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时期士族文学创作及背景 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衰落造成
魏晋南朝历史是一部世家大族发迹、繁荣、主导的历史，士族在掌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后，对当时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士族有着权倾一时的繁荣，但也逃脱不了衰弱直至消亡的结局。所以这一时期的士族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除个人性情才情、时代主流思想和文学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外，也必然受到了士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士族文人，一为由吴入晋的陆机，一为南齐的王融。之所以选他们，首先是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文名，在各自时期创作了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士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其次是他们分别处于士族上升期和衰落期的不同时代，更能体现出士族演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关键的是，他们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却迥然不同。通过对比这两人的异同，可以具体地看到士族演变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异代同悲的士族文人
陆机和王融，可谓是士族文人中两个有众多相似之处的文坛双子星。首先，他们都有很高的才华和文名，是那一时代文学的代表和引领者。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被誉为太康之英，钟嵘评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足见其才高名盛《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是他对时代文学主流的引领。而王融的文才也相当高，钟嵘评其有盛才。史载王融曾作文坛前辈颜延之的同题作品《曲水诗序》，不仅文藻富丽，当世称之，更惊动北方的使者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王融还和沈约、谢眺探讨诗歌的四声与格律，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永明体，开一代诗风。
其次是家世传统，两人都是没落的士族高门之后。陆机的祖父陆逊是击退蜀主刘备、力保东吴的吴国丞相;父亲陆抗是与晋朝名将羊枯隔江对峙的吴国大司马。《世说新语·规箴篇》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可见，陆氏不仅是世家大族，更是吴国至为倚重的股肱支柱。但在晋灭吴之后，陆氏的雄风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走上了没落之路。而王融的家世也非常显赫，是东晋南朝时期最大的士族琅琊王氏的后裔，他的七世祖是东晋王朝的奠基者王导;曾祖高祖都位居台辅高位;祖父王僧达在宋武帝时官至中书令。可谓历朝历代都是政权的参与者和中坚力量，但到父亲王道瑛时，官至庐陵内史，就开始衰落，王融也认为父官不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最后是人生经历，两人都急功近利，想努力重振家族辉煌，但最终以悲剧收场。吴亡之后，振兴家族的使命感促使着陆机出仕，在新王朝寻求振兴家族之路。为了求得仕进，他接近权贵一时但臭名昭著的贾谧，参与文学团体二十四友，互相唱和逢迎。后又卷入八王之乱，先后为吴王晏、赵王伦、成都王颖效力。虽然同乡顾荣、戴若思劝陆机归吴，但陆机却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加之其过度的家族优越感使其不惜屡犯众怒，在北方众士族面前极力维护自己家族和地域的荣誉。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在一次战斗中失利，为人所谗致死。王融在家族衰落之后，同样是振兴家族的使命感给予其莫大的仕进动力: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启世祖求自试’。他加入到竟陵王萧子良的文学团体
竟陵八友中，进行唱和与文学创作。并积极参政议政，支持武帝北伐，并多次请战。为了达到三十内望为公辅’的目标，他甚至挺而走险，主动谋划并主导了政变，在武帝弥留之际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但却以失败告终，下狱赐死。一代才俊，却都在乱世浮沉中以悲剧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了他们的理想和使命。
二、同悲不同调的文学创作
对比两人，可以发现陆机和王融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此相似的背景之下，两人的文学创作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在文学思想上，陆机倡导诗缘情而绮靡，强调情感的真实和辞藻的华美;讲究文章结构的布局和写作技巧，务求曲尽其妙;极为反对题材狭小，内容纤弱，缺乏文采。而王融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永明体的实践中，钟嵘认为永明体是王元长创其首，谢眺、沈约扬其波。他们厚今薄古，追求新变: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将四声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讲求声律用韵，并开创新体诗;提倡清辞丽曲，反对芜音累气。
