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遗留——公职考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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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 - 往后余生马良 - 往后余生03:16来自我的学习之路

这个月相信大家都很忙，忙着考各种各样试，那不妨趁此我们来说说古人的考试，看看古人的考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就选沿用时间最长的科举制来说说，这个用了一千多年，给隋以后的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到最后都舍不得丢掉的科举制到底有啥魔力？

人才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古代的中国，自周开始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纷繁，故也就使的人才选拔不能像西方城邦国家那样面面俱到，那么相适应的制度就开始一个个出现、没落、出现、没落。西方人在名义上决策是偏于从众的，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以及其影响下的国会、议会。而中国皇帝之下，贤相一人抵万语。秦汉时宰相就是国家的政治的一把手，而相之下又有各式各样的官员负责，被称为父母官的这些人是可以凭一己之力决定此地百姓的幸福与否。正是因为这样，人才选拔制度就至关重要，直到今天同样如此。

秦以前采取的是世袭制，个别人才有自荐、他荐，但制度上是世袭，其实这种制度弊端一大堆，对于从征战过后开始治世的秦来说已经不再适用了，始皇还没有仔细考虑，秦便已灭亡。后人们逐渐的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开天辟地的王朝，创造了那么多的制度，没有个属于自己的人才选拔制度甚是不妥，“军功进爵”便成为了秦的人才选拔制度，但秦朝≠秦国，这样划等号还是有不妥的。

到了汉朝，高祖刘邦在打天下时答应过众王，灭秦、灭楚后要给他们一个封王再给块地，可愿望达成以后他后悔了。因为这时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并没有多紧密，天下那么大选些谁去治理就成了问题，于是中央就给地方下命令，地方每年按照人口的占比给中央进献人才，这个标准嘛自然就是后人所熟悉的“举孝廉”。那就有人要问了，

为啥不考试呢？

第一，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不像以后的王朝那么直接，教材都不统一各用各的，考试就很难；第二，西汉初期时诸子百家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影响力，考啥？考谁的也迟迟定不下来；第三，文字有小篆、隶书，文体也有好多种，著名的有楚辞、诗经体和汉赋，各个地方还都用自己的，可以说国家统一了，但文化还没统一。除了前期的不定期选拔人才，后来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定期的人才选拔——举孝廉。举孝廉是这样操作的：除了中央急需用人时会没有规律的随时向地方要人，其他的都有规律，每年向中央举荐孝义、廉洁之人，入太学学习深造，结束后会有个小小的考试，一部分人下放到地方作为官员的备选，开始从基层历练，另一部分入宫给皇帝当亲卫。地方去历练的太学生，地方官员会给他们打分，选拔合适的人入仕。

在中央的也是同样，会给这些皇帝的太学生亲卫组织面试，合格的选去当官（不管是地方还是亲卫，都相当于基层锻炼）。慢慢的这种制度的弊端出现，地方大员对于谁来当官有着一人决定权，时间一长他们就有私心，选取自己亲近之人或者有势力之人，当官也就和普通士子渐行渐远，地方官员培植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学生放到官场，这样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被自己的学生格外照顾。慢慢的地方举荐的也不再是孝廉之人，都是一个个的关系户了。

魏晋时因为战乱，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又一次的疏远

三国鼎立就是个例子，想要像之前一样全国范围系统的选拔人才做不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陈宫就给曹操又出了一个新主意——“九品中正制”。地方和中央的大官、阁老任大中正，由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关系和见识向中央举荐人才，不再是地方按比例而是看举荐的人自己的品行如何了。把人才按照一个标准分为九个等级，一般前两个是不会有新人的，举荐的人才属于哪个等级就在九品册子的第几页。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若被举荐的人到了大错，那么举荐的人也一同要受罚，这样就可以把那些不合格的人才和那些根深蒂固的老毒瘤也一同剔除官员队伍。

可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晋以后中央的权力弱的不像话，再加上战乱人们吃都吃不饱，读书、学问也就成了大家族的私事了和普通老百姓没啥关系，举荐的人选也就越来越集中，世家大族垄断了整个王朝，比如东晋的王、桓、庾、温四大家族。

科举制

终于，来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来到了这片大陆上，之前的一切都好像是准备是试炼，都在为此铺路。科是科目，举则是举荐人才的意思，科举制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从天下士子中选举人才到中央和地方做官。较之前的一些考试来说其选拔范围广、统一文化、公正、客观的特点使的直到1905年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后，共适用了一千三百多年，不过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明清的八股取士对于文人的愚耍，更多的人对于科举的完全否定由于明清一个时期来说，这是不妥的。

