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大学教授因毒舌惨遭被大学开除 却凭才华名震中国

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有文化的毒舌男，还是特有文化的那种。

他就是钱钟书，静下心读下去，你会有所收获。

他嘲讽众生，同时隐藏自己。

有个读者，看了《围城》，惊为天人，打跨洋电话，要求见面，钱钟书说，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非要见下蛋的母鸡呢？

如今，这只下蛋的母鸡，已经仙去。作为读者，只好见字如面，在他老人家的传记里，聆听教诲。

事实上，为钱钟书写传记是有风险的。

这位毒舌大师讲过，你若要知道一个人，就看他为别人做的传。

按照这个逻辑，给钱钟书写传记的人，写的就是他自己。

不得不说，钱夫子此言甚毒。

那些想为钱钟书立传的人，听到这句话，99%都绝了念头。毕竟，按这个说法，给钱钟书立传，等于给自己立传，谁的脸能那么大呢？

可偏偏有人敢写。

这个人就是汤晏，纽约大学的历史系博士。

他无惧钱钟书的毒舌水逆，网球不打，电影不看，白天睡觉，晚上写作，从半夜干到天明，开了整整两年夜车，

为钱钟书写了传记。

汤晏对钱钟书的“毒舌”做出反击。

他澄清了关于钱钟书的四个扑朔迷离的事件：

1.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确实得了鸭蛋。2.钱钟书在牛津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3.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是被解聘的。4.《围城》里的唐晓芙，就是杨绛。

钱钟书小时候长辈让他抓阄时，抓到一本书，举家欢庆，遂按照“钟”字辈排下来，取名钟书。

虽然抓阄的时候，手气不太一样，但钱钟书跟贾宝玉有个共通点，他俩都不是循规蹈矩之辈，性格里有叛逆因子。

钱钟书的奶妈，是个寡妇，身体壮硕，奶水充足，她有时会发呆，被大家称作“痴姆妈”。

家里人说，钱钟书爱“胡说八道”，就是因为吃了痴姆妈的奶。

钱钟书的老爸钱基博，见儿子嘴里没个把门儿的，便给他取了个字，叫“默存”。典出自《易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 钱钟书与父亲 >

按旧时习俗，钱钟书一生下来，便出嗣给长房，由大伯钱基成抚养。

钱基成是个名士，每天要上茶馆。

每到这时，他就花一个铜板，给钱钟书买个大酥饼，再花两个铜板，向书摊租一些《说唐》《七侠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给他看。

酥饼饱腹，小说悦目，但这些都无法满足钱钟书。作为一个爱思考的骚年，他往往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比如，若关公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如何敌得过李元霸那对800斤重的锤头？如果李元霸进了《西游记》，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13000斤的金箍棒？

这种冷血杠精般的童子功，形成了他日后的治学特色。

这么说吧，钱钟书搞学问，正如他的毒舌，都不是出于什么复杂目的，是因为趣味。

鸭蛋往事

1929年9月，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坊间传说，他属于“非正常录取”，因为他数学考了零蛋。

关于零分的传言，钱钟书后来有两次回应。

第一次是1979年，钱钟书随中科院代表团访美，有记者问起清华的“鸭蛋往事”，钱钟书予以承认，表示确有其事。

第二次是1980年，钱钟书访日，在京都座谈会上，又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钱钟书则改口，称自己数学没有考零蛋，而是考了15分。

零蛋跟15分，看似半斤八两，实际上关乎排名，比他低一班的季羡林，数学考了不到10分。

当然，钱夫子能进清华，不是因为他数学考了鸭蛋，而是因为他的中英文特别棒，这才被破格录取。

进入清华后，钱钟书开始了“毒舌人生”

钱钟书在课余时间写文章，发表在《新月》《大公报》等杂志。文章口气不小，拿古代圣贤开刀，说“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

钱基博读了儿子的文章，大皱眉头，觉得这是对古人的不敬。他回信说，这些话太轻狂，我希望你成为诸葛亮、陶渊明那样的人，不希望你学胡适和徐志摩。

其实，钱钟书虽然为胡适办的《新月》写文章，但也经常在文章里嘲讽胡适。

< 胡适 >

1930年7月，钱钟书刚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就接了个“大活儿”，替父亲捉刀，给钱穆的新书《国学概论》作序。

钱基博让未及弱冠的儿子捉刀，是慧眼识珠，看出钱钟书的才华，更胜过自己，同时，也给儿子一个试练的机会。

钱钟书也不推辞，洋洋洒洒千余字，一挥而就，甚至在字里行间，对钱穆书里的不当之处，有所褒贬。

序文写好后，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而后者竟未看出，还在自序里，再三致谢。

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名满天下，杨绛写了篇《钱钟书与围城》，把这件事捅破了。

钱穆得知钱氏父子整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在随后出版的钱穆全集中，将这篇序言删除，同时将自序里感谢的话也一并拿掉。

毒来毒往

钱钟书毕业以后，赖以谋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光华大学任教时，讲授西洋文学。

说是教书，其实跟脱口秀也差不多。

据光华校友回忆，钱钟书上课，左手拿一本牛津小字典，右手拿一支粉笔，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逗得学生不时大笑。

1935年，《人间世》的主编林语堂，搞了个“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专栏，邀请一众名家赐稿，撰稿者包括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叶圣陶、钱钟书等。

当时的钱钟书，年方二十四，跟前辈作家同题竞技，毫不怯场。

他那篇书评叫《马克思传》，是这么写的：

书看得太少了，又赶上这个善产的时代。1934年大作早已上市，自己还在看1933年甚至1393年的东西。只记得几天前看到一本《马克思传》颇有兴味，倒确是今年出版的。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

