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唯一一次会面 为何会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索？

上文书我们正说到，随着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孙文也开始了自己的北京之旅，南北两大政治巨人在北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而且最后还发布了由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四人联合声明的协定，将国家的很多大事都确定了下来。

此时，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当选内阁总理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宋教仁在上海遇害了。

杀手武士英和应桂馨很快就被抓住，种种证据都指向了当前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但是，国民党的陈其美同样也有很大的嫌疑。

只是直接的证据是指向赵秉钧的，故而舆论多是声讨袁世凯，百口莫辩的赵秉钧也只好辞去了自己的总理职位，调任直隶都督，然后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

虽然从明面上看，宋教仁的死，直接受益者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但是其实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孙文为首的革命党。

因为宋教仁的死，给了他们武装起义绝佳的理由，无论他们怎么反对袁世凯，都是名正言顺，而且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但是宋教仁的去世，不得不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突然去世，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种建设未来的可能。

本来刚刚走上正轨的国家，此时又要开始回到武力解决的层次了。

宋教仁遇害时，孙文和黄兴等人正在日本访问，听消息后，孙文紧急回国，马上召集部下准备武装推翻袁世凯。

但是回到国内，召集骨干开会一讨论，结果除了陈其美大家都不同意武装起义，尤其黄兴，第一个摇头。

黄兴等人认为，此时的革命已经成功了，而且有《临时约法》在，应该依靠司法程序将事情查清楚，然后用法律解决。

孙文则怒气冲冲的说：“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此时国民党控制的地盘儿只有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然后武装起义，结果三省都反对。

这把孙文着实气的够呛，想立刻带人去找这三个人兴师问罪。其实这三省的都督很明白，根本没办法去跟北洋军打，不是对手。

眼看武装起义不行，那么便只能给袁世凯找点麻烦，不能就这么算了。毕竟此时的国民党还是控制着国会的，虽然宋教仁死了，不过影响力还是有的。

就在孙文打算给袁世凯找茬的时候，北洋这边正好撞到的枪口上。

前文我们曾经说过，在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的时候，向列强借款就是当时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天人吃马喂的可是不小。

当时虽然在同盟会的干涉下，借款的没能成功，可是这事儿还是得往下推进。

毕竟这群大爷都知道没有钱了就找袁世凯要，可是地方上的钱收不上来，又有这么多事儿要办，不借款怎么行呢？

孙文和黄兴，一直反对借款，但是又不拿出其他的方案，只是在这里耗着，看袁世凯每天发愁。

可是袁世凯作为当家人，不能一直无所作为，所以跟列强谈判借款的事儿也就一直在谈着。

由于1913年民国刚刚成立，国内虽然形式上是统一了，但是内部是派系林立，各地都是拥兵自重，随时都有再次爆发内战的可能。

而且当时在国际上仅有巴西、古巴等小国跟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的国际信用自然不高。

因而列强虽然同意借款，但是利息确实是高的吓人，我们拿到手的款项不足二分之一。袁世凯看着这借款的利息，虽说肉疼，但是这事儿还是得办，而且得马上办。

按照正常的流程，这借款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能正式完成，可是此时的国会由国民党牢牢的把控着，怎么可能通过呢？

但是事情又是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下袁世凯只能绕过了国会，在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派赵秉钧、陆徵祥、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消息传出来，国内的舆论又是一片沸腾，尤其是国民党，纷纷指责袁世凯这种绕过国会直接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践踏了《临时约法》的尊严。

孙文更是直接给五国银行写信，阻拦借款进行。

而国会则要求内阁必须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内阁的各位总长们此时也有点发虚，毕竟国会不是自己的地盘，进去了很可能会被喷死。

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来到了众议院。

果然，段祺瑞一露面，国民党议员集体高潮，纷纷用不同的方式问候了北洋政府高管的家属及其本人。

但是段祺瑞可不是吃素的，你骂吧，我听着，等你们骂累了我再说。

等议员们骂够了以后，段祺瑞就是一句话：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思很明确，反正现在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而参议院那边，袁世凯则亲自写信给国民党籍的议长张继，说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眼看着事儿已经到这里，议员们也明白，现在的反对没有意义，况且这是必须要做的。