首先是报名，须证“自家清白”，工商及后代因为从事营利行业与娼妓、捕快、犯法之人后代不做参考。从乡试、县试、省试、国考，一步步的往前，通过就可获得下个考试的报名表，不同级别的考试做官的范围不同，而国考中合格的为进士，进士及第便说明有做官的资格了，至于实际的分发任用，经吏部再行考试；而这时的考试就看你适合哪个岗位了，所考重其人仪表、口试及行政公文等。较为出名的便是廷推和铨选了，廷推是明代废了宰相之后实行的，因为吏部对于高级官员拿不定主意只能大家商议，铨选则是看考中的官员，适合哪个岗位，按照水平分配岗位，这叫做按能力分配，比起今天一窝蜂的考试个人觉得好的多。此项制度也使用人“重法不重人”，就连皇帝用人也得有一套程序才正当，如若不然会被天下士子所耻笑。故唐中宗时科举制乱象，通过卖官鬻爵进仕途的人会被大家歧视。

但盛世下老百姓的生活安定，人口越来越多，想做官的人也越来越多，政府便不得已逐步放宽，于是“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就想到了扩大政府组织范围，如果这样也解决不了，为了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便有了“员外官”影视剧中“王员外、李员外”出现之多也不足为奇。有了“员外官”、“候补官”从名字上理解便是，等国家分配的官，于是，干事的人没有增多，等待的分配的人天长地久。

古代所谓的“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一大流弊，今天亦存在。

以前鼓励人们读书做官，却不奖励人们当大商人发大财，故全国有能力之人皆求学取仕，于是有些人，便作为“员外”等了一辈子，后来皇帝都将他们忘了，最后郁郁而终。求官者多，得官者少，那便是浪费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人和社会生产力。就这样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南方还好，北方因为要考取功名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为此浪费了一年、两年、三年最后，便有一大部分人随意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

普通高等教育如火如荼的进行，而职业教育鲜有人问津，即使国家激励也无用，只因传统太深入人心，人人都想当入仕，想高人一等，想以后无忧。但职位就只有那点，为了从成千上万的人中选取那么极少数来做官，考试就成了关键，让题不断变难，一小部分人考上了，其他人出门左转或右转，难、再难、变态让考试变了味道，不再是选拔人才而出题，只是为了刁难。让我不禁想问“考试越来越难好不好”，这又得回到刁难的祖宗——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

“八股文”科举考试“刁难”的巅峰了，出题人的脑洞大开，让人很难理解，他出于何种目的。首先引四书五经佳作，在选材上分为“截上、截下、截搭”，举个例子就是尚书中选取一小部分，可以是（一篇中的前部分，也可以是后部分，最不能理解的是选中间的部分），然后在《大学》中选取一篇，同样的配方，最后把这些四分五裂的东西放到一起，有些都不是在讲一件事或者一个道理，硬是让你接下来连在一起去写文章。这是选材。

题目是从选材中挑了一句话，从中选取两个“虚字”凑成一个虚词，这便是题目，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之“必先”二字为题。同时不得评论实事，不得替古人立言，这可就苦了考生了。同时又有小大题之分，小题中的截上，将上文截去；截下将下文截取；截搭则一句截上一句截下，此等题目，本非连上下文不可解，文字表面又不许涉及上下文，谓之犯上，犯下。

有了题目就开始要写文章了，但这之前得先理解这出题人要表达个啥？就是破题，破题就是要表明从这七拼八凑的东西里面你看到了啥，明白了啥，写两句话总括题旨（这是最难的一部分）；又以数语续加申说，这是承题（破题破的好，那么承题也就简单多了）；再用一段总括题意，这是起讲。好了开头完成了，也就是说写了这般多只是表明你想写个啥，你从这个题目中发现了啥想法，当然不能用于评价当下和实事，以及讲得太透彻，会缺少所谓朦胧美。

中国的对偶文字，一般为句和句相对，这里是段和段相对。以下的主体须分为八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两相对，除了前面的那三段外，有数单语谓之入手，每两段之后又有数单语谓之出落，结尾又有数单语谓之落下，其余的都须两两相对。

再回到截搭题小题，截搭题为六股，前两股说上句，其中须隐藏下句的意义，或硬嵌入其字面，谓之钓。后两股做下句，和上句一样，谓之挽。中间两股，从上句说到下句，谓之渡。大题有出至十余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文中不许各章分说，硬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把它连成一片谓之串做。诸如此类，段非专门研究之人，就其格式就得一段时间的研究，而这只是我所列出的大概轮廓罢了。

这种考法最初源于北宋，王安石因为不满当时考詩赋而不重经义，于是提出变法重经义，人们的思想要回到正途来，为了验证考生对于经义的熟练程度，于是就把经义打乱考，随便从某一本书中取一部分，再从另一本书中取，并考察其熟悉程度和联系程度。这遭到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割裂经义原本的初衷是不对的，南宋时开始实行。元朝以后把詩赋和经义两科复合唯一，只剩一门那么难度就直得不断加高了，特别是遇到一些考官为了凸显自己的水平，就随意为之，害人不浅。

在古代那个信息不透明不发达的时代，没有网络那么考生如何了解这种格式呢？就这还随意更改。于是就造成了，人们不再重视学问，而是重视研究格式，有人花大价钱专门请人来教格式。有学问之人因为格式的奇葩而不能有所大用，无学识之人，因其重格式，再加上苦背四书五经，虽不懂其要义，分数却也在学问之人之上。

