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 展开生活与创新的翅膀飞翔

“他把自己当成一棵庄稼去种，春生，夏盛/秋收，再酿成酒，喝回体内/世间总有履行这一过程的人/比如父亲/他们，从酒里尝得出/一千多个夜晚的失眠……”5月30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四川省作协、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联指导，草堂诗刊社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的首届草堂诗歌奖，在成都杜甫草堂颁发。生于1997年、在南通大学文学院秘书学专业就读的李柏荣，以组诗《一些爱着的人事渐渐变淡》获得年度青年诗人奖。颁奖词称赞他善于借助诗句“为生活塑形，为命运发声”。

同李柏荣一起获得年度青年诗人奖的，还有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马骥文和生活在上海的女诗人李梦凡，他们都是90后。

5月底的成都，是青年作家分享荣耀的所在。5月28日，由四川省作协、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联指导，青年作家杂志社、华西都市报社主办的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9位青年作家，以突出的文学才华，在名为武担楼的举办地点，获得认可与鼓励。而当下的青年写作整体上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何提高创作的辨识度以拓宽生长空间，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丰富张扬的想象力和鲜花绽放般的坦然，是青年写作的特点

当下青年写作总体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许可以从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委会拟就的颁奖词中捕捉到一些信息。

80后女作家董夏青青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边关题材小说。评委会认为她“极其敏感地触摸到了生活的神经末梢，她的作品看似冷峻、平淡，却放大了边防军人内心的坚守，渗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女作家周芳则将目光定格在重症病房。在她的非虚构作品《重症病房的生与死》里，重症病房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场景，容纳着每一个平凡个体的重大生理和心理矛盾，也容纳了他们的生与死。它让我们深感自己虽置身庸常生活，却不得不正视生死这一看似抽象的重大课题”。

在《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看来，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继承了直面现实生活的写作传统，同时始终有着创新、变革的冲动。可以说，直面生活与创新冲动是青年写作的两只“翅膀”。

作家田耳凭《一天》获得中篇小说类主奖。评委会认为他是个“戴着面具讲故事的人，也是个讲故事的魔术师，他总在寻求变化，从而赢得喝彩”。他们在评价作家张楚的短篇小说《水仙》时说：“现当代以来，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少，以致趋同。张楚用奇幻的设定让小说脱颖而出。”

弋舟、张楚、李浩、田耳、鲁敏、王威廉、东君、哲贵、孙频、石一枫、卢一萍……长期关注青年写作现状的《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罗列出一长串名单，认为这些青年作家的新作，不约而同地给当代文坛带来难得的惊喜，“近期青年作家的写作似乎形成了一个小高峰，为较为平静的文坛掀起了一层层波澜”。

在宗仁发看来，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呈现出新的品相与样貌。具体来说，他们的叙述方式不再满足于写实功夫上的精雕细刻，也不愿仅仅符号化地诠释某种现代理念，而是从自己的体悟出发，努力找到了一把把开启隐秘心灵通道的钥匙，也为读者打开了既熟悉又陌生、既多样又立体的生活世界。

直面生活的创作路径和勇于革新的创造冲动，让青年作家拥有了艺术创造的底气，让他们的展翅飞翔拥有了扎实的根基。“青年写作，总要经历一个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过程。它有自己的特点，包括丰富张扬的想象力和鲜花绽放般的坦然。”张楚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

写作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途中需要加油助威

为何要设立华语青年作家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的回答是：“侧重发现更多的文学新锐力量，评出更多的意外之喜。”

在周芳看来，写作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途中需要一些加油助威、鼓掌叫好。而华语青年作家奖突出“青年”二字，正好体现出这个奖项的可贵。

“青年时期的写作，难免会出现犹疑、彷徨，甚至自我否定。他们需要一双热情搀扶的双手和饱含温暖的关注目光。”今年获得非虚构类提名奖的周芳，将其视为写作道路上的一个坐标。

获得草堂诗歌奖的李柏荣，将这个奖项视为一把火炬。在他看来，这个奖项承载着一份诗歌的薪火、文学的传承，需要由更多的人去传递，直到最终去点燃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这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更是每一个写作者内心永恒的自我感召。

田耳说自己不太关注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他仰慕那些已经写出了终结自己写作生涯作品的作家，“我希望写出自己唯一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在写。这次获奖让我确信自己还一直走在要走的路上”。

宗仁发表示，当下青年写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与近年来国家对原创纯文学期刊加大扶持力度有关，一个显著表现是部分文学期刊的稿酬标准得以提高。这让文学创作者有了更多的尊严，也为青年作家进入文学创作队伍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

行走在山河之间，行走在广阔无垠的人民生活之中

毕竟是新手，青年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成长中的烦恼”自然少不了。

李梦凡说，90后诗人最应该警惕的就是一味地模仿，“真正有天赋的人很少，很多人在写作初期，靠着模仿快速成长。但也容易陷入这个圈子，写出的东西千篇一律。太多的人越来越浮躁，把发表和获奖当作目标，忘了写作的初衷”。

马骥文也认为，90后诗人要勇于突破和革新自己身上养成的各种僵化习气，需要警惕一种封闭的诗歌观念，一种趣味化或平面化的诗歌解读方法。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还原生活本身，写出一种粗粝的气象、毛边的质感。”田耳说道。

青年作家对自我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激赏不已。这一次，他在成都获得首届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他说自己早就明白，真正的诗人少之又少，出版诗集与诗人的称谓之间构不成一种必然的联系。所以自己从来不敢自诩为诗人，而是知趣地退到诗门之外，逐渐转向诗歌研究，为新诗的发展尽着自己的责任。

首届草堂诗歌奖选定在杜甫草堂颁发。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说，杜甫创造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传统。而且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非常宽广，既有关于国家、民族、时代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性体验。人们习惯用“三吏”“三别”来定义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但是在成都，他也书写了个人化的生活。

阿来希望年轻的写作者不要过早地形成固化的风格与观念，而是应该用开放的姿态，理解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随着现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如何坚守一种文化理想，使文学既进入每个人的内心，又和时代广泛的生活形成共振，将个人生命经验变成集体、广泛的人类生命经验，这是一种考验。

如何在这样的考验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他说今年4月连夜坐车从成都赶往宜宾，穿过茫茫的巴蜀大地，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是如此辽阔。

“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很可能我们一生都还没来得及去过。在茫茫的丘陵和平原上，有着怎样的人群，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国写作者来说，体会中国的博大与辽阔，可能是毕生的功课。古人说‘行万里路’，说的不仅仅是走多少路，而是在大地上、在时代里，行走在山河之间，行走在广阔无垠的人民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前方，有很长的路要走，路上会有无数壮丽的风景。我想与所有的写作者共勉，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与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国家，一起向前走。”李敬泽说。

（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