写完后，钱钟书发现自己看错了题目，并不限于1934年出版的书。对此，他潇洒地加了个附记：宽题窄做，悔之无及，懒得重写，由他去！

1935年8月13日，钱钟书偕新娘杨绛，搭一艘英国船，去牛津留学。

海外留学的经历，给钱钟书那本堪称“毒舌宝典”的《围城》，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

当时，很多中国学生到了欧洲，像《围城》里的写的那样，在大学里随便选几门课，混个几年，就以留学生的身份回国。

有一些学生，除了镀金，还积极参与一些香艳的社交活动。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德国的留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从欧洲返国后，钱钟书应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38年春，清华大学迁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钱钟书为自己的毒舌付出了代价。

毒舌被炒鱿鱼

28岁的钱钟书，能在西南联大当教授，领着月薪三百的高薪，原因无他，全凭才华。

作为联大最年轻的教授，钱钟书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特意留了小胡子，买了根藤杖，俨然一老派绅士。

据许渊冲回忆，钱钟书讲课，幽默风趣，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颇受学生欢迎。

当时，昆明电影院正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笑嘻嘻地说，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

钱的宿舍，在昆明大西门文化巷，空间狭小，钱钟书称之为“冷屋”。

在冷屋里，钱钟书写了不少毒舌文章，题为“冷屋随笔”，有很多都被收入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其中，有一篇《说笑》，是嘲讽林语堂的。

钱钟书写道，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幽默。

在文章里皮一下，无甚大碍，但在联大，似钱钟书这般童言无忌，还一语中的，那就有一定的风险了。

当时联大的外文系主任是叶公超，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外文系教授除了钱钟书，还有吴宓、陈福田。这几位，都是钱钟书的前辈老师。

据说，对于这几位老师，钱钟书的评价很毒舌：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 叶公超 | 冯友兰 | 吴宓 >

1939年暑假，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探亲，书籍及衣物均留在昆明，但他返沪后，却再也没有重返联大。

为什么？

《钱钟书》的作者汤晏，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1940年3月8日上午记：闻（叶公超）与（陈福田）对钱钟书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过了几天，吴宓又在日记里写道：陈福田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钟书。

由此，汤晏推断出，钱钟书离开联大，不是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是因为被炒了鱿鱼。

毒舌VS毒舌

钱钟书因为毒舌，在现实中碰壁，从此说话做事，收敛许多，但在小说创作上，依然不改毒舌本色。

钱钟书的短篇《猫》，被认为是《围城》的前奏，在这篇讽刺小说里，随手一翻，都是绿油油、香喷喷的大瓜。

从吴宓等人的日记中可知，小说里的角色，影射的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

下面，让我们逐个来吃。

钱钟书吐槽沈从文是“娘炮”，

对于周作人，钱钟书的讽刺更甚，他借小说人物陆伯麟讽刺道：除了向日葵，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在平时，他是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就成了“通日本”。

小说里的建侯、爱默夫妇，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

< 林徽因 | 梁思成 >

毒舌自有毒舌磨。

有个美女作家陈若曦，仿照《猫》和《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名为《城里城外》的小说，嘲讽钱钟书。

小说里的秦徽，影射钱钟书。

秦徽跟朋友逛图书馆，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非常开心，朋友抽出《围城》，书里夹着两张借书记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是热门小说，秦徽喜气洋洋地直叫：“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

秦徽自己又抽出一本书，是50年代出版的《宋诗选注》，一瞧借书记录寥寥无几，便不动声色地放了回去。

看了陈若曦的小说，钱钟书说，陈女士当时也在场，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

1982年7月，陈若曦游大陆，拜访钱钟书，向其“请罪”，钱钟书哈哈一笑，说读后很开心，无罪可请。

有趣的灵魂

汤晏说，他写《钱钟书》这本书，有个主旨，即是想把钱先生当“人”看，不是当做“神”。

确实，坊间关于钱钟书的“神话”颇多，说他看书等于扫描，一目十行，永久储存，相当于一部“活电脑”。

按照这些描述，钱钟书即便不是“神”，他也不属于人，而是像X-MAN系列里的“变种人”。

林林总总的尬吹，模糊了钱钟的真面容。

钱钟书的天才是怎样练成的？答案其实远没有那么夸张，除了时代因素，再就是嗜爱读书，勤奋加上用心。

清华校友许振德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他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

每到图书馆借书还书，他必怀抱五六巨册，满载而归，而且每看完一部，必做札记。

钱钟书看得起劲，曾将图书馆里的书，逐排横扫，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用粗铅笔画上竖线。

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藏书500万册，钱钟书留学牛津时，管它叫“饱蠹楼”，将这里当做他的第二个家，大部分时间都消磨于此。

饱蠹楼有规定，所有图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钱钟书没办法，只好带着笔记本，边读边记。

利用这些读书札记，钱钟书写出了《谈艺录》和《管锥编》。

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钱钟书。

钱钟书超强的记忆力，他的妙笔生花和口吐莲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被某个UFO扫描过产生了功能变异，而是长期以来不断练习的成果。

钱钟书的毒舌，大抵基于趣味，不含恶意，更没有名和利的算计。

吴忠匡说，在为人处世方面，钱钟书极其单纯，像水晶球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

其实，钱钟书很简单，他人如其名，是一个爱书的人。

他的几部大作背后，是古今中外无数典籍浇灌出的深厚学养；他的犀利毒舌背后，则是一颗有趣的灵魂。

钱钟书读过的书，普通人可能几辈子都看不完，但那颗有趣的灵魂，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