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边 政府请来设计师改造了半个村 这些“样板房”为何而造？
要想见识“现代浙江复古民居”，你可以从杭州市区出发，往西南方向开车 1 小时。
一个叫东梓关的村子新建了一片集合住宅，它们遵循大天井、高围墙和人字线的传统构造，看起来简洁干净，像是没有岁月痕迹的“老房子”。
这是杭州市政府召集设计师进行的新项目。这些宅子会部分再现明清时期或者更早时候的建筑样式，不过谁会住在里头——是上了年纪的村民，还是猎奇的外来者，没有统一的说法。政府的规划部门在去年年底把“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颁给了这些房子的设计公司 gad。
和大多数中国南方的村庄一样，东梓关很平常：村子没有可观的财政收入，大多就业机会来自一个水厂。村政府维护着差强人意的景点——几栋清末的老房子和一个新修的村史馆。年轻人大批出走，留在村里的人无非是在未被征收的几亩地里耕种，配合新推行的垃圾污水处理方法，购买数额不高的养老保险。如果天气恶劣，危房里的村民知道，自己会被安排到一个临时住所。
村民住宅也大同小异。红砖、尖顶、罗马柱，有的欧式，有的明清，它们往往一面排开，色调明亮。如果你坐火车路过江浙一带，你会发现很多私房都是这种风格。规划者们如今认为，这其中没有丝毫美感可言。但村民们觉得这没什么，那些最先富起来的人都盖这样的房子，它代表“生活不错”。
那些水墨画儿一般的新房子从 2 年前开始慢慢地在东梓关的西南角显现，村子就被分成了两块，截然不同。新房子看起来就像冒进的开发商随手划出的度假村，和村子的其余部分没有关系。村民们抱怨说房子看起来不伦不类，尤其门外铺的一圈鹅卵石路面，他们不知道用来做什么。
政府的规划意图听起来很美好：借着新房子和政府持续不断的农村优惠政策，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2000 人的村子可以再度变得富有。因为北面靠着富春江，这里以前是个小有名气的落水码头。政府认为，这些新房子会带来话题和人流量。
去年秋天，陆陆续续有人来东梓关。他们手持相机或仰头操控无人机，在离开后评价这些白墙黑瓦的建筑隐约有吴冠中山水画的技法。一位从杭州市富阳区驾车来的摄影爱好者说，他非常想要一栋这样的房子，这已经是他半年里第二次来看房了。
造房子
建筑设计公司 gad 如今也认为，这意义重大。不过负责这个项目的设计师本来认为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项目”，他这几日返村时见到村子里停满了车，才改变了想法。
gad 希望强调这是团队的设计成果，因此要求《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对项目负责设计师匿名。
东梓关民居是 gad 的第一个乡村建筑项目，他们是满怀新鲜感开始的。2014 年，gad 团队受邀到东梓关实地考察时，设计师挺受鼓舞，在社交网络上感叹这里“水系、古樟、老房子应有尽有”，“急需激活”。
但很快建筑师就意识到，自己能做的有限。和城市开发一样，这同样是个“命题作文”：gad 团队被分到了一块 25 亩的地（相当于 16666 平方米），他们的直接甲方——东梓关村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在这块地上盖 47 幢住宅。数字是经过细致统计的，47 户房子的业主包括村庄规划中产生的拆迁户，也包括村里的住房困难户。根据农村拆迁安置房的规定，这些房子的落地面积差不多都是 120 平米。
除此之外，设计师说，他们没有接到更多来自官方的指令。
这位 30 多岁的设计师称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向未来的”。他在南京大学修读建筑专业时，导师张雷是南京大学可持续乡土建筑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不过在毕业后他加入了 gad。这家公司前身是绿城设计院，和房地产公司绿城集团有大量的合作。 gad 并不是设计公司在乡村的先行者。在 2014 年接手这个项目时，gad 的团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设计城市里的高档住宅上，售价通常每平米在 3 万 - 10万元人民币。
gad 过去项目中有不小的比例是传统的中式院落，这些项目充满了标志性的庭院、窗格和挑起的屋檐。过去几年，城市的富裕人群和中产阶级在住宅和家居这两件事上默契地抵达了传统的东方审美。gad 意识到“这是个井喷的需求”，于是抓住了它，发展成了员工数 850 人的设计集团。
gad 设计的中式住宅，图片来自 gad
看起来，乡村的规划者现在也想追赶这股潮流，他们的复古精神中倒是兼具未来主义。设计师本来还打算在东梓关的这些民居的墙面上也穿插着加入鹅卵石、青砖，让它看起来更像自然的乡村。这个想法会讨城市业主的喜欢，设计的同行们也会乐于讨论立面复杂的肌理。但毫无疑问，它会提高造价。
