏春踏青，击球射柳。明宣宗皇帝曾在菖蒲河下水捕鱼，上岸野炊。明英宗皇帝兵败土木堡失去皇位以后，曾在东苑南宫被景泰皇帝软禁，七年之后又趁景泰皇帝病重，夜闯东华门夺回了皇位。
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城，他将摄政王府设在东苑，即今南池子大街东侧的普度寺。多尔衮摄政七年，每天召集百官来王府策划军国大计，然后再将决策带到朝廷去走个过场。后来他嫌带来带去太麻烦，干脆将顺治皇帝的玉玺抱回自己府中，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清初诗人吴伟业有诗句吟咏多尔衮王府：“松林路转玉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柜；南城，即明朝东苑南宫旧址，又称小南城。
谢家胡同
明朝在北池子大街路东曾有专供太监洗澡的混堂司澡堂，清朝雍正皇帝在混堂司澡堂旧址上建造了供奉云神的凝和庙，庙址即今北池子小学校，还在北池子大街北口建造了供奉风神的宣仁庙。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夏季，皇宫遭雷击起火，三大殿及文楼武楼都被烧毁，贮藏在文楼里的手写原本《永乐大典》被抢救移出。事后嘉靖皇帝组织人力使用五年时间，又抄写了一部《永乐大典》副本，保存在南池子的皇史宬里。
在南池子一带还有名为缎库、灯笼库、门神库、磁器库的胡同，都是昔日的皇家仓库。1921年，北京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件直径80厘米的雍正年款官窑粉彩大瓷盘，盘底盘面都描绘着繁盛的桃花，还有一对蝴蝶在花间翻飞。如此华贵的珍器一时却无人敢买，因为它通体光亮如新，手感还有毛刺。后来经高人判定，这件瓷盘出自南池子的皇家瓷器库，200年来从未出库使用过。
在清朝，南池子大街有一个胡同称为官猪圈，是饲养祭祀用猪的地方。每天凌晨皇宫开启东华门，率先进宫的就是从官猪圈赶来的两头活猪。活猪送入坤宁宫宰杀煮成白肉，用于祭神。
东四八条
东四八条，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东侧。明朝属南居贤坊管界，清朝属正白旗驻地，今属东四街道辖区。
东四八条，明朝称为正觉寺胡同。《光绪顺天府志·寺观》记述，东四八条有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建造的正觉寺，还有万历二年（1574年）太监冯保奉敕建造的承恩寺。奉敕建造，就是奉皇帝之命建造，可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这年只有十二岁，奉敕建造承恩寺只是以皇帝的名义下令，幕后主使是皇帝的母亲李太后。
冯保，河北深州人，在嘉靖年间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年间提督东厂兼任御马监太监。冯保很想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两次机会都被内阁首辅大学士高拱给了别人。冯保联合大学士张居正，取得李太后的支持，排挤了高拱，张居正升任首辅大学士，冯保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李太后家在漷县永乐店，今属通州，父亲李伟是泥瓦匠。李氏自幼家贫，被卖给通州的陈家，做了陈小姐的丫环。不久陈小姐被嘉靖皇帝的皇子裕王娶为王妃，李氏跟着陈小姐进了王府，为裕王生了两个儿子。嘉靖皇帝死后，裕王做了隆庆皇帝，册封陈小姐为皇后，李氏为贵妃。六年以后隆庆皇帝死去，陈小姐体弱多病无子，李贵妃十岁的长子朱翊钧即位为万历皇帝。
陈小姐是皇后，应该升为皇太后，李贵妃是万历皇帝的生母，也应该升为皇太后，但是按照惯例位号规格要低于陈小姐。冯保和张居正为了取悦李贵妃，尊奉陈小姐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使二人不相上下。但是李太后总有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当过正宫皇后的陈小姐，她就宣称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下凡，并且广建寺庙，想借着佛教的光环抬高自身地位。李太后不仅在东四八条建造了承恩寺，还在西八里庄建造了慈寿寺，在长河岸边建造了万寿寺，在长椿街建造了长椿寺。在慈寿寺的永安万寿塔下，有张居正题写的《瑞莲碑赋》石碑，在万寿寺的山门两侧，有九朵莲花的纹饰，在长椿寺的配殿，曾经供奉着九莲菩萨的画像。
景阳胡同
李太后深恐十岁登极的儿子不能成为合格的皇帝，嘱托冯保和张居正尽心教导。小皇帝在西苑醉酒，逼迫内侍唱曲取乐，内侍不会唱曲，小皇帝就要持剑杀人，最终割去内侍头发以代替斩首。乾清宫内侍诱惑小皇帝夜游别宫，持刀走马，被冯保奏闻李太后。张居正劝告小皇帝要减少游宴，起居有节，勤政好学。小皇帝慑于李太后的威严，不敢不从，然而内心深恨冯保和张居正的严格管教。万历皇帝嗜酒好色贪财任性，最终也没有学会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日后被大理寺官员雒于仁批评为酒色财气俱全的昏君。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冯保失势，万历皇帝乘机将冯保撤职发往南京。冯保被抄家罚没的金银珠宝价值超过百万，时值李太后次子潞王成婚，所需财物费用尚未备齐，李太后计议利用罚没冯保的财产，万历皇帝意欲独吞，回称冯保很狡猾，早就转移了财产，收获也没有很多。
