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一些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 虽被禁止出版 但其依然继续写
这年冬天，托尔斯泰去访问了莫斯科穷人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和亚亚宾免费宿夜的贫民。看到这些衣着破烂、忍饥受冻、叫苦连天的悲惨贫民，他惊讶、他愤慨、他羞愧。在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施舍出去之后，逃离似的，嘴里痛苦地说着：“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作家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十分之一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1882年初，莫斯科进行居民人口调查，托尔斯泰向人口普查主管人提出申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
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1882年1月23日，莫斯科进行了人口调查，在此之前，托尔斯泰写了《论莫斯科人口调查》，认为除了人口调查外还有一个慈善目的。根据托尔斯泰的请求，他被派往调查织工区的一个地段，那是最穷的地方。他发现，一切都不在他想象之中。他看到一个龌龊又拥挤的地方，形形色色的、所有这些他想施之于恩的人，但令他尴尬的是，在这个地方，他竟然没有找到一个他想施之于恩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那些穷困的人，在托尔斯泰的预料中，是那些只要给了钱，就能使他们从不幸中变得幸福的人，这里并没有。托尔斯泰说：“他们的不幸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他们本身。”要帮助这些人，只有依靠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而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自己就要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观，并且生活的与世界观相一致，可我的世界观却和他们的一样，我的生活也与这种他们不再不幸，一定要加以改变的世界观相一致。”这次调查几乎可以说是失败的，他自己觉得像一个医生，带着药来看望病人，既揭开了病人的溃疡，触痛了它，又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枉费心机，他的药对病人不适用。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室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他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1881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到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在这篇文章里，他描绘了贫苦人生活的悲惨情景，也刻画了富有人寻欢作乐的情形。他认为城市的贫困比乡下的贫困更加厉害、更加严酷。而赤贫现象集中在城市，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一土地。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之所以流入城市，是因为城里的富人需要奴仆。那么，面对这样可怕的贫富悬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开出的药方是：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度，只有使人们都拒绝他人的奴役，放弃私有财产，而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才不会使劳动者变成穷人。
托尔斯泰在这篇宣言性的文章里，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法学以及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书的结尾，热烈赞扬了母亲，将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是的，妇女——母亲，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有希望成为世界的救星。”另外，他在一篇名为《教会种学批判》的文章中，对教会的“神圣”教条，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样一来，他就引起了教会和政府当权者们的强烈仇恨，因此惹祸上身。
1882年9月11日，内政大臣通知各省省长，注意托尔斯泰伯爵，在同分离派关系上的“有害活动”。同年同月，莫斯科警察局长命令，派特务对托尔斯泰秘密监视。同年12月中旬，托尔斯泰被选为克拉皮文县贵族长，他却写信给图拉贵族长拒绝担任此职。因为他厌恶当局和贵族，决定与之决裂。特务们还向上级报告说，托尔斯泰曾在一个农民家里举行集会，竭力向人们灌输平等思想，还主张一切都要彼此平分。还报告说，农民从他谈话中，看得出他是否定政府和政权的。因此，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得出结论：托尔斯泰不是个分离派，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1883年9月末，托尔斯泰拒绝履行法庭陪审员的职务。为此，内政大臣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专门递上奏折，请求对托尔斯泰进行无条件的严厉谴责，以防止引起混乱。因此，政府当局就想方设法对托尔斯泰进行压制和迫害，出书受到严格审查，一些揭露黑暗现实和教会的文章，都不断被禁止出版。但托尔斯泰依然故我，不为所动，继续写。他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一些人遭受深重的苦难，是由于“私有”造成的。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一个反动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专制制度。”