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日记》中的传染病预防 盗版打击和敌伪经济

王伯祥，名钟麒，字伯祥，以字行，1890年生于江苏苏州，“姑苏五老”之一，编辑，文化学者，1975年逝世。王伯祥先生一生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先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长期居住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举家移居至北京生活，直到逝世。王伯祥先生有书写日记的习惯，一生留下日记140余册，约500万字，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北京语言大学张廷银教授牵头整理，海量日记原稿凝结成排印本20册，近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定价1380元。《王伯祥日记》影印本已面世，此次推出附带索引的排印本，将进一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更好地发挥日记的学术价值，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王伯祥日记》内容丰富，涉及到民国及新中国时期学术文化、学人交游、社会变迁等诸多面相，史料价值较高。现仅以传染病预防、打击盗版侵权和敌伪统治下的经济状况这三个侧面为中心，选录日记的“冰山一角”，供读者进一步了解情况。

王伯祥日记原稿

40周岁时，王伯祥携夫人秦珏人摄于上海

一

【按】传染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饱受它的困扰，不断与之斗争，但还是难以避免中招。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危害人类的健康，还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流行，让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病毒传播是没有国界的，居住于同一个地球村的人们必须共同来面对，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民国时期社会不安定，战争摧残民生，社会控制体系不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防疫的困难较大。王伯祥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日记中称为“虎疫”）、天花、流感、疟疾、肝炎、麻疹（日记中多称为“痧子”）、水痘、猩红热等，是对不同时期卫生防疫和医疗水平的真实记录。当时，防疫主要靠定期打针，但某些防疫针注射后的不良反应较大。一些我们现在不太担心的传染病，比如儿童容易得的麻疹、水痘等，在当时会令一家人感到紧张。新中国成立后，较重视防疫宣传，传染病出现后会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囿于篇幅，仅选录部分内容。日记原稿上的小字夹注在排印本中以加括号的方式与正文作区分。

1938年12月24日

上海天花盛行，被认为有疫口岸。

1940年4月26日

珏人偕雪村夫人入虹口故居视物，归途为踞寇所设之防疫队截住，强行注射药液，甚懊恼云。

1942年8月6日

珏人以次均重行注射防疫针。

1942年8月7日

过河南路南口遇阻。（执行巡捕全不晓事，明明规定防疫证有效期为三个月，余执之证乃五月廿三日所发，满期距今尚有半月馀，然与之申论木然无效，只有退而他适耳。）绕由福建路入，则又坦然无事，可笑亦复可怜也。

1942年8月8日

清晨赴徐家汇路卫生处拟注射防疫针，乃男女在烈日下排队候针者约有四百人，且号称维持秩序之白俄等人时加非礼。余睹此情形，蹶然行，乘廿二路公共汽车赴馆，仍由福建路入，至十一时复往三马路申报馆对面之卫生分处一看，烈日下依然列有八九十人，若轮至最后一人必且时及停闭，岂非空候，仍废然返馆。吁，时至今日诚难乎其为人矣。

1942年8月10日

余所持防疫证时效尚有十许日，原不必急于续办，以日前曾遇无理之事，雅不欲再招无谓之气，乃折回，拉雪村同往徐家汇路卫生处注射防疫针，不得不序立烈日下两小时始获证而归。午饭后与雪村偕行入馆，由河南路南口进，却并不查证，甚诧。

1942年8月23日

晚饮后芝九过谈，方自苏来，为言故里情况甚悉，以虎疫故迎神赛会又大作，数十年来未有也，不禁陡忆童时景象，四十载振兴教育之结果依然复返斯境，可胜叹哉!

1946年6月1日

杜克明医师今日应开明之招来馆，为同人注射防疫针，余亦奋臂受针，滋、湜两儿、濬儿及顯、预、硕三孙、锴孙均援同人家属例同到开明请注射焉。

1946年6月8日

今日杜克明医师来馆注射第二次防疫针，以故濬等亦到。余竟以畏痛避不行，殊堪自笑也。

1947年7月9日

下午为同人注射第三次防疫针，于是今夏防疫工作毕矣。

1947年7月10日

又云昨日注射之防疫针反应甚大，今日同人因发热而未到者达四分之一，下午且多早退者，士敭亦未至，故携去之钥匙竟托予同矣。

1951年6月12日

饭后，公司延请大夫为同人注射防疫液。

1965年5月29日

到家润、湜、宜都在，知润已往接燕孙，托儿所拒绝接回，并声言星期亦不令外人入见云。盖该所发见儿童中有传染病，须隔离，因有此措施也。

1965年8月7日

琴媳告托儿所又有传染病发，见燕孙不让接归云。

1965年8月15日

琴媳、元孙上午曾往西城教育部办托儿所探视燕孙，及午归。谓见伊嬉乐无恙，且晤其师保冀其聪明，下期即升中班云。惟下星期仍未许接归。并知所规凡因同班有传染病者，虽本人不沾，亦同样不令接归。且无病儿童只准隔一星期探望一次云云。其严如此。

