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就是一部“谜书”
——《红楼梦》写作手法探微（7）
作者：至真斋主
新红学的创始人、被当今红学家们奉为国学大师的胡适，在他的著作《红楼梦考证》中批评、嘲笑索隐派是“猜笨谜”。他说：“第二派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作代表。......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记得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因为做谜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齐和梁两朝都是姓萧的；其次，把‘萧萧下’的‘萧萧’解作两个姓萧的朝代；其次，二萧的下面是那姓陈的陈朝。想着了‘陳’字，然后把偏旁去掉(无边)；再把‘東’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谜底！你若不能绕这许多湾子，休想猜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用一个极难猜出的谜语例子来批评、嘲笑红学索隐派，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那些跟胡适一样国学基础差，又不喜欢动脑筋的红迷，包括某些红学家，极易被胡适所举的例子迷惑。当今一些红迷动不动就说索隐是猜笨谜就是明证。在胡适的欺骗、迷惑、误导下，一些红学研究者不敢索隐，即便是在运用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他们也不敢说是索隐，而冠之以“考证”之名，似乎只有“考证”才是科学研究，而“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谜。胡适的流毒散布甚广，时间近百年，危害极深，甚至当今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的某些学者都中毒颇深，一谈索隐就色变，似乎索隐是禁区。一些红学专业期刊也几乎不发索隐的文章，索隐的文章只能在网站论坛、博客、公众号自媒体等处发布，还被某些红学家斥之为“民科”。今天我就来辨析一下什么是谜书？索隐是不是破解谜书的方法？《红楼梦》是不是谜书？
在说谜书之前我首先说说什么是谜语，因为谜书就是由一系列谜语构成的。谜语主要指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隐语。谜语的前身是隐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隐语的解释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别出一说曰遁辞，不直言曰谲，以彼喻此曰譬。由此我们可以说，隐语是隐去本事而假以他辞来暗示的语言。根据隐语的作用，可以把隐语分为三类：密言（只少数人能懂，且在小圈子内使用流传的语言）、测智（作为一种测试智力的游戏）、谲谏（委婉的规劝之语）三类。谜语在中国起源很早，据《尚书·汤誓》记载：“时日曷丧？予以汝偕亡。”大意是：“太阳呵，你什么时候才丧亡呢？让我和你一同去死吧。”这首歌谣采用隐语诅咒暴君夏桀，因为他曾说过：“我有天下，如同天之有日，日亡我就亡。”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老百姓不敢明言，私下里用隐语发泄怨怒之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谜语雏形已经形成，并且给起了名字叫“廋辞”和“隐语”。据刘勰《文心雕龙》记载：“楚庄齐威，性好隐语。”也就是说楚庄王、齐威王喜欢隐语，而不愿意听直截了当的忠言。战国后期出现了赋体隐语，其中以荀子的《附论篇》最具代表性。到了汉代出现了射覆活动，就是把东西放在器物下面让人猜。我们有时候也把猜谜语叫做射覆。到了宋代有了专业谜语和谜社组织，同时诞生了“灯谜”。元明两朝谜语盛行不衰。明朝还出现了一些研究谜语的论著和收录谜语的专集，其中有冯梦龙的《黄山谜》，黄周星的《廋词四十笺》及贺从善的《千文虎》等。到了清朝中期以后，谜语进入成熟期，人们追求谜语扣合的严谨，谜语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到了今天，全国各地的猜谜活动蓬勃发展，尤其是每年的正月十五猜灯谜活动成了节日的主要内容。谜语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如今作为国粹被国家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谜语都像胡适举例的那样谁都猜不着，只有出谜的作者知道谜底，猜谜活动不但不能普及，而且早就偃旗息鼓了。
中国最早的文谜是南朝宋代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捷悟篇》中所载的曹娥碑离合体文迷：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虀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大意是：魏武帝曹操曾经从曹娥碑旁路过，杨修跟随着他，看见碑的背面写着“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懂吗？”杨修回答说：“懂。”曹操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叫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另外写下来。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色丝合成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少女合成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女子合成好字；虀臼，是承受辛辣东西的，受辛合成辞（辤）字：这就是‘绝妙好辞’。”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结果和杨修的一样，于是感叹地说：“我的才力赶不上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在封建极权时代，文人们为了表达被统治者压制禁锢的思想感情，或者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有时候不得不采用隐语的方式为文。最著名的用隐语写成的文章是南宋遗民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这篇文章的开篇就让人一头雾水：“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大意是：“早先，我的老朋友唐宰相鲁郡公在南剑州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我以普通老百姓身份投军在他麾下。第二年，在漳江边上与他分手。又过了一年，鲁郡公因事路过张睢阳庙和颜杲卿驻军处常山一带，慷慨悲歌，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追随诸先烈游于黄泉。如今他的遗诗都留在人间，可以为证。”