善后大借款这事情，虽然袁世凯没有按照流程办事，但是不得不说，至少人家在事后态度是良好的，只是求你追认。

并没有像当初黄兴那样，直接用武力威胁议员通过迁都南京的决议。从这一点来看，袁世凯还是个守规矩的人，至少大面儿上期待沟通解决，而不是武力。

但是，此时你不想武力解决，有人想武力解决。

孙文眼看事情已经这样了，直接命令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一起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这一下把袁世凯激怒了。

自己好不容易把借款的事情定下来，你们不出力也就算了，还一直搞破坏，搞破坏自己也能忍，但是居然还用武力威胁自己。

袁世凯对梁说：“我算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有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如果他们敢另立政府，我立刻派兵去讨伐”。

并且明确的告诉梁士诒将这话传递给国民党，并说：告诉他们这是我袁慰庭说的，我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冯国璋、张镇芳、周自齐、阎锡山等人纷纷致电指责孙文，“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各自拉开了架势，随时都有可能开打。

但是此时袁世凯也学聪明了，自己这一方面是绝对不能先动手，不然只会让孙文他们博得更多的同情，自己是干吃哑巴亏。

于是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命令黎元洪兼任，同时又将胡汉民和柏文蔚调离了原来的位置。

这一下，孙文坐不住了，如果自己自己再不动手，那么就要被袁世凯一步步的分化掉了。

于是被罢官的李烈钧首先起义，以讨袁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声明，号召天下一同反袁。

安徽、广东、湖南、上海等地陆续响应纷纷宣布独立。

孙文看着各地的声势逐渐的壮大起来，心中很是得意。当初的辛亥革命可以推翻大清朝，如今这二次革命照样可以推翻你袁世凯。

但是孙文却没有想到，袁世凯也是早有准备，在罢免国民党三位都督的同时，已经命令北洋军进驻了江西，并且不断的增兵。

此时的革命党手中军队虽然不少，但是却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对付前清还可以，此时面对精锐的北洋军，则完全不是对手。

1913年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继而退守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而未能成功。

7月28日，本来就不同意武力讨伐的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1913年8月13日，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1913年占领南昌。9月1日，张勋率武卫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老根据地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这一次，袁世凯一举扫平了南方诸省，巩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

说到这里，有的看官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辛亥革命可以一举成功，而二次革命却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呢？

如果分析其中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

第一、革命党内部不够团结。为了在国会中占据主动，国民党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兼并了其他的几个党派。

这使得新成立的国民党内部不想原来那样的团结，反而是派系林立，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因而孙文提出武力讨伐时，并没有得到全党的支持。

第二、人心向稳。1913年的时候民国已经成立了，前清也推翻了，此时正是踏实搞建设、搞发展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想再打仗了。

对于大多数革命党来说，此时他们革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实在是没有再次革命的必要性。

虽然袁世凯在某些做法上不太合乎规则，但是民主、共和从来也没人搞过，总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孙文的号召。

第三、力量的差距。此时国民党手中的军队虽然不少，但是一无军饷，二无粮草，这群当兵的又怎么可能替你去卖命呢？

而且各省的都督已经稳住了自己的地盘，虽然响应了孙文的号召，但是更多的只是静观其变，然后做一个投机倒把的买卖，并不会真正的拿出家底去同袁世凯拼命。

因此，革命军在兵足的北洋军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

引用《纽约时报》的说法，“当时所谓的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

此言，可谓是精准无比，完美揭示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二次革命“本质。

可见，无论什么时候，胜利者获得胜利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顺应形势，顺应民心，而绝不能逆天而行，否则只能自吞苦果。

此时，虽然孙文等人已经丢弃了国民党，但是袁世凯接下来的路，也不好过，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