1966年3月5日

接琴媳电话知托儿所以外间传染症甚剧，燕孙将三周留所不许出，且亦谢绝探望。

20世纪60年代，王伯祥在寓所伏案工作

二

【按】在当今世界，打击盗版侵权、保护知识产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盗版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挫伤了原创的动力。回溯历史可知，著作权保护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我国首部著作权保护法律《大清著作权律》诞生于1910年。那时，清王朝大厦将倾，这部法律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便被时势的浪花卷起，抛向了民国的沙滩。很快，后浪奔涌而来，《中华民国著作权法》颁布并经历几次修订，相应的施行细则出台，出版行业协会组织建立。新中国时期，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更加完善、深入。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处于第三次修订过程中。王伯祥先生作为开明书店的编辑，是出版业的资深从业者，对于打击盗版一事格外关心，在日记中常常提及。民国时期，盗版层出不穷，对其打击力度较弱。当时人们对盗版的称呼多为“翻版”、“翻印”等。《王伯祥日记》中涉及盗版的内容，具体而言多为对盗版行为的取证及举报、处理方法与遇到的阻碍，以及如何防范盗版等问题。

1934年4月26日

发见大连湾路大同制本所装订翻版《文法与作文》，因扭交汇山捕房。但重重黑暗，经良久麻烦始将该翻版人拘执，预备明日解送法院刑庭诉讼。

1934年5月9日

盖道始来告，翻版案无甚发展，不值得提起私诉也。

1936年7月22日

晓沧来，为翻版书侵害其利益，颇见愤恨，但翻版事根绝至难，出版家亦同样感受压迫也。 丏尊劝其再考虑，勿先单独提起诉讼，竟致欲罢不能，反觉受累云。

1938年9月7日

为市上发见林语堂编《开明英文读本》有翻印本，特委托登报通告各贩卖书商，注意拒绝销售，并征求举发翻印之人。

1941年7月3日

致道始，送书签样子及陈告捉翻版停顿各事。

1941年7月5日

翻版事榆林路捕房延不肯办，而薛荣鑫则旦夕来缠，厌苦极矣。今日捕房人竟传言要钱，因由雪村属君毅与之接洽，许于破获后酬以五百元（薛已许其千五百元），始允即办，但阳生等赶到捕房，又托言礼拜六，须下礼拜一再办云云。黑暗如此，复有何言。予始终认为不理尚得中道，殊不必徒为纷纭也。

