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原的生灵照亮的心空——《西海都市报》记者独家专访作家龙仁青

近日，青海省作家龙仁青先生的自然文学散文集《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和《高原上的那些花儿》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李敬泽、刘醒龙、阿来倾情推荐，青海省摄影家鲍永清和才让当周为散文集提供配图。《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和《高原上的那些花儿》被称为“龙仁青先生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诗人马非语）。本期《第一阅读·昆仑》栏目推出龙仁青先生的独家专访，分享龙仁青先生创作《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和《高原上的那些花儿》的心路历程。

记者：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一直关注着您的创作。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是您文学创作的一次转型，您认同转型这个说法吗？也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文学创作历程，以便使尚未了解您文学创作的读者对此有个简单的了解。

龙仁青：那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文学创作经历。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的，起初是用藏文写作，在当时的一些藏文报刊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作品，现在回头去看，“惨不忍睹”，只能算是一些练笔之作吧。好在，但凡作家，大概都经历过这样青涩的开始。后来我尝试着用汉语写东西，后又开始用汉藏双语写作，也开始了汉藏互译。创作主要以小说为主，翻译基本是被动选择，大体是去完成一些翻译任务。从那时到现在，也创作翻译了不少东西，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章恰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汉藏语文学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出版的原创、翻译作品也有近30部了。也获过一些奖。

你提及的转型，我知道是指我之前一直从事小说创作，怎么忽然改写散文了。其实，我至今一直迷恋小说，枕边书基本是一些小说作品，也做着写出一些能够超越此前发表的小说作品的梦。我甚至认为，之所以写散文，是为今后写小说在做准备。散文往往是行走与阅读的结果，这其实也是一个积累与丰富的过程。而真正厚实的小说，需要这样一个沉淀的过程。《高原上的那些花儿》和《高原上的那些鸟儿》是我近年有关花卉鸟禽的一些散文随笔，我个人也把它看成是我写作经验趋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些所得。这些文字，属于自然文学写作范畴。大家知道，自然文学在形式上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这也是我近年没有发表小说作品，却写了这样两本小册子以及其他一些散文作品的另一个原因吧。

记者：什么时候您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自然文学上？

龙仁青：《高原上的那些花儿》和《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出版之前，我曾向担任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诗人马非先生谈及我对青藏高原野生花卉与野生鸟禽的倾心与关注，这次谈话，也促成了这样两本小册子的写作与出版。如果说真的存在关注点转移，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此之前，我阅读了同样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自然物语丛书，就被深深吸引，便开始按图索骥，网购了更多自然文学方面的书籍，其中，程虹女士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更是深深影响了我。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位生活在高原的青海作家，创作自然文学是不是有着先天的优势，如果有，又体现在哪里？

龙仁青：自然文学在美国的兴起，促成美国开始重视自然生态，促成了黄石国家公园的建成。而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已经有三江源、祁连山两个国家公园，青海湖、昆仑山国家公园也在规划当中。未来青海还将陆续把一些生态价值重要、自然景观独特、文化遗产精华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显然，这为青海作家的自然文学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同时也提供了绝佳的创作机遇，可以说千载难逢。作为山宗水源的青海，在全国省区中，青海自然文学写作的地位与优势显而易见。我个人认为，在这样一种热潮中，我们的文学跟进略显滞后，我们的作家必须迎头赶上，这也是我个人的使命和义务。

记者：您是怎样理解自然文学的？

龙仁青：有一个词叫“情器”，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恰好可以解释什么是自然文学。在这个词里，“器”是指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情”则指世界与人类、万物的相互依存关系，自然文学要书写的便是这种关系。藏族常常以一只碗和碗中所盛的水来比喻情器，这个比喻便有了自然文学的意蕴。自然文学写作要求作家经受自然科学的洗礼与锻炼，需要加强和拓宽自然、博物等方面的知识。但我个人更为看重的一点是，自然文学作家需要有一颗自然万物皆平等的心灵，以“大地伦理”的理念看待自然，亲近自然，尊重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深知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记者：您的散文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正如有评论家说，您是一位缺乏“形式激情的作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您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自然文学创作的价值的？

龙仁青：我个人认为，比之小说创作的缜密逻辑和诗歌创作的激情表达，散文写作更能够考验作家的学识与才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写作是最能够锻炼作家把行走、观察、体验、阅读等融为一体，从而获得个人经验与认知的升华，产生独到见解，书写个人话语。散文的“散”指的是书写的广度与深度，这个“度”依靠形式激情永远不能抵达。我的散文写作，是我抵近这个“度”的努力的结果，离我想要达到的“度”尚有一段距离。

至于我的书写是否有价值，这是我个人不能作出评判的，只有把它交给读者与时间。

记者：在这两本书中，除了自然，我依旧读到了一些人文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童年，这使得您笔下的万物有了属于自己的烙印。在自然文学的创作中，您如何平衡自然与人文的关系？

龙仁青：在我一点点地向着自然文学写作靠近的时候，蓦然回首，发现早在孩童时期，我似乎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准备。我生长在草原，从小放牧牛羊，与自然山水那么近，与花卉鸟禽那么亲。特别是众生为母的朴素理念，在我尚未接触到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个人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的一名成员”的认识问题。这让我在自然文学的写作中欣喜不已，这可能也是我的文字不由自主地沉溺于童年与记忆中的原因之一。

就像“情器”理论，自然与人文原本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也是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始终把国家公园保护区域内的原住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视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

记者：这几年阅读和书写自然文学成为了很多作家热衷的事情 ，您觉得自然文学对当代文学会起到哪些影响？

龙仁青：刚刚收到今年第5期《人民文学》，打开目录，便看到目录里有了“自然文学辑”栏目，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文学写作在我国的地位。也有人预言，新冠疫情之后，自然文学写作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我个人认为，无论任何写作，当一个人有了“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认知，他的写作一定是温情的，善良的，博大的，有爱的。

记者：您个人如何评价这两本书对您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影响？自然文学的创作会成为您今后创作的一种持续状态吗？

龙仁青：这两本小册子还在创作阶段，我就把已经完成的篇章投给《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这些报刊先后刊发了我的文字，并引发了学者与读者的评说。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门刊文，对这两本小册子给予了较高评价，“学习强国”等多个网络平台转发了这篇评论。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涉猎自然文学写作的鼓励，当然也是鞭策，我应当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文字。

记者：让我们的话题回到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您是怎样看待自然文学创作中的形式和内容问题的，您又是如何平衡两者关系的？

龙仁青：我似乎没太考虑过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形式与内容是水渠与水的关系，即所谓水到渠成。有了充盈的“水”，就不必对“渠”太刻意。或者说，写作者在“水”到来之前，就应该悉心修筑“渠”，反复开掘，修正，而最终要让“渠”在水中化为无形。当然，我的文字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我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追求。

（记者 李皓 王十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