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创作《丰乳肥臀》时那种写作的激情已很难再重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在最近播完，片子虽然没有成为爆款，但却是了解当下莫言、贾平凹、毕飞宇、阿来、迟子建、刘震云等最重要的作家们的重要途径。

纪录片导演张同道说,《文学的故乡》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寻找童年的秘密,寻找与文学相遇的原点,甚至文学作品孕育的过程,展示了每一位作家独特的人生轨迹,如何观察生活,如何成长,如何遭遇文学,如何开创自己的文学世界。

在《文学的故乡》中可以看出，故乡就是作家的精神原乡,书写故乡,就是书写与生命有着最直接联系的东西,不能不写的东西。

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是指父母之邦,而是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个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个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站在高密东北乡自家旧居的院子里,他说自己所有小说的原点,都在这里。

莫言小时候在劳动工地上跟着铁匠做学徒,闲下来就到旁边生产队的萝卜地里偷萝卜,被人捉住,挨了父亲一顿痛打,打出了他轰动文坛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从此来自高密的这个小伙子,两步三步就迈上了中国文坛。

莫言说,之前还是挖空心思找素材,不知道写什么好,自从书写故乡的《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素材开始找他,在后面排着队,催着他来写,一个星期一部中篇,一部短篇则不过夜。

莫言从小生活在东北乡,听着爷爷奶奶的故事长大。在上世纪被日本入侵、在那个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他爷爷、奶奶的爱国心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强烈地吸引着莫言,催促他写出了《红高粱》系列。

莫言说自己的母亲经历了饥饿、战乱、胃病的折磨,母亲去世后,他充满罪过地认为,母亲活着的每一秒都在受罪,不断地喘气,没有一刻是舒服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为母亲树碑立传的作品,这就是《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通过写“母亲”而激烈地批判封建制度,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与莫言母亲的形象并不沾边,但她们受过的苦难和罪是沾边的。莫言说,“那时写作的一种激情,一种泥沙俱下的黄河奔流一样的感觉,语言的浊流那样的想象力,那种对字和词的大胆使用的魄力,现在已很难再重复。”

记者了解到，从2016年夏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跟随6位作家回到故乡,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张同道说,这是在这些作家表达能力、思想能力都非常好的状态时去拍的,而不要等到80岁,人走不动了,思维也跟不上了。

《文学的故乡》之所以拍了整整两年,很大一个因素在于,要说服这些作家接受拍摄很难,张同道说,这几乎是他拍过所有片子当中最难的。

“甚至有一些我很欣赏的作家,明确拒绝我说,作家留下著作就够了,不需要影像。他们觉得在摄影机面前很难受,莫言老师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是在酒庄喝酒。他把自己放得很低,总说‘我有什么好拍的’。”张同道很执着地、坚定地去跟莫言一次又一次地谈,甚至在他没同意的时候,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给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张同道说,邀请毕飞宇更有意思。这部纪录片最早的题目是《文学的乡愁》,毕飞宇说他没有乡愁,也没有故乡。这谈话怎么继续?张同道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解释自己对故乡的理解。毕飞宇后来说:“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

张同道还透露拍摄作家的一些幕后故事。拍摄贾平凹回棣花镇,老路要走接近5个小时,晚上到了商洛,贾平凹的脚已经走不动了,原来他穿的鞋是别人新送的,不太合脚,走长路脚疼,脚都磨破了。

纪录片团队拍莫言,有时候莫言拍完回去了,摄制组还得留下来拍空镜,饭点到了,莫言一遍遍打电话催回去吃饭。“他慢慢接受了我们,也越来越愿意沟通,后来还主动提出来漏拍了他的话剧,说可以随时配合我们。”张同道说,莫言老师是个厚道人,他们就“利用”了莫言老师厚道的这个弱点,这让张同道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