村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点。通常来说，如果把造房子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花几个月就能拔地而起一座三层独栋——这也是乡村拆迁安置房的常见做法，村民们拥有更多决定权，也更果断迅速。这种自主权很可贵，所以他们通常不会为了房子的样式这种小事苦恼，最不济，还可以参考官方发布的《新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 。这些房子的造价通常都不会超过二三十万。
“我们当时抓住了很重要的点，便宜。”设计师说。结果就是，这家务实的建筑设计公司放弃了传统的材料和工艺，完全使用当代材料和当代的建筑结构，反倒形成了一种“通过当代的手法抽象了传统神韵”的特殊效果。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罗志刚评价东梓关的这些新建筑时说：“颇有‘中国味道’式的创新。”
造价呢，控制在了每平米 1376 元，几乎是 gad 日常项目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单栋房子的价格不会超出 40 万太多。 按照村支书许时新的说法，杭州市政府还补贴了超过 1000 万元用于房子的配套设施，包括铺设电线、网线、煤气和水管道，同时也包括屋外的景观、道路、绿化，和老区西边塘的整治。
除此之外，这家习惯于和城市客户打交道的设计公司认为，他们还给村子里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新东西——在过去的两年里，项目负责人到村里的次数可能超过 80 次，其中有两次，他和几位村民开了座谈会。一份包含十多个问题的问卷在座谈会上被发给这些业主。
“如果我不提议，村里面怎么可能有呢？但这是我做任何项目的工作方式。所以我让他们安排，让我和村民见面。他们是我的终端用户。”设计师说，他不放心把这件事交给政府做，他们很难“做得漂亮”。
意见者
但建筑师悉心设计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终端用户”最关心的。从一些选项的回答人数来看，他们中的一些可能无法设想书房、电脑房的问题意味着什么。即便经过了座谈会，包括 61 号宅子的主人方炳鑫在内，几位村民都说，他们看到施工前的平面图时，“觉得这样设计不是很合理”，“设计成这样我们也是没有想到”。
这些用户没这么好对付，至少，“没有跟城市的人沟通理念那么一致”。
要解释这一点并不难，现实中的乡村是在动荡的二十世纪里建造，而不是设计者和城市中产希望回归的十八十九世纪。他们中的一些至今还管村政府叫“大队”，家里挂着毛主席像和“存在就是真理”的题字。如果设计师打算先去和村民们做访谈，最常见的回答会是：“问我们有什么用，还不是政府说怎么造就怎么造。”
gad 的设计师回忆说，座谈会的整体气氛非常安静，几乎没有人提出疑问。
房子尚未完全竣工时，为了显示公正，村政府组织了一次抽签，抽签将决定每间房子的归属。在那之后，设计师说，业主时不时地跑到施工现场。和座谈会相比，这是村民熟悉的建造环境，他们希望能像通常的那样，参与到自家宅子的建造过程中，提点儿意见。但很显然，在这个政府主导的整体规划项目中，设计图一旦确定——特别是还经过讨论程序的，这些意见就不太容易被采纳。
可要说服业主，也不容易，通常得借助外力。方炳鑫的儿子是个 2004 年搬去县城的生意人，他劝说这位 70 岁的老人说，“你就按照他们说的办。”大多数时候没有年轻的调解者，设计公司需要求助政府：“政府一旦强势的话，他们还是有所畏惧的。”
唯一一次失守是关于围墙高低的争论。尽管设计师努力解释“高宅深院”的传统，但村民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传统”从何而来。还有几户坚持要求把围墙降低了 60 公分，让它看起来更像欧式住宅门口的花园，也不那么挡光。
分歧并没有结束。在谈及项目的施工环节时，设计师批评说：“我们是很不满意的，工艺、做法，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单位人员在做。”他补充说，这还和建筑项目的“最低价中标”制度有关，最低价中标节省了预算，但无法保证好的施工效果。
在零星的几户村民搬入新居后，村支书推荐所有前来探访的人都去 61 号宅子里看看。这处住宅的内部装修也遵循传统风格，家具一律是仿红木的，现代感的大理石和电器则被统一为暗沉的色调，和建筑的外立面显得非常协调。而根据户主的说法，装修耗费了七八十万。
村支书认为这个代表挺好。在村委办公楼的公告栏里，写着村干部的首要任务——富民强村。
但宅子的主人抱怨说“然后就乱七八糟的人都来了”，他并不喜欢成为被村干部宣传的典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没什么好聊的。”上午，他刚刚接待了网络媒体和电视台。 午餐时他喝了点酒，趁着酒劲儿拒绝了几位驱车前来的记者。
时机
“老百姓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村支书许时新说。他不到 40 岁，身着西装，手戴机械表，头发上打了发蜡，坐在摆满了题字匾额的办公室里。
许时新在村里造新房之前，就明白这点。他负责江边和村子中心地带附近老房子的拆迁，并把它视为农村工作中最难的部分。在这之后，许时新向杭州市政府申请了“杭派民居”的试点项目和 1000 万元的项目拨款。因为村民们需要放弃自己造房子的权利，难度较以往又有增加。他得再次说服村民们放心地把造房子的事儿交给村政府，统一找设计师、统一施工。