1941年7月9日

致立斋，送查获翻版通讯稿，托在《申》、《新》各报发表（虹口翻版昨已由榆树路捕房抄获二千馀本，车送法院，人已远飏，未起诉，所耗已二千馀金），聊示打草惊蛇耳。

1941年7月18日

虹口破获翻版案经季康之疏通，决与和解，即将所拟悔过书稿及当事者登报道歉稿送道始核阅，约明日晨取回。

1941年7月19日

翻版人史孟邻、王高清介刘季康、夏广隆、周文夔来签悔过书，先约君毅来莅。君毅以四时至，史等直至五时始来，谈妥已将六时。

1941年7月21日

致道始，送办理翻版案公费五百元，并附代撰跋文。

1942年3月31日

谛电话见告，谓在来青阁见到《廿五史》翻版书，但无法干涉，亦惟有徒感关切而已，时事其胜叹哉。

1942年5月11日

为文化书局翻印《廿五史》事致函书业联合会彻查。

1942年5月12日

索非来告，顷于散馆后与调孚出访翻版《廿五史》，果于三马路抱经堂购得一部。询其来源，谓出自文化书局，因将书送会以凭根究云。余惟不欲泰甚，默叹作奸犯科之愚顽而已。

1942年6月5日

书业联合会抄转文化书局为翻印《廿五史》事道歉函，其中罅漏尚多，因复书会中驳正之，仍请为风纪前途注意。

1943年6月25日

为遏止翻版事，为书业公会草通告及分致北平、东三省公会函。

1949年6月5日

书业联合会抄转文化书局为翻印《廿五史》事道歉函，其中罅漏尚多，因复书会中驳正之，仍请为风纪前途注意。

1952年12月2日

南洋各埠发见翻版开明旧地理教本，特拟启事一则，备在香港报纸揭登，藉释群疑。

1912年，王伯祥与叶圣陶（右二）、顾颉刚（左二）等人摄于苏州

1975年春，王伯祥与叶圣陶（后排左）、章元善（后排中）、顾颉刚（前排左）、俞平伯（后排右）摄于叶宅庭院。世人将其合称为“姑苏五老”。

三

【按】自1941年1月6日起，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与中、中、交、农四大行的法币等值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租界，上海的“孤岛”局面不复存在。敌伪当局无法套购法币外汇后，开始考虑以中储券收兑法币。在这一过程中，市面上必然会产生震荡。对于生活在上海法租界的王伯祥先生来说，自此，日常生活开始受到影响。法币与中储券之间的兑换折扣迅速下降，带动物价飞腾，一时人心惶惶。随后，汪伪政府颁布《整理旧法币条例》和《禁止旧法币使用办法》，强行使法币退出流通。《王伯祥日记》对于物价的记录十分详细，小到一份炒饭、一碗面条、一个馒头，都会多次记录价格的变化，并感慨其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变差。王伯祥先生子女众多，抗战时期，有的子女在后方生活，寄送家书的同时一并寄些钱款。后方依然使用法币，但王伯祥先生必须把法币换成中储券才能在上海使用。按敌伪当局的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是2：1，所以王伯祥先生子女寄来的钱款，到了上海立刻缩水一半。王伯祥先生在日记中写到：“款至此间只有一半，殊感肉痛”，这种荷包瞬间变瘪的“肉痛”，我们应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1942年3月19日

接绍虞三月十三日信，托将存款换中储币（近日与法币已生差额），愿贴水，因即转属孑如代办之。

1942年3月26日

午与雪村同过西南酒家，吃腊味饭一盅，计二元二角五分。（日来法币为储币所挤，致生差额三成，物价因亦陡涨有超过五成者。）

1942年5月21日

市面剧变，中储券本已压法币而乙之（由对等行使抑为七七折），今又挂牌抑为七一折，奸侩黑市遂大活动，刺戟物价瞬息踊腾。

1942年5月22日

报载军票与中储券已发生确定连系（中储券百元当军票十八元），法币复见低抑，一夕之间又自七一折降为六六折矣。

1942年5月23日

市面又变法币折为六十，闻尚将下降，更不知伊于胡底也。

1942年5月25日

法币又抑为五三折，市面益见动荡。

1942年5月26日

法币再抑为五折，一切物价不啻骤涨一倍，民生憔悴已可知，然谁能保不再下抑乎？伊于胡底，诗人先我叹之矣。

1942年5月29日

市情动摇益甚，各界均惶惶，物价愈腾，我辈恃薪水为生者竟不敢措想矣，奈何……廉逊来，亦为市况剧变发愁。

1942年5月30日

托孑如取出绍虞及余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之储券千元，备不时之需。雪村示余雪山五月九日信（由士佼转到），知内地情况亦复欠佳，颇露消极态，非复前此凌厉之概，岂在港受挫又影响心理乎？然大局如此，诚不容乐观也。心庵来谈，知平津往事演变正如今日之上海耳。（是可知沪地情形真乃初尝异味，将来愈演愈烈，不知若何过去也。）为之扼腕愁叹不止。

1942年5月31日

市情奇幻，币直强抑，诚不知明日是何景象也。

1942年6月1日

报载周佛海谈话，八日起两星期内法币须折半兑换中储券，而所收法币只限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无上海以外地名者始可照兑，其他杂钞概从废弃，中国农民银行钞亦绝不通融云。此举影响甚大，闻有帮佣、老妪毕生累积数百元，以所执皆农民钞，一旦遭废，竟致悬梁者，呜呼，可概其他矣！

1942年6月17日

给金才节赏十元，学骥、华坤各五元（仍用法币，今后将禁不流通，改用储券）。

1942年6月19日

接诚之昨寄信，托售《丛书集成》，盖为储券推行之故，原有财产平空打一对折，陡见窘迫，遂动斥卖藏书之念也，展读凄然。

1942年6月22日

法币今起抑不通行（回乡恐非力所能及耳）。始携冷饭入馆，当午以开水泡食之用咸蛋及大头菜等下之。后将以为常，盖外间物日贵，无法应付矣。

1943年4月26日

其忱可嘉，而款至此间只有一半，殊感肉痛，即寄竹报癸十七号，复告家中琐事，并戒后勿再划款来。

《王伯祥日记》，张廷银、刘应梅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8611页，1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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