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顿庄园》与英国童话的背后
不久之前，电影版《唐顿庄园》在美国上映。虽然这部被媒体讥为“关于一顿饭”的影片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但是却势不可挡，击败了布拉德·皮特的《星际探索》、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第一滴血5》，荣登北美票房榜首。就像对往年的英伦“宫廷剧”一样，美国人似乎对其偏爱有加，尽管这部电影主要叙事线索之一确实是“关于一顿饭”的事儿：乔治五世与玛丽女王莅临唐顿庄园，克劳利一家洒扫庭除，烹制“御膳”，主仆上下忙作一团。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词——饭局，其实英国人也深谙此道。一些影评人就从《唐顿庄园》中看出“吃饭的政治学”来。影片中有这么一幕，看似无心，却意蕴深长：厨娘帕特莫夫人用一剂安眠药将随行的法国御厨“放倒”，以纯正的英国菜品替换了原定的法国食谱，得以大展厨艺，飨宴国王一行。英国国王吃什么？当然要吃英国菜了。就连为宴会提供菜蔬的店主也不无自豪地说：“我会终生记住这一天……如此无上的荣耀。”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影评人便认为，没有比这一举动更富有排外色彩的了，可谓直指人心。这部电影由此毫不掩饰地回应了英国脱欧的主旨：对于“欧洲味儿”的拒斥。英国人从这种“味儿”中嗅出布鲁塞尔繁文缛节、颐指气使的存在，也即一种压迫性的高高在上的在场。影片中的法国大厨傲慢得近乎滑稽，或许代表了英国人心中对于欧陆文化的成见：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烦琐无聊，且不可一世。
美食显然远非英人的长项。曾几何时，英国菜几乎贡献了西方世界所有与烹饪相关的笑话。大侦探波洛一语中的：“英国人没有好吃的，只有吃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托小说人物之口道：“所谓英国的烹饪法，简直糟糕透了。”之后，某位在场的先生将英式咖啡称作“英国人称之为咖啡的那种液体”。此类讥讽之词，并不鲜见。英人不善调和鼎鼐，几成定论；而英国菜则成了外国人对英国抵瑕陷厄的一个标靶。乔治·奥威尔曾写道，一位法国作家说：“最佳的英式烹调当然就是法式烹调。”如此的揶揄调侃自然令奥威尔大为光火。他以《为英式烹饪一辩》为题，列举了熏鱼、圣诞节布丁、糖浆馅饼、苹果布丁等若干英伦美食，并辅以烹制方法。这个题目显然踵武了诗人西德尼、雪莱“为诗一辩”的传统，可见奥威尔对为英国菜正名一事还是尽心尽力了。不过，正因为此，这篇文字读来有欲盖弥彰的嫌疑——所谓着力太猛，反而露拙。读袁子才《随园食单》，一看便是出自老饕之手，随意拈来、落笔即成，而奥威尔之作却有搜肠刮肚之嫌，似乎为炮制这份食谱颇费了一番心思。其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食物重油重糖，“有些粗暴”。
不过，一国之饮馔不止于果腹，还关乎一国之审美与文化。奥威尔文中这番类似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的枚举不仅是为英式烹饪一辩，也是为英国文化一辩。文中慨叹“现在很难找到能吃一顿英国风味的地道好菜的饭馆了”，也不讳言“不是自然法规定英国的饭馆家家都必须是外国的，否则就糟糕。改进的第一步将是英国公众自己不再采取那种长期忍让的态度。”面对外国菜的入侵，英国人应该奋发，至少首先在精神上采取攻势。英国菜为英国专属，是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本土、地道的英国味儿，借用奥威尔之言，“它们是我们的特产”，好吃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乃至政治寓意。这种以吃谈英国之独特性，并由此勾连文化认同，指向民族自豪感的做法，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那句在英国尽人皆知的“脱欧”宣传口号：“占有我们的蛋糕，吃掉我们的蛋糕。”——英国人的蛋糕是英国人的，容不得别人瓜分。这种“独一份儿”的霸气，透着一种老式的自豪感和例外感。由此可见，吃饭确实是件政治意味十足的事儿。
《唐顿庄园》在美国剧场风光无限，却适逢英国政坛窘况频出，脱欧之事迟迟未决，以至连吃饭这般稀松平常之事都令人浮想联翩。自今年七月，约翰逊临危组阁，意欲手起刀落，斩断戈尔迪之结，却接连折戟，险象环生，似乎越来越难兑现10月31日前正式脱欧的允诺。看似人畜无害的《唐顿庄园》也被赋予了寓言色彩，讲故事、卖情怀的影视作品沾染了暧昧的政治。一种文化传统或生活方式的衰落，昭彰却又极易被人忽视的一点迹象是对其渐生的怀旧感。一旦这种怀旧感开始萦绕甚至占据人们，这一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也大略到了尽头。不过，这又会带来表面的繁荣：人们会就此付诸更多的关注、思考、谈论与写作，似乎以种种精神层面的过度矫饰，补偿内心深处对逝者如斯、无可挽留的不安。不明就里者还以为它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而事实上这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从一定意义上说，怀旧是一种类似于“内卷式”的现象：一次依依不舍的回眸，就如希腊神话中那条自噬其尾的蛇。一旦嗅出其弥散于空中的气味，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出版物便如潮水般一涌而至，无限自我复制、增殖，生产泛滥而廉价的怀旧感，赚得钵满盆满、名利双收。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会反哺消费者的思想意识，于是循环往复。这就是怀旧的经济学。《唐顿庄园》自然属于其生产—消费链条中一个环节。
