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的文胆 权倾一时 最后却以这种方式结束人生
1948年11月13日，民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南京自杀身亡。这样一位权倾一时的人物，最后竟然以如此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慨颇多。
陈布雷从一介书生到投身报界进而投奔蒋介石踏入仕途，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教育部常务次长、侍从室第二室主任、三青团常务干事、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
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他作为蒋介石集团最高决策顾问的首席笔杆，笔尖底下风云狂卷，公文纸上浪涛汹涌，地位之显赫，位置之重要，非常人之所能想象。
这样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物，在他人眼里，却是一副“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相”的样子。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从书生到政治家的人物？
1
陈布雷矛盾的人生选择
陈布雷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生，6岁入私塾，熟诵《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中封建主义的因素根深蒂固。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埋首故纸堆，但在经史子集中却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理念，满脑子的“礼仪廉耻”“忠孝仁爱礼义和平”是他们典型的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一旦被“明君”赏识，便会积极投身政治，不遗余力。
1926年，陈布雷已是扬名京沪杭的名记者了，而此时的蒋介石根基未稳，急需网罗人才建立自己的中枢机构，自然就瞄准了年轻有为的陈布雷。
当年春天，蒋托人到沪转送给陈布雷一张附有其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遥致推重之意。
1927年春天，陈布雷和潘公展应邀去南昌会蒋。蒋对其热情有加，让他住进总部西花厅，并由陈果夫介绍其加入国民党。陈布雷感激备至，虽然拒绝了蒋邀其从政之意，但内心对将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已有“士为知己者死”之念。这就为其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陈布雷是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及民族有很深的忧患意识。1904年进入慈溪县中学，在大哥陈屺怀和进步教师的启迪下，广泛阅读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并试与同学、弟弟一起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希望将来能“说劝万千群众，跟随他们一起参加革命行列”。
1911年夏，陈布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应聘到《天铎报》担任撰写记者，开始了报界生涯。
10月武昌首义，当时上海情况尚未明朗，各报纸都大多未敢公开谈论革命，有的还称革命者为“逆军”。
“陈布雷认为《天铎报》绝不可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首义者为‘革军’，连日写评论，以《谈鄂》专题，按日连载，一共写了10篇。从此陈布雷之名更响彻京沪杭一带。”
1921年1月转至新创刊的《商报》任编辑主任。他诛伐曹锟贿选，旗帜鲜明，哀悼孙中山逝世，撰《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驳斥《时事新报》的谬论，才思横溢，笔扫千军，以犀利敢言著称。
有人说他是民国以来在言论上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记者，把他和报界名人北方的张季鸾齐名，合称“北张南陈”。
抗战时期，当蒋介石准备积极抗战时，陈布雷为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热情高涨。“蒋公说明敌国必败与抗战必成之至理。……盖年来体力精神，以此时期为最胜云。” “此二三月中，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
而此时正是陈布雷连襟何吟莒自杀身亡之时，遭此沉重打击之际，陈布雷尚能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寥寥几次心情舒畅之时，对这样一个性格沉郁的人而言，实属罕见。
这种表现绝非是无因的，而是由于当时全国一片抗日热潮，政治形势出现好转，陈布雷似乎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
陈布雷怀有远大的抱负，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使其痛苦，他一再地申明自己“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可见他的志趣是认真做一报人，以言论来激励国人。行政工作带给他的是痛苦居多，而非乐趣。只有在与亲人团聚或山野小游时方能一展笑颜。他在日记中也屡屡反映了自己的这种心境。
1931年，“每日对妻孥闲谈或市小食共饮或出游，意态闲适。然鲁主席已先赴任，屡催余到杭接事，则又为之败兴不浅而。”
1937年“时余以数月积劳，在抗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每日游览湖山，心境稍觉怡旷。然学素常来函告处务及人事，每接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但既已从政而又欲罢不能，便非常羡慕别人自由的记者生活，并告诫友人不可放弃记者生涯。程沧波在回忆的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陈布雷的这种心理。“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
抗战胜利后，他时时总想回到上海去做记者。三十六年间我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由南京特为寄书对我道贺并致其欣羡。”
矛盾的加剧，心灵的痛苦，最终促使其走上了决绝之路。
2
