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场讲座进基层丨沈苇：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
成都市作协供图
四川在线记者 边钰
“做一个此时此刻的诗人，写出此时此刻的诗歌，每一首具体的诗的诞生，可能比谈论百年新诗更重要！”9月4日，四川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暨四川省图书馆“21市州讲座联盟”走进成都。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苇在成都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开讲。他以《新诗百年与地方性写作》为题，将百年发展历程、诗歌中的“地方性”和“地方主义”等娓娓道来。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日报社、四川省图书馆主办；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图书馆承办。
新诗写作的百年与此刻
自1917年新诗的提倡者胡适在《新青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年中，中国现当代新诗经历了相对“旧诗”而言的“新诗”、相对“文言诗”而言的“白话诗”、相对“格律诗”而言的“自由诗”和相对“古典诗”而言的“现代诗”等几个阶段。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中国新诗是一个开天辟地、气势雄大的伟大实践。在沈苇看来，胡适在当时的时代下，像是被“逼上梁山”，从而推动了这场新诗的“探险”和“冒险”。毫无疑问，《白话诗八首》和《尝试集》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而胡适于1916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蝴蝶》则更具有划时代意义。诗歌通过对一只独自在空中飞着的黄蝴蝶的描写，抒写了诗人远离家人、孤身一人在国外求学的孤独苦闷之情，也是新诗初创时孤军奋战的一个隐喻。这首诗歌语言自然、朴素，口语化，尽管留有旧诗的痕迹，但总体上已不用典、对仗与平仄之类，使得读起来明白如话，新鲜活泼。
“尽管从现在来看，这首诗歌的文学水平或许有待商榷，但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这首诗歌是一个伟大的开篇。”
从黄遵宪的“别创诗界”，注重“我手写我口”、梁启超的“除旧布新”，再到鲁迅“别立新宗”，新诗在历史车轮里，一路奔涌。
如今，站在新诗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回望，沈苇认为，一百年既是一个过去时，也是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他强调，与其谈论“新诗”这个概念的正确与否，不如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写出面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诗。
诗歌从“西瓜时代”进入“甜瓜时代”
最近几年，沈苇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现象：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甜瓜时代”，而不是“西瓜时代”，即文学“多点起源中心”，而非“唯一起源中心”。
他进一步解释，当下世界文学正发生变化。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拉美爆炸文学，到东欧文学，再到近一二十年中亚、西亚文学的兴起，使得世界文学版图发生变化，那些曾被认为是文学边缘的板块正在变成世界文学中心。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一批西亚、中亚背景的诗人、作家的出现，改写了传统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文学版图。在国内，诗的“西瓜时代”是烽烟四起、诸子百家并存的时代，是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代。“这种多点起源中心改写了传统的‘中心—边缘论’，它是诗歌扁平化发展的结果！”
不过，当下的诗歌发展也面临这一个困境，即诗歌似乎进入了一个数量化生产的时代。他提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天我们新产生的诗歌在量上达到了两部《全唐诗》，近10万首。这种高密度的诗歌产能，使得不少写作者为此焦虑不已，“似乎一天不写，就不对劲！”
同时，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当下文学已经被信息化，文本被闲置、被架空，“网络经常传播的不是文本，而是消息，是诗歌活动、获奖消息、诗人之死等。”沈苇提到，云时代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天涯咫尺，相距万里却触手可及的邻近感，但新的隔离、冷漠在诞生新的虚无，群岛上的对话变成了神话，实际上每个人在重返返一种孤岛状态。
面临这样的现实，他提出，云时代和新媒介时代，诗歌写作更需要云下的凝神和虚静。“在人人都见多识广的时代，我们能不能活得孤陋寡闻一些？”
诗歌写作不应用地域划分
出生于浙江，大学毕业后，沈苇前往新疆，在那里一呆就是30年，“有人问我，放着好好的江南水乡不呆，为什么要去新疆？我说，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江南人身上的水分太多了，得去大漠蒸发一下。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我就又回到了故乡。”
正是这份经历，使得沈苇能跳出地域限制，从第三人视角，来审视诗歌的地域性。
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沈苇认为，每个人是地域的孩子。地域性很重要，但人性要大于地域性。
他举例，自己曾在江南和新疆进行地域和文化转换，“所以，我常形容自己得了地域分裂症，一头接着江南，一头连着西域。但唯有写作，才能治愈这种地域分裂症。”他说，仔细想一想，自己离开的西域，已是梦里的西域；他回到的江南，也不是30年前离开的江南了。“我携带的，不是地域上的故乡，唯有诗歌和汉语，是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是我的原乡。”
他因此强调，从地域出发的诗，实际上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诗歌不是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个地方的，但文学眼光却不应该是地方主义的。文学不是地方主义的土特产。“一个人的写作，应该具备一种人类学的意义，遗传学意义，和社会性意义，这样的写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