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汪曾祺总免不了谈吃 老友却称其作品“味道迷人 毫无意义”
汪曾祺：鸭蛋、荸荠庵与五色土副刊
作者 白杏珏
年轻时的汪曾祺（图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
从“鸭蛋”说开去：独具一格的“汪氏风味”
初读汪曾祺，总绕不开一个“吃”字。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一文，不知使高邮鸭蛋成了多少中学生们心照不宣的“暗号”——好鸭蛋必须是质细而油多的，“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端午的鸭蛋》不但“重新定义”了咸鸭蛋，还“重新评价”了袁枚的《随园食单》。汪曾祺对这位老牌“生活艺术家”似乎颇不以为然，上来就说这个食单里好多做法都是道听途说，袁子才“他自己并不会做菜。”由此可见，汪曾祺肯定是会做菜的，并且以此为乐、也以此为傲。多读几篇汪曾祺的文章就知道，比之一般美食家，汪曾祺熟悉一道美食从原材料到最终落盘的每一个流程、与食物有关的一切细节。汪曾祺能写“吃”，是因为他认真体味“吃”这件平常小事，他的眼光不仅落在餐桌上、厨房里，而是看到了与之相关的人、事、物，他笔下的食物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在当代文学的序列中，汪曾祺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众所周知，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期间师从沈从文，才华横溢的他早在40年代便崭露头角，却在80年代以一系列新作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就文学脉络而言，汪曾祺是一名承上启下式的关键人物，他将现代的语言风韵带进了当代，融合了南北文学的特点，在保留士大夫文化底蕴的同时，又寄予民俗民风充分的观照，如此，才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汪式风味”，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
荸荠庵：世俗社会的真实轮廓
汪曾祺在80年代的“复出”以《受戒》发表为标志，这篇作品正好发表于1980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学》。据编辑回忆，一开始，这部作品只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后来，他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及了这篇小说，恰巧被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虽然有些顾虑，但李清泉还是凭借着“艺术的胆量”刊发了这篇独树一帜的作品，最终引起了文坛轰动。
杨毓珉是汪曾祺多年好友，他说《受戒》“味道十分迷人”又“毫无意义”，可谓是相当直观而准确的评价。汪曾祺坦言，这篇小说写的是自己四十多年前的梦，也就是说，这篇小说是典型的“回忆式写作”，是“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的产物。这篇小说的迷人之处，恰在于洗尽了作者的个人感情和创作用意，将汪曾祺关于高邮的记忆擦亮，打磨成珠圆玉润的样貌。荸荠庵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同时又是民间寺庙最真实的体现：与惯常的看法相反，在民间，和尚其实是一种职业，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行会性质的关系，与戏班艺人、锡匠、挑夫等人群并无本质不同。
80年代的汪曾祺，已经不是40年代时专注“现代主义”和文学技艺的年轻人了，在老舍和赵树理的影响下，他将“民间”从一种模糊的审美情怀变成了坚实的社会形态，并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呈现了出来。《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之间萌动的情感固然感人，但汪曾祺对于“荸荠庵”的塑造更值得玩味。