“唐宰相鲁公”指的是唐朝宰相颜真卿。颜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唐朝著名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 、司徒颜杲卿从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年），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他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谢翱是南宋末年人，他怎么会投在唐朝宰相颜真卿的麾下呢？这个“唐宰相鲁公”一定是假托之名，而且这个人一定在元朝是被禁止提起的。要想知道这个“唐宰相鲁公”隐写的是谁，就要根据谢翱的经历和在当时与“唐宰相鲁公”地位名声相似的人来“索隐”，如果不探赜索隐出文章背后的真相来，就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谢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号宋累，又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霞浦），徙建宁浦城（今属福建）。宋度宗咸淳年间应进士举不第。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开府延平，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奔，任咨议参军。文天祥兵败，谢翱脱身避地浙东，往来于永嘉、括苍等地，与方凤、吴思齐、邓牧等结月泉吟社。《登西台恸哭记》写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谢翱与友人登西台（今浙江桐庐西富春山）祭悼的这个“唐宰相鲁公”就是文天祥无疑。
文天祥（1236-1283），南宋爱国诗人，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5万人，入卫临安。旋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留，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德祐二年（1276）五月，文天祥在福州与张世杰、礼部侍郎陆秀夫、右丞相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建策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元朝蒙、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将其押赴厓山（今新会南），令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之，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后被解至元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文天祥于大都就义。终年47岁。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
谢翱在文章中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这是在隐写文天祥曾作《正气歌》，在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张睢阳（708年－757年）：即张巡。据《旧唐书·张巡传》记载，安禄山叛乱，张巡固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每次上阵督战，大声呼喊，牙齿都咬碎了。城破被俘，拒不投降，敌将问他：“闻君每战，皆目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张巡回答说：“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敌将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颜杲卿（692年－756年）：颜真卿的从兄。据《新唐书·颜杲卿传》记载，安禄山叛乱时，他起兵讨伐，后城破被俘，当面大骂安禄山，被钩断舌头，仍不屈，被杀死。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他愿像张巡、颜杲卿那样慷慨赴死。而在谢翱的祭悼文章中，“唐宰相鲁公”果然“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
谢翱在元人统治下哭悼一个反元的宋朝英雄，这是要冒着杀头危险的。他哭悼抗元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在怀念已经灭亡的宋朝故国。元朝文网森严，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文章不能明言祭悼文天祥，只能托名唐朝宰相鲁国公颜真卿。与谢翱同往西台祭悼的友人他也不提姓名，而是以甲、乙、丙代替。文章也不能明说文天祥为国捐躯，而是以在安史之乱中张巡守卫睢阳、颜杲卿守卫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谢翱在文章中说，他想模仿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的体例作《季汉月表》，实际上他是说要撰写《季宋月表》，以悼念宋亡，从此中华正统已绝，表现了谢翱强烈的民族立场。《登西台恸哭记》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表达了对文天祥的无比崇敬和悲恸之情。为避开元朝统治者的文网，文章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写元朝年号，而以甲子纪年称之，这种写作手法与《红楼梦》何其相似！如果我们不以“索隐”的方法破解这篇文章的“真事隐”，我们就会被表面的“假语存”所迷惑。
南宋遗民在蒙元统治者的高压文网下，为祭奠抗元英烈，表达怀念故国之情，不得已采用隐语的方式写作，与之类似的是明遗民也常采用这种方式为文。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学问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等。他的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进士，天启中的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其为“忠臣孤子”。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廷屡次诏征，皆辞免。
