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哲学精神十八讲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义利问题就成为任何人无法回避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所谓义利问题，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关系问题。孔子最早对义利关系进行了定位，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基本原则。但孔子并不轻视“利”，而是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只是在义、利发生矛盾时才舍利取义。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利 成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标志。

“重义轻利”是孔子在其政治思想中确定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准则之一。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就是 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必须合乎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否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义对利具有普遍性的制约和限制作用。

孔子尚未把义利完全对立起来，孟子则把孔子的义利思想推向极端，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往往会泯灭人类固有的道德良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亡者，未之有也。”在义利关系上，孟子更强调义的价值优先地位。在义、利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孟子坚决主张先义后利，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利，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是“选择道义而死”，还是“抛弃道义而苟活”？孟子鲜明地提出了“舍生取义”的观点，要确立人的价值与尊严，不仅要牺牲各种利益诱惑，甚至有时还要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觉抵御种种外在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仰不 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但有时候，孟子并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拥有和追求，而是强调要在符合仁义的前提下，去争取正当的、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孟子与梁惠王在不同场合下的对话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字面上看，孟子似乎在竭力贬低利的社会价值，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似乎认为不必讲利，只有仁义就可以了，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显然，我们对孟子在义利关系上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应做全面深入的把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中，大力主张制民之产，发展农林渔商经济，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这一切都离不开物质利益的获取。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有一个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动机与效果、公利与私利的关系问题。只有从这一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孟子所谓的义利关系问题。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利，而是反对在做任何事情时把利放在第一位，而把仁义道德等放在第二位，也就是说，孟子所反对的是“先利而后义”。如果一切从利益的动机出发（如各诸侯国为获取利益而发动的兼并战争就是如此），就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亡；相反，如果从仁义的动机出发，就可获得王天下这一最大的利。孟子的义利之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的社会政治主张和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孟子关于义利的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它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沉湎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人是有思想有理性有道德的高级动物，人应该追求高尚的道德理念，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以便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和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摘自《中国哲学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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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杰，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发起人、倡导者，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会主任、中国实学会溧水书院院长、中华母亲节促进会副会长。中宣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宣讲人之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主要思想解读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