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舶来品撰写的一部唐代史诗

2015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上映后尽管获得的评论褒贬不一，却再一次激发了大众对唐朝的想象。侯孝贤的这种“唐朝情结”，就像当代土耳其人常常回望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也好像当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喜好追忆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

当然，唐朝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像奥斯曼帝国对于土耳其人、维多利亚时代对于英格兰人这般具象。毕竟离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来说，唐朝实在是太远了，以至于很难再有成规模的历史古迹，可以供我们追寻到唐朝的真实景象。

不过，“忆昔开元全盛日”实在是件太过于吸引人的“工作”，才会诱惑着人们孜孜不倦地通过文学作品、影视戏剧和历史写作等各种方法，企图重现盛唐景象。遗憾的是，过去的很多年里，在通俗层面上，我们对唐朝的想象似乎肤浅了，而在学术层面，我们对唐朝的研究，又过于关注其政治制度的流变。这便使得我们对有唐一代的日常生活的还原，过于苍白和薄弱。

反倒是西方历史研究系统里承袭的“百科全书派”的基因，使得西方汉学家在这方面视角独特。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已故的教授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即是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位。

薛爱华一生的大部分著作都与唐代有关。例如与唐代对外交流有关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与唐朝南方地域文化研究有关的《朱雀》、与唐代文学有关的《女神》、以及与唐朝宗教有关的《唐代的茅山》等等。这些作品从名物到国际关系、从文学到宗教，可以说是从不同的面向呈现了唐朝的盛世景象。而在这其中又以《撒马尔罕的金桃》为典型代表，体现出薛爱华对唐代日常生活研究得深入和细致。

与传统的东西方交流史著作不同，薛爱华在这本书里的“世界观”，并未格外强调“中国”与胡、夷间的差异与秩序，却以现代的全球化观点来看待唐帝国与彼时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所以，书名里写到的那种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这种今天已很难考证出的水果，却在唐朝成为最为珍贵的“舶来品”之一。它代表的不是撒马尔罕所属的康国向中央王朝的敬献，而是意味着当时海外的舶来品在唐朝社会生活中，代表了一种时尚潮流。

围绕着“金桃”这类舶来品，产生了诸多迷人的传说，它代表了唐朝社会对神秘的外部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进一步让这些舶来品“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所以，薛爱华在书里所提及的那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物品，其实这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在《撒马尔罕的金桃》里，包括“金桃”在内，薛爱华林林总总地列举了18大类数百种物品。在刚刚触及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有某种错觉，会认为他是妄图考证这些舶来品的真实用途与价值。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薛爱华并不在意这些物品的实际用途，起码这一点并不是他写作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也因此，作者对某些物品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描述之后，依然还只是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很显然，这些物品在唐帝国的背景下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已经超越了它们的实际意义。对于这一点，正如薛爱华在导论里提到的，“金桃”虽然“曾经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这种水果已经部分地成了一种玄虚神妙的实体。它们仅存的真实的生命是文学的和隐喻的生命。简而言之，与其说它们属于物质世界，倒不如说它们属于精神世界”。

可以印证这一点的，还有薛爱华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所借助的文献资料。在庞大的文献目录中，“新旧唐书”这样正统史料的身影自然不至缺乏，但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部唐朝传奇志怪作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薛爱华记录的那些舶来品很多都与《酉阳杂俎》里呈现的那个或真实或虚构的“魔幻”世界相联系。很显然，薛爱华认为，段成式给这些物品附注的故事和传奇，才代表了这些物品的真实内涵。

有意思的是，《酉阳杂俎》这部传奇的笔记里呈现出的离奇世界，曾经给多个国家的作者提供过灵感。在日本推理作家京极夏彦那里，《酉阳杂俎》中提到的那些魑魅魍魉，成为故事的主角，并与我们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题材上，京极夏彦与薛爱华的作品很难被归为一类。但在观念层面，京极夏彦的“百鬼夜行”却与薛爱华的舶来品一样，是将现实与虚构、物质与精神看成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面。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道，“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因此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这是荷马的《荷马史诗》的魅力所在，也同样成为了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的魅力所在。最终，在薛爱华这本书中，用舶来品还原出的唐朝，已经不止是一个伟大的王朝，还构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