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陈布雷与蒋介石之间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他们同是浙江人，是君臣亦是师友，陈对蒋一直怀有尊重而感激的心情。
1927年初南昌初会，彼此甚感满意。
陈认为蒋公服膺总理，胸襟远大，尊重文人，大有知遇之感。以后一步步踏入政坛，与蒋的关系也越来越近，数十年如一日，朝夕不离蒋之左右，成为蒋须臾不可缺少的“文胆”。
对这位高级幕僚，蒋也是尊重备至。陈布雷50岁生日时，蒋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送，陈布雷极为感动，“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从而更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了。
他信奉蒋介石，想其所想，急其所急，即使在给诸子的遗书中，仍旧说“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之方针上决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
西安事变时，蒋被扣西安，陈布雷当时因为健康的原因未同去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整日焦虑不安，“念蒋公之近状，忧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
当然二人和谐的关系也和陈布雷谨慎的处世风格和蒋介石熟练圆滑的政治策略有关。
陈早年在宁波府中学堂因风潮而被劝自动退学，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他，他再三告诫弟弟，“一定要记住我的教训，慎言慎行，力戒轻举妄动”。
所以他在以后从政的道路上，一直以“慎言慎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下属。
陈布雷私德素来让同事和朋友敬仰，他出头露面的机会很多，但颐指气使却从未有过，为非作歹更是闻所未闻，对所有的人都是彬彬有礼。
他一贯的风格是自谦、自贬，总是谦虚地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能胜任。随从蒋多年也没有一点骄傲的姿态，蒋也十分了解陈的为人，这样一个颇为谦让，而做事又令人满意的人，是蒋求之不得的。
蒋氏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动辄训斥下属，但尊称下属为“先生”者，仅陈布雷一人，推崇之至，可见一斑。
但是，这一切是否就能推断陈蒋之间毫无矛盾？
答案是否定的。
陈布雷对蒋最大的作用是代笔，一切都是秉承蒋的旨意行事。但才华横溢的陈布雷又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一对让其更加痛苦的矛盾。特别对一位性格沉郁、敏感的文人而言，更是精神的折磨。
1936年底，他奉命在杭州编造《西安半月记》，但自己了解的情况与蒋交代的相差太大，他心情烦躁，难以下笔。
虽然后来如数完成了任务，但抱怨之情却难以掩饰，“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3
陈布雷的死因
1948年11月18日，凄风苦雨的石头城传出特大新闻，蒋介石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身亡。关于其死因，一直有很多分析。
有的说陈布雷挨了蒋一巴掌，不堪羞辱，含怒自尽；有的说陈布雷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为党国殉情；有的说陈长期患病，油尽灯枯，自行了断，脱离苦海。种种猜测，不一而足。
每种分析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又嫌片面，陈布雷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内外交困”，身体的痛和外界所施加的心灵的痛，最终使其不堪忍受，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心理学认为，有些人在长期持续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会产生情绪消沉，抑郁，沮丧，进而产生自责自罪的念头，认为自己对社会不再有用，乃至把以往的一般错误夸大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要求处理自己。
这是典型的精神抑郁状态，结果往往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陈布雷身体衰弱由来已久，《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病体带给他的痛苦。他认为“身体衰弱，为人生最大之不幸”。在他留下的多封遗书中也一再地说明，“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的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
可见身体的原因当是其自杀的重要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对时局、对自己多年从政生活的苦闷。
其在杂记中所说，“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这等于就是说，正是这种种外界所施加的痛苦，使其苦苦思索，难以超脱。
还可以在其日记中找到多处可供印证：
“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哀莫大于心死，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可见对这个世界已是何等的失望。
如果陈布雷是一介武夫，他断然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但问题是他有自己的人生理念和准则，多年来凭着坚定的信念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呕心沥血，一旦信仰动摇，这个有着浓厚封建意识的文人便再也难以忍受心灵的煎熬，逃离了这个世界。
和谈将军张治中在侍从室期间和陈是好友，相知甚深，或许他对陈死因的分析是最中肯的。
“有人说他是‘尸谏’，这是一个疑问。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景的刺激，痛苦到了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陈布雷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是由多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的。
本文摘编自《皖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