现在，许时新把这些“杭派民居”的落成视为在任 3 年内做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此前，他参与了富春江沿岸的整治和垃圾污水治理，这些做法可能带来了一些江边野餐的游客，不过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
“杭派民居”的项目吸引来了各省市的政府官员和直属的上级官员，这是本质的不同。“各方领导去了，都会给钱的。就是各级资金去了。”设计师认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还是简明地指出了这一点。
涉足乡村建筑的设计师大多对此深有体会。如果村子已有了起色，私人资本会趋之若鹜，但在复兴的线索全无时，政府大概是最果断的金主。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澍。这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在杭州市的另一个郊县文村，重新设计了 24 栋村民的宅子。
王澍在不只一个场合强调，这个项目是他和文村所属的富阳区政府谈判得来的。他转述当时的谈判词说：“除非让我改造文村，不然我不接富阳三馆的设计。”“富阳三馆”（指富阳的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是个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占地面积 69 亩，耗费约 5 亿元人民币。
王澍不是乡建潮流中产生的设计师，他一开始就关心传统和当地性。一些人还认为，他在 2014 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间接推动了设计师把部分精力转移到乡村，因为奖项肯定了王澍对传统的珍视态度，而不是一味地鼓吹现代化。在文村，他使用了当地传统的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但这些材料结构和如今备受推崇的传统中式建筑毫不相干。
普利兹克建筑奖得奖建筑师王澍在文村设计的房子
很可能是出于对王澍影响力的考虑，文村也被列为杭州市一系列民居改建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但这个项目如今看来并不是一个人们乐于讲述的典型故事了，文村在此之后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力。东梓关村里一些人（也包括前来观摩的人）认为，这和文村极为不便的交通有关。另一些人认为，相比东梓关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墙顶，王澍的建筑“太实验性”了，它在审美上不够友好——不仅是村民，连城市里来的游客也无法产生共鸣。
这些看法某种程度上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很难把改变一个村子的期望完全寄托于某个建筑师或者某家设计公司——特别是那些实验性的做法，成功的几率太小了，连官员都不一定相信这件事。
常驻上海的建筑师刘宇扬在 2014 年和几位长三角颇有影响力的独立设计师一起发起了一个乡村设计计划，选址在浙江安吉市的鄣吴镇。时任的村政府官员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主动找到了刘宇扬，提供改造老街两旁的 8 处场所的机会，并接受了这些设计师合计的 300 万预算。
那是在乡建热潮的早期。设计师们发现了在做乡村项目时的自由度和低预算，可以跳出常规，试些新东西——刘宇扬的凉亭设计之后用在了上海城郊的一个项目中，另一位建筑师张佳晶则把古怪的圆形镂空装置用在了他在西岸美术馆的项目。
建筑设计师刘宇扬设计的凉亭，在上海城郊的一个项目中落成了
但设计师们同时也发现了政府官员的迟疑，他们更能理解像乌镇那样整体规划开发的模式，而对房子局部改造的持续影响力没有信心。那位罕见的热心设计的官员在六个月后任期结束，鄣吴项目最终没能成行。
如今，即便是再迟钝的设计公司和个人都意识到，因为持续不变的政策支持，进入乡村的时机愈发成熟了。中国社科院在去年 4 月发布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有半数人口不想搬去城市。但很难说，这是原因，还是结果。很显然，政府正在用简化公司注册手续、降低税收、为投资提供便利这些政策引导人们离开大城市。
对于这种和城市化反向而行的做法，一些人把它回溯到上一任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快速兴起的乡村新建筑是地方官员对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浪漫说法的解读，他在此前强调了“乡愁”。
“好主意”