其次是在创作内容上，陆机的作品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追忆父祖的功绩，缅怀家国兴盛史: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蒜洪绩这种对家族荣誉感和对吴国历史的赞誉是相一致的，《吴趋行》中文德熙淳郎，武功作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傍沱;的描写是对吴国的一曲赞歌。二是探讨政治问题，宣扬儒家政教观念。如《辨亡论》回顾吴国历史，总结吴亡教训，《演连珠》对儒家的王道大治和务实精神的赞颂。三是拟古诗歌，包括拟乐府和拟古诗，如拟古诗十九首等，从形式到内容极尽模仿之能事，惟妙惟肖却少有情感寄托。四是表现游宦不顺之忧思和孤独，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如《又赴洛道中二首》:总髻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诸，遗思结南津。这种伤于游宦、感于亲友的情感淋漓尽致。这几方面无不是与陆机的显赫家世和进取人生紧密相关的。而相比之下王融却显得异常冷静，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很难看到像陆机那样强烈的抒发家世的荣誉感和对悲剧人生的感慨，反而更多的是对山水景色的感悟:井莲当夏吐，息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对佛理神仙的探索:四氏不为侣，三界岂能渝。谅兹亲爱染，宁以财利拘;对游乐生活的描写:西园抽蕙草，北沼掇芳莲。生逢永明乐，死日生之年;以及睹物思情的感受:鸯凤影层枝，轻虹镜展绿。岂教龙门幽，直慕瑶池曲。这种看来与王融这样显赫的家世和悲剧的人生不相符的题材占据了他作品的大部分篇幅。当然，在他的文章特别是政论文和制策文中，仍然不乏关注现实、笔力雄健之作。但其作品的大部分却是如上述的颇有闲情雅致的作品，这是与陆机的创作在内容上迥异的。
最后是在创作风格上，两人也存在着巨大差异。陆机的创作风格，一般以繁褥二字概括。这不仅是他自己的追求:或藻思绮合，清丽芋眠。炳若褥绣，凄若繁弦，也是别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而王融的风格却与之大相径庭，钟嵘《诗品》概括为词美英净《文镜秘府论》评为清而丽’在景物描写、情感表达和美学追求上都显示出清新、自然和空灵的特点。陆机倾其所能地模拟前人、驱遣词句，拟古诗作动辄几十首相连续，自负、矜重、痛苦、执著的情感复杂婉曲，铺排、对仗、比拟、叠字等手法反复使用;而王融则力求清新自然，明净精工。王融的作品刻画景色之清新:琼树落晨红，瑶塘水初绿、情感表达之自然: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诗歌境界之空灵:空谷返逸骆，阴山响鸣鹤，都表现出与陆机刻意的炫技造作不同的创作意旨和美学追求。
当然，陆机王融两人在创作内容和风格上也不是完全不同。在创作内容上，他们二人都很关注时事和历史，在政论文中多分析当前的政治，并积极谋划提出对策;都有拟古之作，模拟乐府诗的创作，各有千秋。在创作风格上，他们二人都有典雅、骄俪化等特点。但这些都不是他们创作的主体，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士族演变史对文学的影响
有如此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家世背景的两个士族文人，在创作上却存在那么大的差异。个人性情才情、时代主流思想和文学风气固然是其影响因素，但世家大族自身的发展演变史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当为其更深层、更紧密的原因。
士族作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霸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这个家族同时占据政治权力顶峰和文化学术顶峰并世代延续下去。但士族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掌控力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上，自西晋始，士族地位就不断上升，在东晋时达到巅峰，其时士族与皇帝分享天下、平起平坐，东晋也在琅哪王氏、颖川庆氏、谁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五大家族的轮流掌权下结束国柞。但到了刘裕以寒族武人的身份代晋建宋之后，为了夺回权力，重用寒门才俊，政治上极力打压士族，到齐梁之后，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殆尽。文化上，为了极力保持家族的优越和兴盛，士族在政治地位丧失的同时普遍由武入文，由政入文。吴郡陆氏、琅呀王氏、谁国桓氏等作为士族上升期时掌握军事大权的士族，多是以武为主，文武兼备。史称陆逊‘怀文武之才，王敦学通《左氏》··…尤好清谈，桓玄博综艺术，善属文。但随着士族政治军事地位的下降，士族纷纷转入文化阵营。刘跃进曾说: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己被迫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现象，士族长期不习武业，以致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 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回顾士族演变史，对我们通过对比陆机王融的创作差异个案，寻求对士族文学发展影响的具体表现是有很大帮助的。