二
实际上，《唐顿庄园》并不是英国唯一一部被寓言化、注入“隐喻性”的文艺作品。赢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至暗时刻》就被人回溯性地解读为关于英国当下处境的寓言。彼时欧洲诸国纷纷沦陷，但英国人在丘吉尔领导下傲然屹立，对抗轴心国联盟。现在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只是对手变成了欧盟。考虑到脱欧公投以来接二连三的挫败，将当下视作英国战后的“至暗时刻”似乎并不为过。有意思的是，约翰逊本人将丘吉尔视作偶像，并写过一本丘吉尔的传记。由此一来，流行的、民间的文化往往如一国思想动态之风向标，隐而不宣地标识了其意识深处的基本动向。不仅鸿篇巨制的影视大片有这般映射人心的功效，就连短小的民间童话亦是如此。缤纷炫目的影视作品其实与淳朴天真的民间童话所反映的国民心理有着相通之处，在其看似云泥之别的表象之后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与民众基础。这些作品前后连贯，形成了一条侧写“英国精神”的谱系。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唐顿庄园》和《三只小猪》《杰克与豌豆》《小矮人汤姆》《巨人杀手杰克》等经典英国童话有着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这一论断看似令人咋舌，实则并非言过其实。科林·曼拉夫在《英国奇幻文学》一著中对英国童话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相较于多以“自我提升”为主旨的格林童话，英国童话则多强调“保护事物原有的面目”。在上述童话中，一个共有的主题是“自我保护”，它们反映了英国民众“朴实的保守主义”，甚至可以归因为“一种固有的岛国品性、一种坚持自我的欲望”。它们共同描画了一种对于外部威胁的警惕心理。
由是观之，约瑟夫·雅各布斯所收录的那些著名的英国民间童话无异于一面表现“英国精神”的镜子。相较于乏善可陈的餐食，英国童话闻名遐迩。作家董桥先生曾惬意地忆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伦敦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的情形，从碧雅翠丝·波特的《彼得兔》、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J.M.巴里的《彼得·潘》、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到A.A.米尔恩的《小熊维尼》，老先生如数家珍般悉数道来，似乎几十年后仍意犹未尽。这些故事引人入胜，情节精巧，也是英国人童年记忆的组成部分。董先生为此萌发了童心，不无遗憾地写道：“不是在英文世界里度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事实上，英国儿童文学不止于上述作家创作的“文学童话”，还有一大部分是那种世代相传、出处不可考的民间童话，如雅各布斯所辑录的《三只小猪》等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流传广泛、采自民众的故事更具有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性。它们并非只是娱乐儿童的幼稚荒诞的故事，还常常负载着民俗学、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对中国引介与研究外国童话有着开山之功的周作人曾如此写道：“（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阐章史事。”由此看来，一方面，对于童话自然要“姑妄听之”，不可太过计较逻辑、道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氏兄弟、孙毓修、郑振铎等人带动下，西方童话始入中国、扎根生长，也招致颇多非议。为此鲁迅先生写道：“对于童话，……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不过，他宽慰这类人物说：“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另一方面，在童话背后也常常有着丰富的信息。对于自己翻译的俄罗斯童话，鲁迅认为它们“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在他看来，俄罗斯童话也“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如此看来，童话似乎有着双重的作用，取径不同，结论亦大异其趣。不同国家的童话虽可被普洛普、施特劳斯、格雷马斯等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提取若干共有的结构性要素，指向形式层面的共性，但回到意义的维度则又有着万殊之妙。
