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丨文稿

思想是时代的光芒。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照亮时代的航向。党的十九大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这是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

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实现了从党的指导思想向国家指导思想的转化，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为推动进一步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高潮，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央宣传部经党中央批准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下简称《三十讲》）。

《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分三十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入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今天，我结合《三十讲》的讲授内容，谈谈如何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研究《三十讲》的讲授内容，我认为就其逻辑结构而言，表现为四个层次。

一、《三十讲》主要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方位、科学内涵、战略地位与重大意义

主要包括第一、四、五、六、七、三十讲。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及时代内涵。新时代之“新”在什么地方？结合《三十讲》的讲授内容，我理解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第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之“新”，首先在于我们发展环境、发展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到“发展起来以后”时期。之所以说中国已经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到“发展起来以后”时期，主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可以说，这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李克强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五年来的辉煌成就概括为十项。《三十讲》在第四讲对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根本性的变革和成就作了充分阐释。

怎样看待这些辉煌成就？习近平同志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怎样理解“全方位”与“开创性”、“深层次”与“根本性”？结合《三十讲》可以凝练为九点。

一是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二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观不正确、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阻碍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四是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五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社会思想舆论环境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六是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七是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军队中一度存在的不良政治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八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九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这些历史性变革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成效之卓著，在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李克强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可以说“三个结果”的表述是最为恰如其分的。

第二，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新时代之“新”，就在于我们面临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当前我国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时代特点，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马克思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并由此推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门作过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其解决矛盾的途径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加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冲破了“社会主义无矛盾”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同志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他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英国《卫报》对这篇讲话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矛盾则是由基本矛盾派生的，是指在矛盾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起核心和关键作用，并能支配其它矛盾发展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又把它修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获得解决。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都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什么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其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到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遥遥领先，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上述状况说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前，消费结构正在从吃、穿、住、行、用向学、乐、康、安、美五大需求转变。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规模与人们物质需求的不匹配，现在转化为生产质量与人们需求的不匹配。这是从温饱社会迈入小康社会，进而向共同富裕社会前进的国情使然。中国的发展轨迹从贫困时代到温饱时代、小康时代，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其三，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所谓发展不平衡，主要包括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人群不平衡。

一是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

二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很好，但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还有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三是从城乡和区域发展来看，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比较落后。

四是从收入分配来看，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在中等偏上行列，绝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农村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城市还有不少困难群众。

发展不平衡的本质，是人民需求与社会供给不匹配，特别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满足不了各类人群的需求。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食品药品安全质量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所谓发展不充分，既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也体现在中国制造需要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升级等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摆脱过去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开始以创新引领的进取姿态，重塑中国发展的内涵和特征。追求发展上的平衡和充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现象。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既有重大变化又保持了连续性，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

当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重大转化，但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总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有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好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有效解决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基于中国迈向新的奋斗目标。新时代之“新”，还在于我们迈向新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与小康社会，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起点对“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展开，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对新时代新的奋斗目标进行了总体规划，提出了新时代“三步走”战略构想，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同志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30年分两个阶段，并作出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思想含量、政治含量、改革含量都很大，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

第四，基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16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开播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这是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作出的重要判断。这一判断基于中国发展的底气，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凸显在中国对国际规则的贡献，渗透于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影响快速提升，国际事务中的中国作用更加突出。

作者：李松林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