许时新的做派确实显示，乡村官员对整件事的认知在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抱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对城市人来说，乡村最让人望而却步的就是艰苦，和美感的缺失。
“以杭派民居为契机，要把周边房子立面做好，也是门面工程。”许时新说。
他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上“美丽中国，设计先行”几个字，落款处是郁达夫。但就和中国大部分的名人（而非书法家）题字一样，这 8 个字是许时新从郁达夫的数篇书稿里拼凑出来的。作家郁达夫在 1932 年来过这里养病，写了一篇《东梓关》。
许时新打算借助建筑，发展村子的旅游业。从经济收益来考虑，没什么村子会只想要当天来回的游客——他们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消费。许时新在 2016 年的述职大会上说，他的新计划还包括在 2017 年修建第二期的新农居，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并引入商业投资，在富春江沿岸造几间餐厅和民宿。
去年 9 月，在这一片新居的外立面基本完工时，村里开始在紧挨着新居的南面造一座活动室，计划在今年夏天完工。活动室的设计方案还未完全确定，但会在墙面上使用 gad 最初设想里的鹅卵石。
建筑师们都会同意这种从整体上考虑的规划方案，认为这对激活乡村才是真正有效的。周六，刘宇扬向十多位香港大学建筑系学生介绍了三年前鄣吴村的项目，随后他对此表达了看法，认为这些整体的规划方案靠原住村民可能都完成不了。“同时也包括从农村离开，到都市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返乡的前乡村人……从小在都市长大的都市人。”
方炳鑫的孙子方一天符合规划者对城市年轻人的期许。2006 年，他和大部分东梓关的离乡者一样，搬到了“富阳街上”，过年时才回乡。不过，因为东梓关的新房子最近在网络上成了爆款，朋友们总在问“这不是你们家吗” ，方一天把微信朋友圈的封面照换成了一幅新房子的轮廓图。
几天前，方一天在村里接受了浙江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他承认自己有在考虑回到村子里发展。这位 21 岁的年轻人后来对我们解释说，这不是面对摄像机临时应对的假话，他确实和父亲认真地商量过这件事，游客会逐年增多，开家小店会是个好主意。 村书记许时新说，今年过年返乡时，也有年轻人激动地看着村里的新房子和他说过类似的话，“书记，有没有好的地方？我们想回来创业”。
许时新也是年轻时早早离开村子的那类人。他在 1999 年去了义乌，起先是厨师，后来做起富阳传统的纸张生意。2008 年回村子时，他知道“回来了肯定就出不出去了”。许时新入了党，选上村委，并同时在富阳区和东梓关置办了房子，还经营着一家砂石建材厂。他强调说，尽管村里大兴土木，他的公司绝不参与其中。
但即便规划详尽，也随时可能因为不可抗力发生改变。许时新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向杭州市政府申请到二期民居的补助，他又递交了全国历史文化古村落和全国文明村的申请。“这不是一点钱的事，是很多钱的事。”许时新说，这是他在考虑后续项目时最担心的。
已改好的新居，村民们入迁的速度也比预期的要慢。如果在今年没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入住，游客们也会对此生出怀疑，村民们究竟为何不愿意住进这些漂亮的房子？
没人给出一个简洁的说法。2016 年年底，富阳区新上任的区委书记朱党其在东梓关和许时新提了个颇为激进的建议，“统一叫我们村里把它们收回做民宿”。
民居和民宿的概念就此混在了一起。政府似乎也有这个意思，在一份名为《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的政府报告中，富阳区被划分为做“杭派民居”，同时走“精品路线”。“精品”是酒店行业、特别是民宿业中的常用语。
“这个是不现实的。”许时新在接受采访时说，“老百姓拆掉了之后，肯定要有住的地方，不可能自己住的地方给人家的呀。”但他未必向区政府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可要是政府真打算在这些民居里试点民宿的话，大概并不是什么难事。 除去让村民“有所畏惧”的权威，一些村民们也确实已经困扰于房间闲置的问题。新房子大多设计了 4- 5 个卧室，这符合人们对乡村几世同堂的想象。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少数家庭才会出现，进城务工以及随之带来的变故已经彻底改变了农村家庭结构，即便是在年节，这些房间也不一定会住满。
村民们也很快地接受了新观念，意识到这些房子可能蕴藏不菲的价值。几位已经入住的村民们说，虽然起初觉得这些新房子不好看，但参观的人多起来了，而且都说好，他们现在觉得“看看还不错”。
许时新称，他在考虑向部分村民征租，“一个区块，做个民宿，搞个十幢，八幢七幢”。 但他看起来并不确定是否准备好谈论详细的民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