英国诗人奥登就曾指出，童话可以是孩子们的消遣读物，也可以是人类学家或比较宗教学的文献。他发现了某些法国民间故事和格林童话之间的相似性，但同时也强调其相异之处，并对法版与德版的“汉瑟尔和格蕾特尔”进行了一番比较。在他看来，童话关乎希望，表述了幻想的世界，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避世的”：“民间故事主要读者是成年人”，“它们包含着一些来自古代仪式和神话的因素”。不同族群自然怀有不同的希望，有着不同的仪式和神话，讲着不同的童话。换言之，读一国之童话则无异于考察一国之精神希望了。
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这部讲演录中，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指出：“格林兄弟、佩罗、安徒生的民间文化传统不可能与英格兰配套。”英国童话有其独特之处。事实上，曾致力于采集意大利民间童话的卡尔维诺就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童话，反映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他将德国童话称之为“德国‘民族精神’无名的产物”。这么一来，英国民间童话则无异于“英国‘民族精神’无名的产物”了。
《英国民间故事》一书的编者丹·肯丁、艾米·道格拉斯在该书前言中称：“难道还有比通过流传不知多少世代、至今仍然鲜活的民间故事了解另一国度、另一民族的更好的方式吗？”阅读一国之童话有助于更深刻地“识其民”“知其史”。就英国而言，两人指出，英国的民间童话讲述了国民的“幽默与欢欣、哀伤与悲痛、奋斗与希望”，并且通过祖祖辈辈的“讲故事的人”，保持着强大的活性。
这些故事中，《三只小猪》无疑是那种最原汁原味的英国童话，反映了最本真、最深层的英国精神与国民心理。借用肯丁与道格拉斯之言，此类故事“反映了英国人的道德、信仰与幽默感。尽管这些主题在其他文化中均能找到，但是在这里却有着一种明显的英国特征”。曼拉夫戏称，《三只小猪》写了“一个经典的私营建筑业”，它与上述童话以及《玫瑰树》《醋夫妻》《三头小熊》等其他故事反映的都是关于守护的主题，构成了关于保卫家园、抵御侵略的寓言。它主张“守”，表述的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这个以老旧的“三段式”叙述法讲述的故事，底色是“守卫家园、抵御外患”。伴随着渐强的叙事节奏，故事急促推进，家园一一沦陷，几近退无可守，而在四面楚歌之时，突然反戈一击，转败为胜。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身陷其中的并非势均力敌、公平公正的对决，而往往敌我势力悬殊，是一种“大卫与哥利亚式”的小不点儿对巨人的态势，因此具有了悲壮的色彩。英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足以引以为豪壮的事件。这类事件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被建构为英国历史的转捩点，也是英国人居厄之时，念兹在兹的掌故，成了关于国家命运的隐喻。这个巨人往往来自欧洲：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法国在十九世纪、德国在二十世纪先后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些事件所暗示的是一种不畏强敌、以一敌百的精神信仰，于国祚将倾之时，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这种信仰当然帮助英国人渡过了伦敦空袭，但也易扭曲为一种盲目的自信，一种近乎冥顽不化的自以为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它是一种自信，而在辉煌不在、国力式微的“小英格兰”，它则成为一种罔顾事实的自闭了。也许正如奥登所言，“希望”是童话中事件的动因，而“所有希望都是以想象的当下替代现实的当下”。
“分裂之屋不能持久”——这是林肯留给美国人的智慧。那么英国这座老房子呢？有则著名的古谚最能说明英国人的态度：“英国人的家宅是他的城堡。”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麦克法兰教授指出，这句话体现了英国人的独立性和个人主义。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一种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的原则，表征了一种保卫自身独特性的抗争的姿态，因此与《三只小猪》的故事中对于建造、保护与抵御的强调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童话里的小猪终于以砖砌的小屋击败了大灰狼。然而，现实中，英国这座房子却近乎分崩离析：“留派”与“离派”之间方枘圆凿，矛盾愈演愈烈，这座旧宅虽一时不会倾圮，但也危居于剧变的节骨眼上。
英国人是生活在童话里吗？高贵典雅的唐顿庄园是否只是某个童话故事里的一座城堡呢？影片的最后，老伯爵夫人问道：在这么“一座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房子”里，一家人还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吗？格兰瑟姆伯爵在一番思索后，答道：“我想我们已经与它无法分离了。”
这是否也是一个隐喻呢？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7日 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