《明史·张居正列传》记述，万历皇帝认为张家的财产更多，心生贪欲，于是派人前往张居正湖北家乡抄家敛财。荆州知府事先将张家封门待查，致使张家十余人饿死，但是张家并没有皇帝想象中的巨额财产。张居正长子遭受刑讯逼供，被迫谎称还有三十万金银已转移至亲友处隐藏，然后自缢而死。
陈小姐做皇后之时，父亲陈景行受封为固安伯。李贵妃做皇太后之时，父亲李伟受封为武清侯。李伟很会捞钱，置办了很多产业。明朝《帝京景物略》记述，李伟在南城三里河建造了水景花园，园内有梅花亭，水面可以泛舟，岸边有长廊数百间。清朝《日下旧闻考》记述，康熙皇帝的海淀畅春园也是在李伟的花园别墅旧址上兴建的。《明史·外戚恩泽侯表》记述，李伟的曾孙李存善，在崇祯末年承袭武清侯爵位，在崇祯皇帝向权贵勋戚借钱以筹措军饷之时受惊被吓死。
颁赏胡同
颁赏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东侧。明朝属安富坊管界，清朝属镶红旗驻地，今属西长安街街道辖区。
颁赏胡同，明朝旧称板场胡同，清朝称为板厂胡同，又称板肠胡同，民国时期改称为颁赏胡同。颁赏胡同南侧的义达里，在明朝是普恩寺，在清朝先是礼亲王府，后为巽亲王府，又为定亲王府。巽亲王府东侧在明朝是崇祯皇帝周皇后之父周奎宅邸，在清朝先是康亲王府，后为礼亲王府。
首任礼亲王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五年（1648年）代善死去，由第七子满达海承袭礼亲王。顺治八年（1651年）改满达海礼亲王爵号为巽亲王，顺治九年（1652年）满达海死去，赐谥号为简，其子常阿岱承袭巽亲王。
此前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年）死后，遭到顺治皇帝的报复清算，因满达海与多尔衮交好，死后多年又受牵连，顺治十六年（1659年）将满达海撤销谥号，推倒墓碑，将巽亲王常阿岱降爵为贝勒，另由满达海之弟祜塞第三子康郡王杰书承袭代善的亲王爵位，改爵号为康亲王。祜塞是礼亲王代善第八子，天生勇武神力。此前喀尔喀蒙古使臣来北京时，与顺治皇帝御前侍卫比武摔跤，无人能敌。时年二十岁的祜塞扮作礼亲王护卫击败蒙古使臣，顺治皇帝大悦，赏赐无算。祜塞英年早逝，追封为惠顺亲王。杰书承袭康亲王以后，在巽亲王府东侧建造了康亲王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恢复了礼亲王爵号，康亲王府改称为礼亲王府。嘉庆十二年（1807年）礼亲王府失火焚毁，皇帝赐银一万两重建，保存至今的礼亲王府就是那次重建之后的格局。
降爵为贝勒的常阿岱死后其子星尼降袭为贝子，其孙星海降袭为镇国公，星海后来犯事被夺爵，府邸被内务府收回。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第一子二十三岁的永璜死去，追封为定亲王，永璜第一子绵德承袭定亲王，定亲王府设在巽亲王府旧址，王府前门在羊皮市胡同，后墙在颁赏胡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绵德犯事革爵，由永璜第二子绵恩承袭爵位。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晨，嘉庆皇帝由圆明园返回皇宫，乘轿进入神武门走到御花园顺贞门前，忽有失业厨役陈德持刀行刺皇帝，随行百余名官员侍卫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奋起救驾，绵恩袍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身中三创。事后论功，绵恩获赐御用补褂，第二子奕绍赐封为贝子，奕绍后来承袭了定亲王。此后奕绍之子载铨降袭定郡王，载铨无子，过继堂弟载铭之子溥煦为子。
溥煦于咸丰四年（1854年）承袭定郡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死去，终年七十七岁，在位五十四年，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两次劫难。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听闻英法联军攻占八里桥迫近北京城，由圆明园出走热河，溥煦时居海淀蔚秀园，仓促间追随皇帝而去，蔚秀园财产被劫掠一空，所幸城里王府损失不多。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溥煦全家出城六十里，逃往北山祖坟园寝避难，王府财产全部损失，窗上玻璃和殿内地砖也被拆除抢走。此前溥煦购买的外国保险柜，无须钥匙开锁，旋转密码刻度盘即可开启，久之遗忘密码，所幸空柜并无存物。当时义和团查禁洋货甚急，溥煦次子毓朗认为保留此柜必成祸患，遂将保险柜挖坑深埋。避难期间法国人抢劫王府，将这个十几人才能抬动的保险柜挖出，使用炸药炸开。定郡王溥煦死后，由次子毓朗依例降袭为贝勒。毓朗曾任巡警部侍郎、步军统领等官职，毓朗之兄毓长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民国时期，定王府后人出售了府邸房产，商人拆除府邸西部建造了义达里住宅区。
西四南大街上的砂锅居以烹制白肉著称，最早的白肉出自定王府祭神剩余的祭肉，最早的门店是定王府墙外守夜值更的更房。门店每日只烹制一口猪，以至当时市井流行一句歇后语：“砂锅居的白肉——过午不候。”
本文节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经出版方东方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陆原 吴为山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