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精确的语言描画出了荸荠庵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的特性：在明海的家乡，“出家”不叫“出家”，而叫“当和尚”；荸荠庵的主管也不叫“方丈”或“住持”，而叫“当家的”。这些细节，配合着对寺内众人的描绘，让读者看见了一个极具世俗烟火气的寺庙，而这，恰恰也是民间宗教的常见形态。正是纯熟的语言，让《受戒》成为了一幅不带说教意味的风俗画，在清新淡雅的色调中呈现出世俗社会的真实轮廓，点出了爱情的红、生活的黑。
认真“下鸡蛋”的好老头儿：汪曾祺与五色土副刊
文如其人，这个评价用在汪曾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而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老头儿”。
汪曾祺曾先后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杂志当过编辑，兴许是这层缘由，让他格外体贴编辑的工作。成名后，汪曾祺的稿约不断，据作家野莽回忆，当时有许多刊物要约汪曾祺的小说，有人找到他头上，托他向汪老约稿，每次汪老说：“哪儿有那多的小说，又不是下鸡蛋，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可唠叨着唠叨着，好脾气的汪老还是一个一个地给人家“下”，一个也不马虎。如今，《汪曾祺全集》里的许多作品落款时还写了“某年某月某日急就”等字样，几乎可以想见汪老赶稿时的匆忙。念及那纷至沓来的稿约，以及最后精雕细琢的作品，我们似乎也可以将汪老看作一位传奇而敬业的“手艺人”了。
汪老与《北京晚报》，更是有着说不尽的缘分。“五色土”副刊的多位编辑都曾编过汪老的稿子，早在80年代，时任“五色土”副刊编辑的李辉就为“居京琐记”栏目向汪曾祺先生约过稿子。1994年5月3日，“五色土”刊发了赵李红与汪老的对话录《汪曾祺——软心肠的好人》，其中谈到汪老首次去台湾，听到台湾评论家对他的小说的评价，“说《复仇》和《受戒》严格说来不是作品是习作，我听后很舒服。《复仇》的模仿痕迹很重，是我四十年代的作品……”对于自己的作品，汪老向来是敞开胸怀接受批评的，也不惮于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局限。
从1994年的那次对谈后，赵李红在“五色土”副刊继续编发了汪曾祺的多篇文章，如《抒情考古学》、《济公坐轿子》、《北京的秋花》和1997年5月8日的生前绝笔《铁凝印象》等。据她回忆，汪老不仅自己寄稿到报社，还请时任《北京日报》编辑的孙郁先生两次带稿给她：“汪老去世的文章最早见于北京晚报，很多人是看了五色土《惊别汪曾祺》 才知道他的突然辞世。汪老的绝笔也是留在北京晚报的。铁凝老师邮寄给我的汪老的《铁凝印象》，写于1997年5月8日，是他逝世前8天完成的。”
这篇绝笔，原本是汪曾祺为铁凝文集所作的序言。1997年春节，赵李红到汪曾祺家登门拜访，看到许多铁凝的著作，得知汪老要为铁凝文集写序。不料，汪老竟于5月16日溘然长逝。5月28日，在汪老的遗体告别会上，赵李红遇见铁凝，共同回忆汪老生前故事，铁凝答应为“五色土”写一篇怀念汪老的文章。此后，铁凝便将汪老绝笔《铁凝印象》与自己所写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寄给了赵李红，这两篇文章分别于1997年6月16日和1997年8月15日发表于《北京晚报》“文学与社会”版面。赵李红本人也在悲痛的心情中，将点滴回忆化作文字，以《惊别汪曾祺》一文表达了对汪老的深切缅怀，于1997年5月21日刊发在“文学与社会”版——“五色土”这一方园地，曾经见证了多少关于汪老的故事。
稿约不断的汪曾祺不仅给“五色土”副刊写稿，甚至还主动帮忙组稿——组稿的理由，是为了鼓励一位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的业余作者。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汪老突然致电赵李红编辑，询问自己托孙郁带的稿子收到了没有。当问及汪老近况，他风趣地说：“我是无事忙啊。最近我管了一个闲事，我看了《北京日报》3月7日女工车军的一篇文章，叫《爱是一束花》，我流泪了。我让林斤澜和邵燕祥每人写了一篇读后感。”最终，汪曾祺的《花溅泪》、林斤澜的《隔河看柳——爱是一束花读后》、邵燕祥的《不止因为真情》在日报发出，日晚报还组织了汪老、林老与无名业余作者车军见面。后来，赵李红将这段文坛佳话写进《汪曾祺来电》发表于“五色土”上。
《大淖记事》中，十一子因巧云被打成重伤后，那些平日里辛劳的普通人都来看望他，“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一生专注于写作的汪老，应该也是以这种喜洋洋、热乎乎的“骄傲”，在观察并经历着生活的吧。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