首先，选材的局限性导致了读书人的研究方向只限于四书五经，成了一个鼠目寸光大谈道理而不懂实际的迂腐之人。没网络的时代，学识之人因为没钱上出题人所设的补课班，那么对于新的题型无从知晓，也只能落个郁郁寡欢。为了能让新的题型让一部分人知道，不至于让别人说自己自私，于是“科举补课班”遍地开花，各种考试手册、辅导教材在古代也是卖得飞起，但这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并非有真才实用。就像今天的公考班，只是为了突击，让考生答题而答题。至于考完哪怕一个字也没记得吗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收费用也和古代一样，价格不菲。

因为科举遗留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通教育下的学生在某些地方因为社会所需量少，毕业等于失业，公考便成了出路，和古代一样士无官而官乏禄，故吏扰民。为了有个稳定的工作，可以说是花足了代价，考试机构利用了这个心理特点便乘机捞钱，和科举之下的一样，几万不等，也因为题越来越难，教知识变成了教方法，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交了钱都可以考上，那么为了打消学生顾虑，便有了交大钱，不过给退的法子，退的话根据交的钱数，比例不等。

除了金钱再就是时间。考试虽然成功率低，但是所操的心少，再加上观念的难以转变，所以更多的人宁愿去考公考不会去干其他的，毕竟有啥工作能有政府稳呢？于是铁了心考试，一考就是几年，一年中就为了考试，结果运气好的还好，不好的几年过去了除了那一摞摞笔记，考完看都懒得看。总是在问自己时间都去哪了，那么去哪了呢？虽然相比古代士子穷极一生，现在人用的时间相对较少，但青春一去不复返啊！慢慢的走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很现实“人活着是为了老了有归宿而努力，不管青春如何，还是要在最好的年纪活出最好的自己呢？”迷茫。

做了两年的公考生，我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每每看到公考机构，为了捞钱让大家去报班，而打出的成功学广告，压力便油然而生。以前从没像现在那么讨厌上岸这个词，就像每个走出大学校门的人一样，成功学慢慢的从让人兴奋、激动，逐渐的演变成了压力，想要逃走的恐惧，成功学到底是要帮别人成功还是捞钱的工具？或者根本就没有成功学？ 把官弄到手是成功还是把官做好了是成功呢？

古人对于做官本来有高尚的追求，道家认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欲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而儒家认为，做官是一种对能力的认可，这种能力“德”重于办事效率，也就是当官更多的是要有一份责任，有责任心里就有百姓，“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若是没有弄懂这层关系，当官只会徒增烦恼，觉得自己很空虚，只能以无数的资财填补。但是八股取士的出现使得做官功利化，越来越难的试题，让考生从学做人、做事到了学做题方法，结果只有技术却也只是个考试型人才而已，脑子却也只用其一罢了。

职业教育的出现可以极大地缓解社会用人的需求以及学生的就业问题，真正的做到一举两得，不再让更多的人荒度时光。而这最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只有观念转变才能真正地让社会稳定运行。

到了近代，从壬寅学制到壬戌学制，从学日本到学美国，政府放弃了已经变质的科举制，开始实行新的学制，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其中，职业教育、女子学堂还有一年两次的高考，让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一年两次高考，即使是今天依然不能完善。

最后说一下，如果一项制度事情，有人去做去执行，虽有争议却也行得稳当，且你一直不理解，那正是他价值的体现。这就是存在正当即合理。考试制度在中国运行千年，科举制终于在国人的声讨中被踩在了脚底，但西人却拿去补足他们政治选举制度的缺陷。而我们却对以往实行了千年的考试制度不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一并地踩在脚下，在近代学习西人那种不考试的制度。幸得中山先生提及“考试制度”，将其列为五权之一，现在仍是沿用体制。若是因为八股取士就一并把科举制归入那不合时宜的一类，这是极不对的，那中国这些人又该怎样。

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不可能一直契合活的人事，根据以往的经验，若一味地学习他人制度，他人的制度根据自己的人事变动而变动，若是不考虑实情而跟着变动，那得是有多愚蠢啊！王安石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吏不良，财有法而莫守，法不善，众有财而莫理。以吾法择吏而守之，可保其行。”可见人事与法加一起才是制度施行的关键。今天也是一样，考试制度的颁布施行，需要不停地调整，整顿市场，不然今天的制度就会重复科举制度的弊端。

发问：对此我们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考试越来越难好不好？越来越难真是人变聪明了还是？素质教育可不可行，可行为啥大家不愿意去执行呢？教育制度和思想、理念以及学校具体的实行充满了矛盾，这又是为何？学习到底是先花一些时间规划好，想好了学还是应该急忙时刻投入学习好呢？想好了学好的话那么为啥大家不想？作业多了好还是少了好？作业多了有没有时间来想题如何做，亦或是作业少了学生就可以去想了呢？到底教育家长扮演了啥角色？监督者？引导者？扔给老师不管？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国家教育考试的大问题，不解决矛盾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