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贾平凹 汪曾祺……舍不下的乡愁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富矿

对于出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农村经验几乎是绕不过去的，不仅有一批生于农村的作家，就连不少城市长大的作家也因上山下乡等在农村历练过。在文学作品中，乡村带给当代作家的影响，甚至比城市还要大一些。

很多作家有浓郁乡土情结，终其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乡，写故乡的风物民俗，写故乡的人事沧桑，写故乡的美好和腐朽。即便身子早已不在那片土地上了，但心还停留在那里，心灵还在时刻感应着那里，思绪也还飘荡在那里，也还在时刻回忆着那里，写出来的文字，也都是关于那里的。

莫言一生的文学中，有几个特别秘密的关键词：“白狗”“秋千”“东北乡”“高粱地”“水蛙子”。它们无一不是来自乡土的记忆。在诺贝尔获奖演讲《偷故事的人》中，他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由此可以看出，故乡对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贾平凹的故乡是陕西商洛。贾平凹说，他的生命过程中，大量时间居住在商洛地区，乡愁、乡情、乡恋，是他作品中难忘的主题。从《秦腔》到《古炉》到《老生》到《带灯》再到《山本》，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写乡土似乎成为他写作的宿命。

对此，贾平凹解释，“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那个地方。我一旦离开农村，到了西安，或者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回头看我这个老家，它感觉不一样了。站在老家这个地方再看全中国，又是看到另一种景象。两种距离不停地参照着。”

贾平凹说，自己下一部作品肯定还是写秦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的南北。最早我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见啥写啥，我把那一段儿叫‘流寇’，写作流寇，到后来是觉得应该先建立个根据地，起码是文学根据地，我才回到老家。”

如果细细盘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1981年汪曾祺发表《大淖记事》，描写故乡江苏高邮；1982年迟子建《北极村童话》，描写故乡黑龙江省漠河县；1991年刘震云《故乡三部曲》，描写河南延津县；1993年陈忠实《白鹿原》，写陕西关中地区白鹿村；1997年韩少功《马桥词典》，描写湖南汨罗；2000年张炜《古船》，描写山东龙口……

这些小说在题材上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而他们描写的小村庄，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取材于自己故乡，甚至是描绘自己的故乡。

有时，写作就是不断地在回望这个地方，不断地在辨析这些经验。把这一个地方写实了，写透了，一种有自己风格的写作可能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一个作家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写作边界，贸然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或者对自己所写的人群并没有多少感受，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写作落实，容易陷入一种编造的虚假之中。把写作的边界定得小一些，反而能把一个人的写作才能集中起来，使之具有在一个点上往下钻探的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