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 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真理

当然，拿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来说明文学源于社会生活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的，人们对此一般也不会产生什么疑义。容易引起疑惑的是那些抒情诗文和神魔小说、童话故事等作品，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再现现实生活，相反，有些作品的内容完全是超现实的。那么，这些作品也是源于生活吗？

回答是肯定的，它们同样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例如下面这几行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郭沫若写于1920年的著名诗篇《天狗》中的一段。从表面看来，这段诗的内容社会生活毫不相干，但在实质上，它却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诗人在一封书信中曾说：“《天狗》一诗……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后写的，对于旧社会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沫若书简》）

这说明，此篇诗作的创作动因，是来自现实生活，是来自诗人对当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封建道德束缚的愤怒反抗。诗人以神话传说中的“天狗”自况，要吞掉月日、星球和宇宙，实际上就是要挣脱一切封建枷锁，要毁灭旧的世界。这样的思想内容，是“五四”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这样的作品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许多情节怪诞的作品，只要剖析它的思想内容，就能看到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例如，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奥地利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变成一只甲虫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看来完全是荒诞不经的，是难以置信的，但是，透过虚安的形式，却让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看到了这个社会将人变成非人的罪恶本质。这样的作品，虽然描写的形象，叙述的故事，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自然形态的东西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却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对现实生活集中的反映。

所以，看文艺作品是不是源于社会生活，不能从表面现象上来考察，而应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界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矛盾论》）

这里既肯定了神话中的矛盾变化是来源于现实矛盾变化，同时又指出了神话中的矛盾变化不是现实矛盾变化的复制。神话中的矛盾变化经由作者的想象和幻想的加工，以变形的描写反映着现实的矛盾变化，二者在形态上是十分不同的。这就告诉我们，在探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只从表面现象着眼，而应看到二者在本质上的联系。

在文学本源问题上，过去也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是今人创作的源泉，只要多读前人的作品，就能搞好创作。清代词学家况周就说过，欲写好词，“其道有二：日性灵流露；日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蕙风词话》卷一）他把天资和学力，看成是搞好创作的两个前提条件。他尤其强调学力的作用，认为这对于创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所谓“书卷酝酸”，就是说要反复诵读前入作品，使之烂熟于心。一旦有了渊博的学识，写作的内容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写作时也就能得心应手，顺利无碍，即所一说的“学力果充”“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学识对于创作固然重要，但把它说成是创作的源泉，那就十分荒谬了。如果说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前人的作品，那么，前人的作品又源于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曾批驳过把前人作品看作文学创作源泉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说明，文学艺术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生活，此外，再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因此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