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国民大会”与国会之争论 大家知道吗？

吴佩孚早在1918年1月入湘之时，即不满段祺瑞之主战政策而有主张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之意。1920年6月13日，吴佩乎率部撤防至郑州，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安福系包办的上海和会电文称：“三年政若丝棼，局同釜破，舍谋统一，无以为救国之方。“鄙意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天津会议上，曹锟、张作霖等就吴佩孚的“国民人会”主张也进行了讨论。

曹、张当面亦未表反对。天津会议后，吴佩孚挟战胜之威，乘机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于8月1日通电全国，再次主张召集国民大会。电文中说：“九年民国，变乱相寻，迫原祸始，军阀与政客阶之后也。”为了发扬真正之民意、“俾军阀无所施其力，政客无所取其巧，奠民国之丕基，而为一劳永逸之计”，力主召开“国民大会”。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采取的是省、县区域性的职业代表制、代议制其目的是什么呢?8月5日，上海驻京《字林西报》记者在长辛店司令部访问了吴佩孚，他回答：“此次举兵…(指直皖之战)…战后所得之良好结果须使国民得以享受，不可由一般奸人从中掠夺而去。

日向曹使所提议之国民大会，其意在使此次改造中国之大业夺之于北京官僚武人之手，而还之真正人民代表使自为办理。”吴佩孚受苏俄二月革命和李大钊的影响，其思想中有进步的一面，他曾在开封演说中称：“佩孚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他曾有“保护劳工”的宣言。正因为如此，吴主张召集“国民大会”，应该说其思想当中有为人民争利益的一面，最起码客观上如此但另一方面，吴佩乎亦有借“国民大会”压制曹锟、张作霖的影响，逼南北总统—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台的用意，以便自己在适当时机成立第三政府上台。“

他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因此，是一个骄妄粗疏”的空想计划由于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有为民众争权益的用意与客观作用，因此该主张一经提出，随即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舆论界持普遍的支持与同情。日人园田一龟评论道“吴佩孚所主张的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限制、由普通人民选出代表商讨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国民大会。宛如一个国家出于大革命打碎了一切旧政治机构、法律等而后重新建设。

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则举国委之于完全没有限制的国民团体来管理，这是一种比俄国过激派更甚的大破坏的危险思想。”2李大钊则于8月17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说：“吴子玉将军提倡的国民大会不过是乘我们民众的意思，不许这些在政治机关上的人干涉我们集会。我们应该赶快随时随地自由集合国民大会。”

八项大纲“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革命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的产物，“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广之，很可以开个新纪元。”《东方杂志》第17卷17号设有专栏刊登文章七篇。杨端六在“国民大会解决时局以来颇惹起全国人士之议论，然除一、二稍抱悲观者外大都以国民大会为解决时局之最好方法，意见之歧，不过组织大会之手续而已彭一湖在《关于国民大会之提议》一文中说：“国民大会之声，已洋洋乎盈于吾人之耳鼓矣。”

在《再论国民大会》一文中又说：“希望现在反对开国民大会的回转头来和我们大家商量怎么开国民大会的方法。”梁启超在《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中说：“军人中有倡召集国民大会之议者，意至美矣。”张一膺在《对于国民大会之商榷》中说：“吴子玉将军，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亟应赞成”，“吴将军百战功高，尤为重心中之重心故不能不望新生民意之吴将军，坚持此正大深远之民治主义，洗九年以来军人之名誉，而易为最高尚最纯洁之人格，则造福于国家者，虽白世犹利赖之。

彼美洲之华盛顿，独非车阀者，何以能造成今日之美为地球各国所宗仰乎。即其不利权利之一念所以为众父也。”王澂作文《国民大会之商榷》说：“吴君提议国民大会……吾人对此议能勿钦佩孚君之卓见，能勿钦佩孚君之敢言。”程耿作《余对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一文说：“自余观之，即国民大会经武力之压迫而不发生政治改良之结果然于民国前途之改进方面，仍具非常之功效，盖既促进人民对于国家有一席非常之接触其能引起高度之爱国心则甚彰明也由斯以谈，无论国民大会之能不能发生效力吾人民终须抱一种出面组织之决心，踟蹰态度，决非所宜也。”

以上可以概见知识界、舆论界热烈支持吴佩孚召集国民大会主张的情况。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相继成立了国民大会“促进会”等名目的各种社团组织。吴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事的言行并非违心之举，且不难理解。孔孟之道也强调民心向背对一个民族、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所起的巨大作用。

“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吴氏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在其通电中溢于言表。他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抱定“民为邦本”之说，他阅读《二十三史》认为：“把握中国传统精神的，是中国人民自觉向心力。有违背我四万万人民心力趋向的按已往的历史看，是终久归于失败的。”

人民不会忘记国家而国家焉能忘记人民，本次原则，以人民心力趋向为趋向而立民本主义，开“国民大会以定国是②吴氏认为，该会既能避免军人武夫干政、政客官僚投机钻营；又可消除国会权力冲突和意见条执；武力无法压迫，金钱无从收买；而农、工、商、学各会既为法定机关，使能代表真正民意，一切捣乱奸人，无可借口雌黄，遂可解决国事纠纷，期能纳入宪政轨道，从而另造新宪法，制定新法统，建设民治新国家，高国强兵吴氏并严厉驳斥那种认为“国民幼稚”，“民智未开”，不能实行“民治”的说法道：“若谓人民智识幼稚，恐国民大会代表未必洞谙法律，此乃过滤之论。

一省数十县，一县各公团，其数十名代表尤选不出耶?况从前所谓议员者，非金钱收买，即武力挟持。今国民代表，系从各地方、各公团推出贿买无从着手，武力亦无法可施虽不能谓完全纯粹民意比较狭义的选举制，自较公允。总之，国家政治，既不能为中产阶级以上所操纵，而议会制度，尤不能为中等智识以上所包办。”

1这是因为，北洋政府规定：“主权在民，载在约法；国民自决，更为当今世界潮流”，②所以召开“国民大会”无可阻挡。其思想的先进性无庸置疑，这也是李大钊支持他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有扩张自己势力的因素有“言大而夸”之嫌因此随着拥护“国民大会”舆论的扩展，反对者亦随之出现《晨报》曾将反对派进行了分类：甲，政府派，主指徐世昌与靳云鹏，他们担心国民大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乙，军阀派，军阀担心国民大会将废督裁兵。

丙，造谣派。如安福余党与日本报界。丁，揣测派。担心吴佩孚别有用心。戊，中立派。认为人民开化程度不够。己，批评派。以为国民大会只解决和议问题不须制宪。在这几类中，造谣派描测派、中立派、批评派等其主张影响不足论，而政府派军阀派却极为重要。政府派即大总统徐世昌与国务总理靳云鹏等持坚定的反对态度因为“国民大会”必然会危及他们总统与总理位置。靳云鹏悼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

8月17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公开答记者问说：“一般国民，但求安居乐业，而不欲闻国政之如何，此为真正之民意。民无意于国政，而谈解决国政之大会，为出于民意之自动，谓非少数之民假借名义而何?真民意彻不能发纾，徒供假借名义者之利用。”

最后他得出结论：“既不应有国民大会”。1靳氏立场对国民大会颇有微词但又不敢开罪于吴佩孚，故一开始他就采取了拖宕的办法，一面勒令内务部拟定办法召集“国民大会”；另一方面却“久未提交阁议”并借口“法律上根据之薄弱，事实上实施之困难，而有不肯召集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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