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在元、明之际广为流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之笺注、索隐、题记序跋者不乏其人。明亡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明遗民对故国怀念之情愈发深切，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又一次受到明遗民的高度重视。黄宗羲曾为之作注，以寄托其麦秀、黍离之悲，民族沦亡之痛。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曾从学于王征南学内家拳法。王征南(1617-1669)，名来咸，字征南。浙江宁波府奉化人。 早年从军，以“七矢破的，补临山把总”，由于屡立战功，官至于“都督佥事副总兵”。由于参与反清复明斗争，事败后隐居乡野，“终身菜食以明其志”。王征南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武当派拳师。同样参加过抗清的黄宗羲失败后返乡，在宁波城西的白云庄讲学，结识了王征南，两人成为好友。黄宗羲撰写了《王征南墓志铭》。其铭文开篇写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张三丰是元末明初人，曾出手相助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登基后曾多次派人寻找张三丰。而黄宗羲却说张三丰是宋朝人，且写作“张三峰”，这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提起明朝及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为后文用“徽宗召之”隐写“朱元璋召之”作伏笔。王征南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黄宗羲的铭文写王征南“生于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于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于同岙之阳。”不具帝王年号，而以干支纪年，其怀念旧朝蔑视新朝的民族感情表露无遗。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利侠教授在《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一文中说：“身处在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遭受着家国与民族的双重灾难，回天无力，报国无门。这种萧索、凄凉的景象，最能够契合他们的处境，是‘摇落深知宋玉悲’，所以也最容易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真实强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一般还认为，花色红，红即‘朱’，与朱明王朝就有了某种婉转而密切的联系。百花盛开的春天，有王朝兴盛的象征意蕴；风飘万点、春意阑珊的暮春之景，是明王朝从没落逐渐走向败亡的最佳比喻。清初诗人喜咏落花，借对落花的诸多感叹来表达对故国旧君的哀思与凭吊，从而为落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同时赋予了这一主题更加深厚的情感内涵和独特的时代气息。”
我们吴氏红学的九峰真人在文章《红楼梦中一些风物的特殊寓意是解读思想内涵的关键》中说：“《红楼梦》的思想内涵是高度的民族主义，由于构思的巧妙和写作手法的隐蔽，自抄本传播以来，一些人看不懂她的思想内涵。清朝被推翻以后，尤其是受胡适红学的影响，广大读者更是失去了对本书思想内涵的敏感和认知，形成今天附庸风雅的胡适派官方红学。一些红学家钻进一个包衣奴才家族，牵强附会地考证与对应曹家事，把改朝换代国仇家恨的宏大主题与民族主义情结，狭隘猥琐地解读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红楼梦》既然是小说，他就不是天书，不管作者把主旨设计得多么隐蔽，我们可以看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播明遗民思想。作者既然要传播明遗民思想，那么，对于小说中绝大多数隐藏的秘密，读者只要抓住特殊的写作手法就能准确破译。”他还把书中的风物按照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作者憎恶的阵营有风、雪、金、水、秋等；二、作者喜爱的阵营有月、玉、红、朱、赤、香、春、梅花等。
《红楼梦》其实就是一部用一些有特定寓意的符号、意象、谜语、隐语等创作的“谜书”。作品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用“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写作手法。故意隐去了地域邦国、朝代年纪，国都用“长安”“中京”指代，作者假托“石头”下世造历然后撰写《石头记》，可见书中提到的“空空道人”、“吴玉峰”、“东鲁孔梅溪”和“曹雪芹”都应该是化名，本书的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等也都是化名，他们的真实身份都要经过索隐和考证来确定。这部书借石兄之口说不干涉朝政，而却采用隐语来书写，其背面隐写的故实必然是干涉朝政的。而胡适及当今的红学家却把书中的化名当做真名，在曹家寻找“曹雪芹”，正像红友所嘲讽的那样：“在山东鲁家庄考证鲁迅”。这样的研究居然还打着科学的旗号，真是玷污了“科学”的神圣之意！
胡适及其追随者们以“考证派”自诩。他们以为只有“考证”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索隐”则被他们贬斥为牵强附会。什么是考证？考，就是推求、研究；证，就是验证、证实。考证就是根据资料来推求研究、证实和说明文献或历史等问题。什么是索隐？索，就是寻求、探索；隐，就是隐藏的事物、事实；索隐就是探求隐微奥秘的道理。“索隐”语出《易经·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孔颖达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 我们从上面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一文可知，不索隐就根本不知文章在写什么，其背后的真相只有通过索隐才能揭示出来。而《红楼梦》大量的采用具有特定指代的隐语，这些隐语跟明遗民诗文中常用的隐语含义是一样的，读懂了明遗民的诗文也就读懂了《红楼梦》。如果不对书中的隐语含义进行索隐，那么也就看看其表面的“假语存”故事，即便如此也看得云里雾里，因为书中一些表面文字的“坑”你就是打破脑袋也很难想明白。比如，诗书礼仪之家的林黛玉为啥骂刘姥姥“母蝗虫”？刘姥姥就在距离贾家不远的郊区居住却说她从千里之外而来？黛玉葬花时为啥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虎兕相逢”、“白骨如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都是什么意思？等等。
可以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谜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如果不采用“索隐”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书中的“隐语”全部破解出来，把书中涉及到的知识全部注解出来，从而揭开本书的奥秘，我们就真的辜负了作者的一片痴心，不解其中味。而胡适的研究美其名曰“考证”，但是胡适找到的资料并不可靠且自相矛盾，其实是牵强附会而已。胡适创立新红学将近一百年了，那些追随胡适的红学家们要么只研究书中的“假语存”而鄙视“真事隐”，要么一头扎在曹家挖掘史料，这样研究《红楼梦》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再研究一百年也摸不到红楼真相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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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