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吕进：诗坛伯乐杨本泉

□吕进/文

诗人杨本泉的名字来自《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若是，是之取尔。”他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开始写诗，即有诗名。杨本泉是在新时期“归来”的，在头上戴着“极右派”帽子的艰苦岁月里，他更懂得了时代，更亲近了大众，所以归来后的诗比过去更深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以后的杨本泉被任命为刚恢复建制的重庆出版社的副总编，在总编田伯萍的支持下，在全国发掘了不少诗歌新人，重庆能被公认为诗歌重镇，诗歌出版也是一个原因。重庆余薇野的《辣椒集》和李钢的《白玫瑰》，成都王尔碑的《流云集》，山东孔孚的《山水清音》，北京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都非常轰动。广州古远清的《中国当代诗论50家》、上海潘颂德的《中国现代诗论40家》也是当时开先河的理论著作。到了新世纪，杨本泉又发现了素不相识的山东工人诗人蔡培国，并出资为他出版诗集。杨本泉力促我为蔡培国的处女诗集《红帆船》写序，我在序言里称蔡培国是“蔡三行”，这个称呼居然流传很广。年近九旬的时候，杨本泉又发现了河南安阳的工人诗人王学忠，多次向我推荐。2009年，新诗研究所邀请了王学忠出席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给王学忠创造了与外国诗人接触的机会。

孔孚当时名不见经传，在当地没有资格单独出书。经诗人邹绛推荐，杨本泉亲当责编，推出了《山水清音》，一举成名。纽约《华侨日报》发表长文，称孔孚为“当今中国新诗坛山水诗派祭酒”。当年我去济南出差，孔孚老是围绕杨本泉问东问西：外貌，年龄，风度等等，对杨本泉充满友好和感激之情。李钢的《白玫瑰》已经基本编成的时候，他又发表了引起诗坛地震的组诗《蓝水兵》，杨本泉坚持把这组诗补编进去，这使得《白玫瑰》的分量大大加重，李钢的《白玫瑰》和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分别获得全国第二届、第三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我的成名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北京《诗刊》也买了几百本赠送给重点培养的作者，这本书的责编也是杨本泉。他是副总编辑，事多，但是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审稿。就是出差，也把这本书稿放在箱子里，有空就读。书的原名是《新诗的本质、创作与鉴赏》，杨本泉删去“本质”二字，去掉了原书名的书生气。《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问世十年后，杨本泉在《云南日报》发现一篇对这本书的好评，高兴之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久不衰的赞赏》。杨本泉到处扶持作者，却坚持在担任副总编期间，绝不在重庆出版社出自己的书。“下台”以后，他出版诗集《绿色小唱》时，要我写序。我的序言题目只有一个字《唉》，但是写了一万多字。他被放逐二十二年，耽误了多少时光啊，为什么不“唉”呢！

肖秧曾在重庆工作，后来又担任四川省长，杨本泉和肖秧的友谊也很感人。杨本泉在北碚兼善中学就读时，有一个叫陈琤的同学，这就是1984年到1992年的重庆市委书记肖秧。肖秧在1947年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时入党，后来被捕。同时被捕的两位同学被处决，肖秧年龄小，个子也小，敌人又抓不到证据，于是被释放了。牺牲的同学，一个姓肖，一个名秧，于是，陈琤从此改名肖秧。1989年春天我去成都到四川省作协开主席团会议。那个时候火车软卧控制很严，开车时，我的房间进来的是市委书记肖秧，他没有带随行人员。我们两人天南海北地几乎聊了一个晚上。肖秧问我：“你认识杨本泉吧？”我说：“好朋友啊！”肖秧幽默地笑起来：“解放前，我读中学时，没有饭吃了，我就到杨本泉那里去打秋风哟。”原来，肖秧那时很穷，有时甚至饿肚子，杨本泉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1948年起就进入新闻界，编辑报纸副刊。肖秧是文学青年，经常向他投稿，由此结识了杨本泉。杨本泉看重他的才华，总是接济他。肖秧后来从北京调来重庆任职后，百忙中去到杨本泉的家看望，还在重庆请杨本泉吃饭，戏称是“还债”。

2012年10月11日新诗研究所在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和他的花瓣握握手——贺穆仁先生九十华诞暨诗歌朗诵会》，穆仁是杨本泉的笔名，会标采自他的诗篇《豆蔻天竺葵》：“和她的花瓣握握手/你的手就香了/你就变成一朵芬芳的花了”。研究生们折了千纸鹤，上面写满各种祝愿，装在一个玻璃罐里，送给他们尊敬的诗人。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陈兴芜也赶来参加活动。吃饭的时候，杨本泉对我说：“我麻着胆子，又订了三年的《重庆晚报》，主要是想看你的文章。”结果，三年过去，到了2016年，93岁的杨本泉仍然好好的，而且，还在他的园地里忙碌。他给我写信说，他写了《“小诗原”与“七月派”》，还打算写《“七月派”在重庆》。他说“这些，或许对《重庆新诗发展史》将来修订时会偶有所补吧！”

11月16日，杨本泉永别了我们。他是一个崇高的人，和他的花瓣握握手，我自己的确都变香了。但是他的诗，他的伯乐风格是会永在的，新诗会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