如上所言，士族在西晋和南齐两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是迥然不同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士族在政治上渐趋衰弱和身份上由政入文。陆机所在的士族上升期，士族是有很大权力也被皇帝连连重用的:有才干者，耀为令仆己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己上，典掌机要。陆机虽是亡国之余，但他的家族辉煌消逝未远，犹在眼前。所以在他看来恢复往日辉煌，成为国家支柱的愿望并非遥不可及。故而陆机极力关注社会政治，有《辩亡论乡、《五等论》、《策问秀才纪瞻》对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有《演连珠》中对众多治国要道和个人政治追求的阐述。而在王融所处的士族衰弱时代，在宋齐君主的打压下，士族在政治上己经不占主要地位。王融的叔父王俭虽位居太尉，也发出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的感叹。在皇帝眼里，士族也成了纯粹的文士而不被重视: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像陆机时代那种文武奕叶，将相连华的情况己经不复存在了。士族也诚如齐武帝所言，投向了文士阵营，潜心文学创作，缺失了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加剧了纯文学创作倾向。竟陵八友将文学创作精工细化，力求内容描写之新丽、情感表达技巧运用之纯熟自然，还加入了声律的讨论和体制的格律化。所以即使如王融般关注时事，也有部分反映政事的文章，但也躲避不了士族由武入文的趋势，更多的是创造出文人气息浓厚的纯文学作品。
其二，士族文人的作风和心态的转变。士族在初起之时，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一定的地位。所以在上升期时，士族多显示出精明能干、国之栋梁的作风。东晋五大家族虽霸占了政权，但在稳定司马氏的统治和南方社会安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故而早期的士族文人心胸开阔，眼界宽广，努力仕进，报效家国。在文学创作中，力求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故而内容涉及家国父祖、政治教化、拟古模仿、情感志向等诸多方面，艺术上也雕琢堆砌，务以繁褥绮丽展现家世之贵、才学之高。但随着士族坐稳了政治经济的世袭地位，士族后裔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不用努力也可获得官位名禄，于是士族崇文鄙武，不愿关注社会政治，风气大变: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即使有如王融般高远志向之士，也因士族整体势力的衰弱而感叹:降饰自尊，垂荣及贱。这样狭小的生活范围和体验也使得士族文人的心胸和眼界变得狭小，内容上只是关注身边的山水景物、游乐享受和民风艳俗，艺术上也显得格调狭隘，多关注声律用韵和诗体革新等文学形式的改变，形式主义文风盛行。
其三，士族审美思想的转变，引起了文学审美的变化。士族诞生于独尊儒术的汉代，自然伏膺儒教，、累世经学。但随着汉末三国的动乱，儒学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对士族文人的束缚相对减轻了。受到乱世政局和玄学思潮的影响，再加之儒学的进一步式微，陆机时代的士族实现了余英时先生所谓从群体自觉到个体自觉。的转变，开始由外向内地关注生命、情感和心灵，人的觉醒同时影响了文学的觉醒。士族开始讨论文学自身的价值，于是文学审美观发生了由儒家一贯的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开始关注内心情感，于是反映士族个人心态的作品盛行。在文学形式上开始研究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在不断的雕琢堆砌中练习文学技法。陆机所在的西晋文学审美就体现出讲求辞藻华美、句式骄偶的繁褥风格。到王融时代，人和文学的觉醒及发展都己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了，此时的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和平静，再加之佛学思想的影响，个体人性、情感的充分张扬和内在心灵、精神的空前挖掘……是这一阶段审美文化的鲜明特征。相较之前对内心的关注，更加深化和细化了。士族开始极力挖掘与众不同的内心情感世界，开始关注内心世界的物化—自然美。于是，身边的山水、景物都成了文人争相吟咏的对象，对自然物的关照中流露出特有的空灵、清新的风格，反感过多的藻饰。士族开始注重表意化和形式化的风格，运用新的表达方式创作新的审美典范，于是永明体的新变和形式主义的文风就不可避免了。文学审美思想的转变和深化，是士族作为文化精英对审美需求不断提高的表现，使得不同时期士族关注和表达的情感观念不尽相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就因时而异。
四、结语
陆机和王融作为士族上升期和衰落期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士族文人，因其相似的文学地位、家世传统和人生经历受到了关注，他们文学思想和创作差异是士族在不同时期的迥异面貌的体现。通过陆机、王融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士族的演变发展对士族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逐渐衰落造成的，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渐趋衰弱和身份上由政入文、文人的作风以及心态转变、士族审美思想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对于这一关系的验证和深入探究，对魏晋南朝时期士族文学的研究也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